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木）最近大陆欲取消城乡户口差别，媒体热炒一篇题为《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的在职博士论文，齐赞它为中国的户籍改革提供了真知灼见。论文作者当时任福建省长，1998至2002在清华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刚好同期，我也在同一所大学同一个学院同样的专业全职读博士，当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认识。有媒体采访我对这篇博士论文的看法，我在中国是做学问的，哪有什么看法。就像前不久在大陆，接连有律师由于寻衅滋事罪被抓，有教授说“我是研究法律的，哪懂得什么是寻衅滋事罪”。
　　
1949年后，知识分子一直是被改造批斗的对象，文革时更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停课闹革命。邓小平上台后恢复高考，提出“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选拔人才强调知识化、年轻化。知识重获重视，反映在形式上就是人人想法弄文凭，特别是领导干部，有了好文凭，更容易被提拔。
　　
于是，众多官员80年代想方设法弄本科文凭，90年代水涨船高，不择手段弄硕士文凭，到了21世纪，就堂而皇之地是博士文凭了。当然也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现任主席和总理，两位名校的在职博士，认真学习，学以致用，对纠正官员们求姿势而不是求知识的不良风气，起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不说现任官员的博士文凭，说说落马官员的情况吧。据媒体统计，十八大以来，副厅(局)级以上落马官员超过60人。其中，博士学历官员至少12人，约占落马官员的五分之一。这其中出名的就有国家能源局长刘铁男、南京市长季建业、云南副省长沈培平，当然还有此前的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刚刚被查处的天津公安局长武长顺，等等。
　　
政协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校校长孟学农在今年两会期间说：“好多贪官都是博士。我抨击不学无术、注水的博士。真想建议中组部把这些博士招来重考一下。”
　　
官员博士多，其实没什么奇怪的，国外也有许多博士官员。以美国为例，奥巴马是哈佛的法学博士，克林顿夫妇都是耶鲁的法学博士。很多高官也都是博士，著名的就有国务卿赖斯、奥尔布赖特、基辛格等。
　　
但和中国的情况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奥巴马和克林顿在从政前，就全日制学习拿到博士学位。其他人也是在当官以前，全职攻读博士学位，并且长期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后来才被招至政府。
　　
比如基辛格，1969年进入尼克松政府之前，已在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留校任教18年，从助教一直干到教授。其研究的“均势外交”理论，受到尼克松重视，就此拜将入相，形成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制衡的战略政策。奥尔布赖特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后，长期在乔治敦大学任国际事务教授，后被克林顿招至帐下，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国务卿。小布什时期的国务卿赖斯，获得丹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后，长期在斯坦福大学执教，并任教务长。
　　
这些人卸任后，多数又重回大学、研究机构或智库工作。
　　
和中国比起来，最重要的区别是：好像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有谁边当官，边在职读博士。
　　
在西方，对公众人物的学位来历、论文抄袭有苛刻的要求，不管是竞选时还是上台后，媒体、公众、政党都在监督。人们可以放过克林顿的“拉链门”，但如果学位有一点问题，一定不会放过。一个官员连最基本的学位都敢造假，还有什么能让人相信呢？2012年，匈牙利总统施密特因早年的博士论文抄袭，被迫辞职；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因论文抄袭被迫下台。
　　
而中国的博士官员呢？恐怕绝大多数人都是后学历，一边当官，一边搞博士学位。比如季建业，任江苏高官时，在省内的高校获得博士学位，论文由别人代笔而且是抄袭，还没有参加答辩。后来又以课题赞助的形式，成为京城某名校的博士后研究员。季落马以后被曝光其博士后出站报告，也是别人代笔。
　　
最有意思的是云南副省长沈培平，保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科毕业后，随着官运亨通，先在党校函授学院获得在职研究生学历，后在京城某名校自然地理专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5个月后获聘该校兼职教授。从文科到理科，从专科到博士，从官员到教授，专业任其转换，学位唾手可得，官学两道通吃。要不是贪腐落马，公众还不知道此人之奇。
　　
其实也不奇怪，沈此前在担任普洱市委书记期间，该市就与其博士就读的学校合作成立了普洱茶研究院，沈亲任院长。他被调查后，学校方面虽免去其院长职务，但免不去人们对官学利益交换的猜疑。
　　
假作真时真亦假。假币多了，人们拿到真币也会怀疑。骗子多了，碰到好人也不相信。假博士多了，真博士就会被污名化，社会对博士的总体评价在降低。
　　
边做官，边拿博士。拿到博士，不去做专业领域的事，却继续做官，做更大的官。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来源： 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