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剩女”话题引发世界关注。但美国最新出版的《剩女的独白》并未深究这个标签的源由和误导。

几个月前我开始读诺顿出版社寄给我的《剩女的独白》版前雏形书，说实话看得我很沮丧。我可以想象这本书在二月出版的时候，少不了为中国的国际形象“抹黑”。

我看得这么难过：如果这本书所描述的现象代表了大多数中国女性的经历，我不晓得我是为中国的社会现况而感到难过？还是为外国人将透过这个滤镜来理解中国而难过？

诺顿在英语世界里是一线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诺贝尔奖、普利策奖得主、畅销书作家的著作，在大学教科书（特别是文科）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因此，由诺顿为这样的书背书，自然会有预期的影响力。

“Leftover Women”——“剩女”

其实，近年来中国的“剩女”现象，已经在国外广为流传。“剩女”一词甚至有了专属的英文版维基百科词条。

我在谷歌搜索趋势分析里打入了“leftover women”——“剩女”的通用英译。从2004年到现在，大约在2012年开始有固定的关注，而在2016年4月窜到极高峰，这个高峰是由于当时西方主流媒体，包括英国广播公司、财富杂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都报道了护肤品牌SK-II企图粉碎“剩女”神话的广告。

然而《剩女的独白》聚焦在背负着“剩女”标签的女性，不但贬低中国的女性（表面上是为她们叫屈，却把她门描述成父权社会下的“玩偶”），也让人对于中国的男性摇头。因为如果真的照书上的内容来说，女性的地位不能提高，表示男性一则是把她们当宠物，二则就是把她们当玩物。

这本书重复了一个刻板印象：好男人的稀缺。

这本书也让人对中国大陆的父母非常失望，因为他们经过了这么久的社会的变迁，很多自己自受其害，但是为什么照样重男轻女，基本上是对于女性采取双重标准的态度。

在《剩女的告白》出版前，洪理达的《剩女时代》（2014）算是英语系中讨论这个话题的“经典”。在亚马逊的英文网站，洪理达写道：

“我非常不安地发现，这本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自己的书《剩女时代：中国性别不平等的回归》，我的书在四年前发表，这本书却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甚至没有注脚。参考书目引用了其他30多位作者的著述，但我是第一位在英语世界中首先大量写下‘剩女’现象含义的人，一直追溯到2011年在《女性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国大陆剩女’，和2012年我在《纽约时报》发布的‘中国大陆的剩女’。这是知识产权剽窃。”

许多读者也反映这本书基本上是“抄袭”了洪理达的理论架构。但是在此不久后，亚马逊出现了一批力挺《剩女的告白》的粉丝，很多是从作者罗思安•雷克（Roseann Lake；一称玫瑰）在纽约猛烈展开的“路演”而注意到这本书。我也注意到，书尾长达30条的相关引用书目不但省略了《剩女时代》，也丝毫未提及罗爱萍、王蜂、江宇在2015年出版的《中国剩女调查》（该书引用了洪理达的部分研究数据）。

雷克目前在纽约为《经济学人》报道古巴新闻。之前在北京担任自由撰稿记者、兼任蓝海电视台主持人的5年期间，雷克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剩女”朋友，这些女友各种被催婚、被迫相亲的故事成为这本书的主干。

如果雷克认为她的书是基于自己的“田野调查”和“私访”，因此不需要遵循学术界的规则，显然很多人不以为然。单面地集中描述一个现象级的“剩女焦虑”，并且用之来透视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否免不了造成某种程度上的扭曲？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有“阴谋论”。关于剩女的阴谋论是：中国当代由于一胎化的政策，造成许多偏爱生男的家庭残杀女婴，从而形成男性过剩的现象。煽动剩女的焦虑是为了解决剩男的问题，因为中国真正的社会问题是剩男，这些女性如果不结婚的话，剩男的问题就将更为严重。

这就是洪理达的《剩女时代》里的主要论点：“剩女”这个名词的诞生，其实是由于政治上的考虑用来解决“剩男”的问题。然而《剩女的独白》里所描绘的中国社会，虽然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得习以为常，我认为要对剩女现象做更全面的观照，应该看《中国剩女调查》的研究，探讨各方势力如何挂钩，包括商业利益、政治因素、媒体“消费”剩女焦虑来达成它们各自的目的。

