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骗走房子的老人们，活着，是更大的煎熬

偷闲浮生 于 2018/2/16

63 岁的仝豫湘自 1988 年至今，因“被骗”曾先后打过 9 场官司。“每年都要被骗走几万块，”仝的儿子王帆告诉每日人物，“卖保健品的小姑娘一进门就跪下磕头认干妈，她就任人摆布了。”自 1995 年离异后，仝豫湘常年独居，她自称感到孤独，常流连于各种老年人聚集的场合。

文 | 卫诗婕

编辑 | 楚明

杨秀英是亲眼看着儿子咽气的。

眼见着儿子的胸膛不再起伏，气息由微弱逐渐消失。她抓着儿子的手，竟哭不出来。她这样解释自己没有流泪的原因：觉得儿子活着太苦了。

这天早上，没有任何征兆地，39 岁的儿子在走去卫生间的路上突然跌倒，3 次试图站起来，最终失败了。在邻居的帮助下，杨秀英母子坐上了救护车。儿子抓着她的手说：“妈，我脑袋疼。”

医院给出的诊断是急性脑出血，抢救无效。杨秀英将儿子的发病归咎于自己——她认为，儿子的意外发病是长期的压力导致，而压力始于自己无知被骗，不仅失去房产，更让整个家庭背上巨额债务。性格敦厚的儿子知道后，不曾冲她发过脾气，但她猜想，儿子是将所有情绪都藏在心里。她曾目睹过儿子背地里唉声叹气、借酒消愁。

“从得知我被骗，之后的一年里他压力太大了。”杨秀英双手抱头，五官纠缠在一起，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事实上，在儿子去世前的 8 个月，她瘫痪在床多年的老伴也因得知失去房产而情绪激动，在她眼前咽了气。

至亲的相继去世令她极度内疚，她无法用连贯的语句回忆被骗的经历，往往刚说几句，就面容扭曲，泣不成声。

北京老年维权服务热线自去年 7 月开通以来，接到了上百起与杨秀英遭遇类似的咨询。律师康欣在过去一年内先后接待过几十名失去房产的老人：他们都曾在公证处签署过以名下房产抵押贷款的协议，并自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了全权委托协议，委托第三人全权处理自己的财产。

接下来的事件走向一致——老人们分别于某一日被告知，自己的房产已被贱卖过户，交易价格往往远低于市价。而房款早已被当初委托的受托人代为偿还老人欠下的贷款，分文不剩。更有甚者，由于交易价格过低，变卖房产后仍资不抵债，不但失去房产，还欠下了高利贷。

骗局通过一系列正规的法律文书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不止一位专事诈骗诉讼的律师都惊叹布局之缜密。

维权的难度与骗局的精密程度成正比。一些家庭自此开始了艰辛且漫长的求诉道路。在重大财产损失的巨大变故前，家庭伦理遭到考验，也镜像般地映射出人性的多面。

失所

在最初无家可归的日子里，受害老人多少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流浪：医院、ATM 取款厅、麦当劳等 24 小时营业的公共场所，通常成为他们的选择。他们大多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或是出于各种原因，想方设法地向子女隐瞒。

77 岁的韩淑云失去自己唯一的房产已经接近一年，她至今将此事瞒着自己的子女。她的两个儿子于 1989 年春移民加拿大后再未回国，唯一的女儿正经历乳腺癌末期的折磨。2017 年春节，为了躲过女儿女婿的春节拜访，她与老伴谎称与亲友去山西过年，实则无处可去，老两口在肯德基内坐了一晚又一晚。

时间久了，当老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再也无法返回自己的家中时，另寻租处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无法承担城区内的租金，因而四环以外的地方通常是起步的选择，而随着经济日益窘迫，租处会逐渐向更偏远的地方转移。

韩淑云的房产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过户，家具被堆积在小区的垃圾箱旁，她和老伴几乎每天都到自家楼下“守”房。图 / 卫诗婕

落魄的境遇对心态产生多少影响，则因人而异。一位 63 岁的阿姨受害后被迫住到了东六环外的村庄，她租下的小屋紧挨着一座垃圾站，苍蝇在屋内回旋，她依然每天穿戴整齐，化些淡妆，往返于城区会见自己的援助律师。她说：“我要美美地活着。”

