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纪1979年末开始，实施严厉的一胎化政策，全国上下强制堕胎，强制结扎，超生罚款，给亿万中国人特别是妇女，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曾一度声称，一胎化政策使中国少生了4亿人。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八大五中全会作出决议：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2016年一月，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了近36年的一胎化政策终于成为历史。

但历史的恶果已然形成：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劳动人口下降，男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光棍危机凸显，不一而足。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人数不升反降，反映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较低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靳永爱的署名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中国城市女性不愿多生二孩？

文章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生育决策影响机制研究》团队分别于2016年和2017年在全国开展了全面二孩政策后的生育意愿调查。2017年的结果显示，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女性比例仅为26%。

分析为什么中国城市女性不愿多生二孩，靳永爱的文章提出了几大原因。一是生不起且没人照料。据调查，在不想生二孩的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经济条件不允许”。而“没人帮忙照顾孩子”则是影响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现阶段中国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照料孩子的压力完全由家庭承担，目前的主流养育模式是由父母帮忙照顾，在调查城市的已育一孩女性中，有超过70%的父母帮助照顾过第一个孩子。在父母无法提供支持的家庭，照料孩子的压力也成为影响生育的限制性因素。当然，现代女性也更注重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工作压力大”、“生育会影响职业发展”等也是调查中女性常提到的不生二孩的因素。

记者首先采访到目前在中国的关注妇女问题的80后滑瑞女士，她说，现在城市妇女生育意愿低，有性别平等的问题，也有养育成本高的问题。现在不仅是城市，即使农村的年轻人结婚也晚，还有选择不结婚的，她的姐姐也是只有一个孩子。她说，这些人不愿意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多年的一胎化政策改变了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

“中国从上个世纪80、90年代以来，开始宣传计划生育，给人们灌输的是生孩子是一种负担，人是一种负担。尤其是现在80后的年轻人，如果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的话，既要养孩子，又要养多位老人，那他们肯定就不愿意生。”

其实，滑瑞女士说，中共是用自己的方式，断了自己的后路，以往是中共不让这一代人生，现在，又让他们去生。但中共已经把人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变成这个样子，再去改变很难：

“比如我从小被教导的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一定要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我作为89后，有切身体会。”

记者询问滑瑞，作为80后，她在生育问题上有什么打算呢？她表示：

“我本人没有孩子，最近和我丈夫在讨论要孩子的问题。我觉得我吃的食品和呼吸的空气质量都不好，让人不放心，我为什么还要让自己的孩子处在这种环境下呢？将来也是只要一个就行了，现在我们还在纠结，这是由国内的生存环境决定的。另外考虑到自己的经济状况和感情投入，可能会比较辛苦，这样的话就要一个。”

而且，在男女平权等方面，滑瑞女士认为，中国做得也不好。她说，她有朋友去应聘时，就被问想不想要二胎。如果你说要，你会在人力资源市场处于一个不利地位，这也使中国的社会更加男权化。她说，以往女性是家庭主妇，现代女性则是既要主内，还要象男人那样出去工作，养家糊口，这也是女性不愿意生二胎的原因：

“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有些人被迫放弃工作。即便你不放弃，一般男性回家后什么都不干，而女性下班后还要照顾孩子和老人，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我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每次看到这样的情况，确实很痛心。”

英国《金融时报》刊登的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靳永爱的文章提到，21世纪初，澳大利亚的一位学者彼得-麦当劳（Peter McDonald）就提出，生育率的下降与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相关，他将性别平等分为外部性别平等（市场机构的性别平等）和内部性别平等（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随着社会发展，外部性别平等水平在上升，比如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劳动参与率提升、收入提高、在工作中与男性同等竞争；而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并未适应外部市场这种性别角色的变化，导致家庭内部平等仍然处于不平等状态，“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演变成了女性既需要“主外”又需要“主内”的局面，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照料子女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困境，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非常高，为了调和这样的矛盾，女性的生育意愿降低，生育孩子数量减少。于是，低生育率就出现了。