《剩女的独白》的结论是：

“如果中国继续坚持既定的性别角色，并允许传统压制其年轻女性的专业和经济潜力，它将停滞不前。高成就的中国女性将会寻找更开放的外国丈夫。在海外留学后，她们会更坚决地在国外寻找工作机会，加入海外华人的行列，而不是回到中国（许多女性中国学生为了离父母近些通常如此选择），从而导致国内人才储备大量流失，这将导致中国失去在成为更加民主、和真正发达社会道路上所获得的宝贵基础。

“最终，中国‘剩女’的故事是描绘全球女性生活的马赛克，公然提醒人们，即使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仍然存在对某些年龄段未婚女性的病态审查。任何国家忽视对职业、财务和生育能力这三项基本自由的回报价值，以及未能认识到追求更充实生活、职业和伴侣关系的女性，所带来的前瞻性和改革性价值，都将面临着不但成为‘剩余’，还有‘落后’的危险。”

这个结论，我想很多具有自我实现意识的新女性应该可以认同。问题的关键是，书里的世界到底有多少普遍性？中国的女性是否仍然生活在表面上意气风发、拥抱无限可能的前景，但是同时却背着强大的心理包袱？也就是说，这本书里呈现的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塑造了“生活在新时代的旧女性”，因为她们周围的男性比她们还旧？

尤其在缺乏数据佐证的情况下，《剩女的独白》很容易造成以偏概全的印象。但是它也可能说明了中国的女性在一方面可能已经是能够撑起半边天，一方面却仍然面对社会的双重标准，不断提醒如果在“保质期”间没有找到婚姻的“掩护”，她们就会被视为“不完整”，这里面的落差应该使压力更为尖锐。

试想一个雇主，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如果在他们的想象中的中国女性，是满脑子想要傍大款，或是投入在所有求学、事业的精力，都是为了找个好老公，把自己嫁出去，他们如何愿意在女性身上投资？给予她们更好的机会？

而中国这么多“白手起家”的女富豪，又是从哪里来？

有人认为《欢乐颂》其实是“剩女颂”，纽约可以有《欲望都市》，凭什么上海不能有《欢乐颂》？我想这里面最大的差别是：《欲望都市》里，女士年纪已经超过30岁，并且闯荡过“江湖”；《欢乐颂》所体现的‘剩女’的焦虑似乎在中国更早被点燃。

片面的“剩女”直播

乍看之下，《剩女的独白》真像一部外销的中国现象肥皂剧。既然是一种外销的肥皂剧，其中自然充斥了让人目不暇接的人物历险。这里面的女角诸如：

一位北京的公关圣手，30岁。在一个高档俱乐部策划了一场跨年晚会，她穿着火红的丝裙，像个蝴蝶一样周旋在派对的人群之间。这个活动的成功对她而言是事业的里程碑，但是她约会的对象却认为她“不安全”。

作者的中文家教是一个来自哈尔滨的女孩儿。她春节回家的时候有两个选择：尽管她的经济能力可以负担坐飞机，但是她宁愿搭火车，这样到了哈尔滨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她的姐妹必须要开车越过结冰的道路来接她，但是这样她就可以避开邻居审视的眼睛，以及对于私人问题的迫切询问。

靠着被男人包养而打下经济基础的艾维，认为中国的男人生活在一个童话的世界里面，他们心中的理想对象必须是：1.美丽；2.溺爱（老公）、有贤妻范儿；3.勤奋；4.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剩女的独白》里，当然也少不了颜色鲜艳的男角：

一个专门追查婚外情的私家侦探，绰号为“二奶杀手”。他在过去21年间靠这行赚了很多钱，比有些客户开更好的车。他甚至上了上海的电视台公开宣布退休。“二奶杀手”认为，在中国大多数的私家侦探，都集中在追杀“二奶“这一垂直领域。

一名35岁的中国投资银行家说：“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婆就像平淡无味的酸奶酪一样，以便我们可以随意为之调味。”