更多老人难以面对巨大变故对生活的重击。儿子去世后，杨秀英因无家可归，辗转被河北的一间寺庙收留。许多个夜晚，她闭上眼睛，仿佛见到儿子身处地狱。类似的梦魇时常缠绕着她。只有迎着木鱼声每天诵经，她才能获得稍微的宁静。但寺庙里也有人背地里嘲笑她：傻，连房子都会被骗。

2015 年 3 月，67 岁的杨秀英被一个刚认识不久的男人哄到北京方正公证处，在一系列文件上签署下自己的名字。她称自己并不知道“公证”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公证员向她解释合同的条款。带她来的男人一手摁着合同正文，一手翻着页脚，催促她逐页签字。合同厚达几十页，杨秀英甚至连首页的内容都没看仔细。

“签（合同）的时候没有任何怀疑，他（骗子）说得很肯定。”杨秀英回忆，她轻信了骗子的空头承诺：将名下的房产抵押借款 3 个月，所得借款转交他代为投资理财，届时将有 10%至 15%的高息回报，到期还能全额返还本金。

“（承诺）每个月能有十几万的利息返还给我，3 个月就能赚几十万。”杨秀英因此动心。可实际上，她统共只收到过 9 万元左右的利息，本金也没有归还。

受害老人大多受高息诱惑，接受采访时，许多人懊悔自己的“贪心”。

采访时，杨秀英掩面痛哭。图 / 卫诗婕

一对老夫妇本打算将“投资所得”用于环游世界，他们结婚 36 年，“一辈子劳劳碌碌，照顾父母，照顾孩子”，“就想老了为自己活一回”。另一名老太太则不甘退休后的身份落差，潜意识中“想证明自己老了还有赚钱的眼光和本事”。更多老人则出于为子女筹谋，“手里有钱，以后病了瘫了，就能给孩子减轻点负担”。

针对老人各样的心理，骗局设计的名目繁多。数十个案例中，诱使老人抵押房产的名目包括：出境旅游、项目投资、以房养老……种种名目本质上来源于一场有备而来的“银发收割”——缺乏法律常识的老人们在骗局面前往往难以脱身。

缺位的屏障

并非所有老人都奔着高息入局。少数案例中，老人只为帮亲友贷款，自愿用名下房产为其抵押，但“稀里糊涂地签下一份全委协议”；更有极端案例中，骗子以“出国旅游需做相关公证”为由，欺骗老人签下“全委协议”。

受害老人多出生于上世纪 40 至 60 年代间，法律意识淡漠，往往有不止一次的被骗经历。多名受害者子女介绍，自己的父母每年都有几千至几万的受骗损失。

63 岁的仝豫湘自 1988 年至今，因“被骗”曾先后打过 9 场官司。“每年都要被骗走几万块，”仝的儿子王帆告诉每日人物，“卖保健品的小姑娘一进门就跪下磕头认干妈，她就任人摆布了。”自 1995 年离异后，仝豫湘常年独居，她自称感到孤独，常流连于各种老年人聚集的场合。

2013 年，仝在一场类似于传销会的老年人学习班中结识了一个人，对方骗走她一套位于柳芳的房产，当时市价 400 万元。3 年后，她再次陷入类似骗局，致使她名下所剩的唯一一套房产也岌岌可危。

王帆向每日人物出示了今年年初仝豫湘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的精神检查报告，报告显示，仝豫湘患有精神抑郁，医生在与其交谈中发现其言语无逻辑、意识错乱的表现。“我强烈怀疑我妈在做公证时是否意识清醒，”王帆对每日人物说，“涉及房产处置这么重要的事情，公证处不能只是一个摆设，他们应该尽把关的义务。”

仝豫湘在医院的病床上整理自己的受骗材料。图 / 卫诗婕

今年 4 月至今，王帆要求方正公证处调取母亲办理公证时的完整录像，均被拒绝。多名受害者子女表示，要求调取公正影像资料无果。

2014 年 12 月的一天，当张英在公证处看到那份母亲王素琴“曾经”签署的“全权委托书”时，不禁惊呆了——上面的内容显示，母亲全权委托了一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买卖自己的房产。