滑瑞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育离不开女性。她说，当年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女婴被杀被弃，造成男女出生比例的严重失衡，这也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生育率上不去的一个原因。在农村，男性找不到配偶的现象非常普遍。她问到，如果人们连配偶都找不到，又怎能生育呢？

此外，滑瑞女士认为，现在毕竟中国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她们的话语权也会有提高，为了事业选择不生，也是生育率不能提高的原因。而且即使女性为了生孩子放弃工作，男性压力也会增大，因为家里少了一份收入，所以丈夫一般会尊重妻子不愿意生的意愿。如果生了二胎，一两年内生活开支会很高，家里再减少一份收入，这样压力会非常大。

中国妇女权益活动人士冯媛女士在接受采访时也就此谈了她的看法：

“如果我们不只是看出生人数或出生率，而是真的去了解女性的生育意愿的话，现在确实蛮多元化的。当然，大部分女性还是愿意生育，但可能不愿多生，比如很多人已经接受只生一个的观念。如果多生，经济上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现在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投入，远远超出人们想象。”

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冯媛女士说，现在中国的一般家庭靠一个人的收入不能养活全家，女性一般都会出外工作，但大部分的家务仍然由女性承担。比如官方所做的有关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数据显示，虽然90%的男性表示愿意主动承担家务，但是70%的家务都是女性在承担。而如果女性还要出外工作，她的生育意愿肯定会受到抑制。

此外，冯媛女士说，现在大部分人传宗接代的意识也没有以往那么强，这也是生育意愿不高的原因。她接着说：

“我刚才也提到生育意愿多元化，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女性出于各种原因，在适婚年龄还没有结婚，她们或者没有合适的婚姻对象，或者不想结婚，或者是同性恋而无法有法律认可的婚姻等等，但她们仍然希望不结婚的女性也可以有生育权。但目前我们的政策，只把生育权给了已婚女性。所以，在很多女性并不那么愿意生二胎的情况下，一部分没有结婚的女性却想生而不能生，因为法律和政策不予以她们这样的权利。”

冯媛女士说，政府在两年前全面放开二孩，它肯定是从人口控制的这个角度来把握人口政策的。过去中国长期进行计划生育，是政府担心国家养不活那么多人，国家资源不够。现在人们已经看到，未来不是人口过多，而是劳动年龄人口不足。冯媛女士说，其实知识界和学界做政策研究的人，早就在呼吁放开对计划生育的控制，可是政府的担心仍然挥之不去，所以政府的放开是姗姗来迟。

那么，中国是否到了与世界接轨，全面放开由公民自主生育的时候了呢？冯媛女士对此表示：

“其实联合国关于人口和发展方面的国际共识是生育意愿，应该由妇女说了算，比如生不生，生多少。很多国家希望有对策来调节生育，鼓励或者压抑，这在很多国家都多见。但是象中国这样用严厉的政策和惩处来控制人口，是绝无仅有的。不管是从中国人口发展的现实，还是从尊重育龄妇女意愿的角度来说，其实都应该放开控制，由夫妇或者妇女来决定，包括没有结婚但是想生育的妇女，都应当有这个权利。”

当被问到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政府在鼓励女性生育方面可以做什么，冯媛女士说：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真的想鼓励生育，只需要做到两点，虽然现在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做到。第一，是实行全面的性别平等，男女共担家庭责任，家务和育儿，照料老人。这样，生育对女性的影响就不像现在这么大，因为现在的女性除了要十月怀胎，分娩哺乳外，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也在女性。所以，只要在性别平等上有所促进，生育就不是一个影响妇女发展的大的因素。”