Dr. X，一个年近50、曾经在政府单位就职的“花花公子”，穿着蓝白色格子背心西装，西装口袋放着一个方丝巾。在他的眼里，当代的中国充满被男人包养的女人。这些女人已经拥有所有的“配饰”，包括车子、珠宝和洋房，因此物质并不是她们追求的目的。她们所追求的是人脉和资本。

根据Dr. X的估计，80%的中国创业女性是靠当人的情妇而取得资金来源。我问了将近十个国内的男性朋友，其中很多从事早期初创公司投资。有位深圳风投手认为这本书是“垃圾”，而其他男性朋友的看法不一。

一位资深的男性媒体人认为，Dr. X的数据虽然过于夸张，但是描述了另一种社会现实。有许多女性创业的资金来源，是因为“二代”的身份，不论是军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或创二代，她们都有现成的资源，严格说来不算是真正的“白手起家”。

再继续看《剩女的独白》里的“恐怖故事”：

为了平息老家殷切的父母亲友，有些女性选择了返乡探亲时采用“租男友”的服务。雷克说她到淘宝网上面打一个“租”字，首先跳出来的自动选项是：“女友、男友、车、情人、女友服务、婚礼服装”。但是我到淘宝网去打“租”的时候，得到的是“租屋收纳、租房书桌、租礼服公司年会、租房必备的简易家具、租皮鞋男。”

在中国，“女博士”被认为是“第三性”。受过耶鲁教育的玛瑞莎的母亲叮咛她不要让她的自信和成就吓倒男性，当她拒绝一个男性的时候，必须要像下雨一样同时给他诸多的赞美。

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女性就像在展示厅卖的车子一样，一到30岁就掉价；嗯，如果她还有个硕士学位，她就变成需要清仓的库存货。

这本书的主题是“剩女”，自然它的女角们和作者的互动也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严格说来只能代表中国社会的一个层面，但是从读者体验来看，很难不把这些故事看成中国当代社会的“直播”。

在这个大叙述里，即使中国女性已经在高等教育上出类拔萃，她们仍然在就业市场上和择偶过程中无法与男性平起平坐。雷克写道：“中国的‘剩女’是一批受过教育的女性，在与男性比肩、甚至超前的数量进入白领工作，成为中国崛起和发展的最终关键。她们传播了如此巨大的文化转变，不仅定义了当代中国，而且也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全球范围最大的人口流动。”

世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经历过同样的历程。从1981年以来，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性，就是毕业就业市场的主力，但是一直到2014年，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女性才与教育程度略逊的女性有同样结婚和生育的机率。

《剩女的独白》探讨中国日益增多的职场白领女性未婚的现象，书中指出这些白领女性越来越难找到老公，但是在农村与乡下的省份越来越多的男性也找不到结婚的对象，预计2020年中国将会有3千万多的光棍男性。

这本新书在二月底公开发行，时机正好撞上了中国的春节，书一开始讲的就是“剩女”焦虑在中国春节期间特别突出，因为这是离开家乡在大城市里就业的女性回家省亲的时候，许多父母特别希望女儿能在春节宣布结婚。

即使在外地女儿已经是一个成功的职业女性，当她带着礼物回到家时，面对的却是父母要求相亲，以及亲友和邻居无尽的试探和游说。

“剩女”焦虑的源头

中国有六亿五千万女性，构成世界上最大的女性群体，这其中有着最高比例白手起家的女富豪（根据2017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十亿美金女富豪榜，64%女富豪来自中国），女性占了63%的中国GMAT考生，攻读MBA和EMBA学位的女性逐年增加。但是婚姻似乎仍然是女性“封顶”的紧箍咒。

根据中国妇女联合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3万受访的男性中，90%以上的人认为女性应于27岁前结婚，以免成为“没人要的”。这部分可能是出于对女性黄金育龄阶段的执念，但雷克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男性对年轻和外貌的看重，虽然他们并非世界上唯一持此观点的群体，但仍不可原谅。“一个35岁的中国男性CFO更可能追求一个19岁的萝莉，而非同年龄段的女性领导层。因为他能这么做，他成功有钱，选择很多。中国的离婚男人可以继续风流，而离婚女人被当成‘二手货’，与男性CFO同级别的女性同事更有可能保持单身。”

这就造就了现代中国剩女，勇敢面对着来自政治、文化、社会和家长的催婚洪流……

雷克引用的少数数据中，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查森国际商业研究所主任魏尚进的研究。魏尚进认为，自2002年来，中国男性数量开始超过女性，未婚男性(15至30岁)数量是未婚女性的1.15倍，这个性别失衡的趋势，造成了“光棍经济学”，因为一个单身汉需要赚到足够支付购房首付的钱之后才能找到媳妇，所以寂寞的单身汉造就了许多中国大小城市的高房价。魏尚进与其他专家在2012年发布了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中国35所城市房价上涨的48%(相当于8万亿元)归因于性别失衡，也就是说男女比例越失调的城市，该地的平均房价就越高，越超过平均收入比例。

即使“剩男”显然多于“剩女”，但反讽的是，自从2007年中国教育部将“剩女”列为年度171个新词之一以来，“剩女”焦虑感已经不断用不同的形式在各种媒体、娱乐、报道中腐蚀女性自主自立的意志。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出版了一份调查结果，将女性分成不同种类的“剩”：25岁的女人必须不断“战斗”，“猎取”自己的人生伴侣，以免单身；28岁意味着战斗白热化了，告诉妇女“她们必须胜利”；31和35岁之间，这些女性被称为“高级剩女”；35岁的单身女性是“终极剩”。

这些听起来像是周立波的段子，但是有人奉之为圭臬。

雷克在书中以美国为例，讨论“老处女”事实上是一种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现象，认为女光棍儿是跟文明的演进有关，在这之前，女性必须服从社会婚俗的公约，没有当“老处女”的机会。

在19世纪中叶美国有一本书叫做《经典美国女孩：美国19世纪中叶的理想女性典范》。这本书的理论是，当社会和经济发展到更进一步阶段的时候，男性跟女性都对于选择终身伴侣更为严苛，他们的要求也比较精确，标准也提高了，因此要找到完全可以般配的对象就更有难度。

但是社会的进程固然造就了单身的可能性，却不表示社会随之接受了单身的身份。

这样的对比，让人无形中感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婚姻观，竟然类似于19世纪的美国！这本书讲到了中国社会仍然充斥着许多对于女性自信打击的老观念。

比方说对于离婚的女性的反感，有些女人竟然说宁可与人通奸，也不愿意成为一个离婚的女人。

雷克所说的“剩女”焦虑，固然是一种煽动出来的社会现象。但是《剩女的独白》本身，是否正应和了《中国剩女调查》一书中披露的，从2004年起，在各种政治、资本和文化势力的勾结与角逐下，大众媒介突然掀起一股“剩女”报道热潮，合谋掀起了一股“消费‘剩女’”的狂潮，以严重偏离实情的形象来博取大众当代眼球？

比方说，《剩女的独白》强调城市白领女性为“剩女”的主干。雷克引用了她的中文家教张梅（音译）的话说：“如果年轻的女性不离开家，到城市追求更好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中国就没有所谓的‘剩女’。”

根据《中国剩女调查》的研究，舆论让受访者产生催婚的紧迫感，而“剩女”标签化未婚女性。所谓以“A女D男”理论，来尝试解释剩女现象，其实并不能在数据上得到支撑：

“这种理论把未婚男女按照条件从高到低分为A、B、C、D四个等级，并假定男人喜欢娶条件比自己差点的女人，女人则喜欢嫁条件比自己好的男人，婚配就变成了A男—B女，B男—C女，C男—D女，但A女又不愿意嫁给D男。所以，ABC男都结婚了，BCD女也结婚了，只剩下在大城市的A女和在农村的D男。媒体和大众也普遍相信，大城市是剩女的‘重灾区’。

“然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和广州2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中，处于同一年龄段和具有相同教育程度的未婚男性，基本都比未婚女性多。这说明，从供求方面看，根本没有剩女，‘A女D男’的理论是错的。就算在北上广三大城市，不管是哪个年龄段以及受教育程度，未婚男性基本都比未婚女性多，这说明大城市并非剩女的‘重灾区’。相反，大城市未婚女性的婚配数量是不足的。”