第二，冯媛女士认为，国家要更好地承担起儿童托幼，养育和教育的责任：

“因为生孩子主要还是为社会生，现在很少是为了家庭的传宗接代而生。但是为社会生养孩子的责任，现在主要还是落在家庭身上，尤其是妇女身上，包括生孩子的母亲，照料孩子的祖母和外祖母。政府要帮助发展建立3岁以前儿童的托幼系统，并鼓励民办，同时要进行质量监督。”

另外，还要改变教育制度，冯媛女士说，现在教育制度给孩子的压力这么大，也转嫁给父母，尤其是母亲，母亲在指导孩子学业方面很花时间。一个家庭，如果父母不辅导孩子的话，孩子的学习就无法跟上。她说，这么大的压力，确实会使生育率和人们的生育意愿受到抑制。

我们还采访到了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人口学家，《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先生。他表示，中国不仅是城市妇女生育意愿低，农村也一样低：

“因为2015年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05，是全世界最低的。到2016年二孩政策时，国家计生委预计2015年是1.8到2.4。2017年是全面二孩出生高峰年份，但也只有1.25。2012到2014年，计生委预测全面二孩生育率会达到4.4到4.5，但现在看来只有1.2。”

这意味着，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已经被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改变。事实上，易富贤先生说，不但妇女不愿意生孩子，男人也不愿意养孩子。许多人不愿意生二胎，甚至第一个孩子也不愿意爸爸妈妈生弟弟妹妹。他认为，中国几十年的经济模式，都是围绕着一胎家庭来进行规划的，即便现在允许生二胎，经济模式也很难改变，成为惯性的延续：

“比如中国的高房价，高生活成本，老百姓根本养不起小孩。一方面不愿意生，认为一个小孩就够了，这个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了，另一方面是养不起。欧美国家托儿机构在城市比较发达，也比较安全。中国以前是由父母带，现在中国基本城市化了，父母在老家，来也不方便，而要在城市找人带孩子很难，因为中国没有配套的托儿机构，缺乏家庭托儿所，而且父母也不信任让被人带孩子，整个社会信用成问题。”

此外，易富贤先生指出，台湾和韩国生育率也低，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低一些，在家里可以带孩子。而中国由于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中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在世界罕见地高，中国妇女忙里又忙外，生孩子成为很大压力。而且，易富贤先生说，中国一直把生育当成负面，而把财富作为衡量成就的标准。所以在中国，评价一个女性成功的标准是挣多少钱，他说，这种观念和社会心态还是没有改变。

而从全球来看，易富贤先生说，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远远低于男性，这样可以有时间带孩子：

“上班时间少一点，可以兼顾家庭。在全世界，女性自杀率远比男性低，男性自杀是女性的3.7倍，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男性的自杀率也比女性高。中国是全球唯一实施一胎化政策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妇女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非常大。”

易富贤先生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现在实行全面二孩，而没有整个社会配套的改革，光调整人口政策，生育率不可能提高。

易富贤先生撰写的《大国空巢》（全名为《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是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专著。在《大国空巢》中，易富贤先生打了个比喻，他说，中国人现在的生育观念就如同一个跳蚤，把跳蚤放在桌面上，你一拍，它可以跳得很高，其高度能达到身体的100倍。但如果你把跳蚤放在一个玻璃瓶里，你再拍一下，跳蚤就跳到玻璃瓶的顶部。你再把它放在桌面上，再拍，它就不跳了，因为它已经习惯跳不高了：

“这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一个道理。另外，比如马戏团，大象被驯服后，已经习惯不跑了，即使身后有大火，它宁愿被烧死也不跑了。中国的生育政策也是这样，以前农民超生，被拼命压制和罚款。现在农民已经习惯了，你想再放开，他不愿意生了，和马戏团的大象一样。”

那么，中国人口问题到底有多严重？给社会带来了哪些危机？中国政府在实施了近36年的一胎化政策后，全面放开了生育二孩政策，又是如何考虑的？易富贤先生对此表示：

“中国人口政策除了决策的重大失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口学者的学术腐败。从人口政策来说，这种学术腐败甚至比决策腐败还要严重，中国人口学家一次又一次地错误预测，来误导中国的人口决策。比如认为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会出现人口过多，然后中国才实施计划生育。”