这些数据和定义，以及它们的传播，造就了扛着生物时钟过日子的中国女性形象。连带的“剩女“现象也带动了“剩女经济学”。

《中国剩女调查》的研调发现，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标题上，新闻报道对剩女的形象评价都是负面多于正面。媒介报道剩女的主题集中在“情感两性”，在剩女的感情经历、择偶困惑、择偶环境之间打转，对职业、生活技能、其他方面等反映较少。

大众媒体报道中，收入中上的“剩女“所占百分比，较收入一般和差的百分比之和高出22.3%。但是根据实际调查数据显示，大龄未婚女性以中低收入者为多，这与媒体中“剩女收入以中上为主”的描述相矛盾。

媒体过于偏重对企事业单位的未婚女性进行报道，造成“剩女“都有好工作的刻板印象。媒体中28.7%（机关事业单位与国企外企等企业管理人员的百分比之和）的“剩女”职业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管理者。但是《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5岁及以上人口中未婚的女性（14654420人）中，职业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未婚女性仅仅占了2.5%（372450人）。

另外，网络习惯炒作“女博士＝灭绝师太、嫁不出去”的刻板印象，《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数据显示，高学历的未婚女性在所有未婚女性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全国分年龄、受教育程度的统计中，在14654420的25岁及以上的未婚女性人数中，学历为大学本科及研究生的未婚女性所占比例分别为13.9%和3.3%；学历为大专的未婚女性所占比重为16.0%；初中及高中学历的未婚女性所占比重分别为36.5%和19.2%；学历为小学及未上小学的未婚女性所占比例为8.1%和3%。

《中国剩女调查》也指出，媒体所煽动的“剩女”焦虑，对大学生影响最大，因此最着急结婚的是学生，还诞生了“毕婚族”。为了吸引更多用户，婚恋网站直接走进大学告诉大学生必须结婚，而且要赶紧结婚。直接利用资本势力，在大学生中制造更加紧迫的催婚环境。

“常见的描述‘剩女’的媒介文章分为以下几种：描述剩女相亲或寻偶经历，其中夹杂着亲朋的催逼、自身的焦躁、相亲对象的种种怪癖；描述‘剩女’租男友回家过节的经历；描述‘剩女’因想结婚而被不法分子骗取感情、钱财的经历；描述整个社会的‘剩女’状况，如‘剩女’年龄标准、出现原因等；描述励志‘剩女’的成功记。”

资本驱动之外，在电视相亲节目中，以2009年湖南卫视推出的《我们约会吧》和江苏卫视2010年初推出的《非诚勿扰》最火爆和最吸引眼球。《新民周刊》曾撰文感叹：“《非诚勿扰》简直就是以‘剩女’作为诱饵，作为节目收视率的催情剂”。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刻意设计女多男少的场景，“每一期女嘉宾们花枝招展地出场，唇枪舌剑扫射男嘉宾，拜金女马诺、气质美女马伊咪、艳照外流的闫凤娇、女博士许庆等明星女嘉宾相当吸引眼球。《非诚勿扰》的火爆，是该节目为了不断催化市场而刻意异化‘剩女’形象的结果。”

大众媒体建构的“剩女”最主要是收入中上、文化程度高、年龄处于28岁至36岁之间的未婚女青年，并且脸谱化的“剩女”是择偶标准偏高、心态负面情绪。反讽的是，这是否也正是《剩女的告白》的剧本？

《剩女的独白》虽然反对“剩女”的标签，这本读起来像是裹脚布的“剩女的告白”，却没有追根溯源地探索“剩女”标签本身的源由和误导。甚至本身陷入了同样的哗众取宠的套路。我没有学到任何新的东西，除了像这样引述中国网络流行的段子：“小三和二奶的区别是什么？小三需要听的是‘我爱你’，而二奶需要听的是‘我养你’。”

我的周围有许多成功优秀的中国女性，她们有不同的婚姻状况，但并不是我评价她们个人幸福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我相信中国的女性，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还是面临了很多以性别为基础的压力。她们的成长和自我实现，需要更多的自觉和社会认知。而煽动“剩女”焦虑，不但扼制了女性追求适合她自己的轨迹，也阻止了男性成长的机会。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付各方势力所促成的“剩女”焦虑？我虽然原则上不支持语言审查，但是在诸多用语被列为媒体禁用词语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没有人提议禁用“剩女”为不文明用词？

来源：万维读者网

2018-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