易富贤先生指出，中国现在人口危机的现状是，6.8个劳动力养一个65岁的老人。中国目前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老人享受社会保险，由全国9亿劳动力提供社保，社保基金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而到2030年，中国大概只有3.6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到2060年，只有1.2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也就是说，中国将有3、4亿老人老无所养。”

易富贤先生说，现在中国有很多妇女不生孩子，认为妇女50多岁就可以退休了，以后靠社保，没有问题。易富贤先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今后妇女的退休年龄会不断推迟，中国会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晚的国家，因为中国今后将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我们的生育率从2000年以来比日本和欧洲还要低。所以中国计划生育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妇女，因为妇女寿命一般比男性长6、7岁，退休后再领不上养老金，加上疾病，再没有孩子，妇女会非常凄惨。”

一胎化政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男女出生性别比的严重失衡。易富贤先生说，正常的男女出生性别比应该是102到107比100，而中国现在是大约120比100，中国今后将有约4000万光棍找不到老婆，导致光棍危机：

“这一方面导致妇女不安全，因为很多光棍虎视眈眈，社会不安全，女孩子晚上不敢出门。另外还会导致中国的信用卡和银行贷款的借贷危机。比如在美国，如果你结婚了，你的汽车保险就会低一些，有小孩会更低，因为你是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一般也不会酗酒开车，你会考虑社会责任。如果没有结婚，保险费就会很高，因为你没有牵挂。”

易富贤先生说，很多人以为，中国的光棍危机是因为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事实上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污蔑。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象现在这样重男轻女，中国传统是重男不轻女，对女孩还是比较关爱的。比如中国汉字“好’的写法，就是例证。他接着列举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为例说，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文化的传承，但由于没有实行一胎化政策，性别比就相对平衡，目前大约是107比100，比平均水平稍高一点，但没有象中国这样高。易富贤先生接着说：

“在中国，人们生第一个小孩时愿意生男孩，第二个愿意要女孩，一儿一女。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从1941年到2011年所进行的70年的调查显示，如果只有一个孩子，40%的人愿意生男孩，20%的人愿意生女孩，美国男人54%愿意要男孩，只有19%愿意要女孩，但美国没有性别比失衡。中国的问题在于一胎化政策，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其次，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对生命的伦理底线已经丧失，堕胎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没有对生命的尊重，也没有道德的压力，认为政府可以强制人们堕胎，个人也可以。而且正是由于中国政府鼓励堕胎，所以导致中国出现选择性堕胎现象。”

在易富贤先生看来，中国今后要鼓励生育，任务很艰巨。他说，首先，人是有权利和尊严的，要改变人口是负担的观念，把人当人看，把人当作财富来看待；其次，要创造条件，降低养育成本，在房价，教育和医疗成本方面要大刀阔斧地改革，而改革难度会比1979年改革开放的难度还要大。第三，易富贤先生表示，政府要对建立幼儿园作投入，同时改变城市规划。他说，中国现在城市密度太高，不利于生育。易富贤先生说，现在中国的城市都是围绕一孩家庭规划的。

今年3月13日，中国国务院提请审议机构改革方案议案，其中包括：不再保留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改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3月22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发〔2018〕6号），设立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易富贤先生预计，中国在2018年会彻底废除计划生育：

“今年是中国的关键一年。中国在1981年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但是到2018年3月13日，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计生委已经被撤销，这是一个重大转折。我预计，中国在2018年会彻底废除计划生育。现在地方计生委虽然还有，但随着机构改革，地方计生委也很快会被撤除。”

易富贤先生说，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地方在拼命地抓计划生育罚款，因为他们知道，他们马上就要被解散，今后将不再有权利和机会了。

易富贤先生说，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

来源：自由亚洲

2018-0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