在此之前，王素琴位于索家坟的市价 500 万的房子以 100 万的价格被卖出，而她直到被清户的那一天，才知晓这个事实。

那是一个初冬，来人击碎了窗户的玻璃，刚做完腰椎手术不久的王素琴躺在一床玻璃渣子上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群“强盗一样的人”将她的房屋搬空。86 岁的老伴急忙跑到派出所报案，跌了一跤，磕破了嘴，满脸是血。

可警察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事情的结局，最终，他们连同子孙三代一家七口，被赶出居住了数十年的家。

“我们事后回忆起，我母亲被陌生人带去公证处签署‘全委’协议时，她的结婚证在我手里，这将直接导致她当天签署协议时证件不全。”张英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公证处涉嫌销毁、篡改、伪造文件。”

签署“全委”协议时，老人是否知晓合同内容，公证处是否尽告知义务，成为众多事主子女事后追责的一致疑问。

8 月的一个上午，数十名被害者及其子女聚集在方正公证处讨要说法。

老人彭某失去房子的同时，其子也失踪两个月。8 月 7 日方正公证处的维权现场，老人接到警方电话，误听成叫其去认尸，当场痛哭。图 / 卫诗婕

在一名受害者子女出示的公证文件中，手写申请部分出现了一处难以辨认的手写汉字，既像“借”字，又像“售”字。一位从事笔迹鉴定的专家给出意见，该字绝非一笔写成，有违普通的书写习惯。

另一名受害者的子女则出示了一张真实性存疑的照片复印件：那是一张公证处出具的影像记录，但事主坚称自己当日从未到公证处办理过公证。照片中的背景模糊，事主要求公证处提供原件无果，并被告知“照片的电子原件存在公证员的电脑里，并不一定会保存”。

裂变

通常是在被暴力清户的那一天，老人突然得知自己居住了多年的房产已经易主。陌生的来人拿着写有新户主名字的房本，堂而皇之地雇佣搬家公司强行清空屋里的家具。

上门清户的大汉来历不明，但个个人高马大，有些还刺有纹身。通常，他们会用大榔头硬生生地将门锁砸下，换上新锁。

由于老人们曾签署委托第三人全权处理财产的协议，房产早已悄然过户给关联人，即使叫来了公安也无济于事。

骤然降临的噩耗并非所有老人都能承受。

一位 70 多岁的老人在得知失去房产后当场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死亡。他的女儿，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因此精神失常。

有人死了。但活着，或许是更大的煎熬。

因遭受巨大打击，韩淑云的神经系统开始出现病变，好几次，她会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大喊、挠墙。有一回，老伴高长德实在摁不住她，情急之下跪在地上给她磕了好几个响头，才让她消停下来。清醒后的韩淑贞痛不欲生，“他把我的心都磕碎了”。

还有不少事让她心碎。她曾两度在床褥下找到老伴写下的遗书：“我一辈子就挣了这么一套房，被你给弄没了。我先走了，你再陪着孩子过两年吧。”

“现在我们境况困难，需要相互扶持。等有一天房子要回来了，我马上就和她离婚。”今年 8 月，这对结婚 41 年的老夫妇并排坐着接受采访时，丈夫说出了这句积压在内心已久的话，而妻子沉默，趴在桌上将头埋了起来。

失去房产后，晁淑兰至今没有见过自己的大儿子。两年前，她与老伴李振海分别于骗局中失去了名下的两套房产——这致使分别居住在其中的两个儿子无家可归。大儿子因此“几乎疯了”。

“我不敢见他，怕他骂我、打我。我受不了。我现在的身体受不了气。”79 岁的晁淑兰提及儿子不禁掩面。大儿子因身体不好，长期无业，靠低保与父母的接济生活。而家中房产的变故，使他原本岌岌可危的婚姻彻底决裂。

受害者晁淑兰因失去房产与其子亲情破裂，接受采访时多次痛哭。图 / 卫诗婕

80 岁的李振海至今随时面临来自儿子的暴力。事发后的第 2 个月，李振海去看望儿子，眼前的景象让他心酸：风扇折了，衣柜门被拽下，玻璃全被砸碎……

“他心里也苦，是我们对不起他。”采访这天，他的 T 恤少了两颗扣子，那是前一天，儿子拽起他的衣领扯没的。

失去房产的同时也失去亲情的，还有王素琴与丈夫张增印。他们毕生奋斗所得的 70 平米红色砖房，是祖孙三代七口人的主要资产。这户拥有 4 名伤残人士的特殊家庭，曾是街道帮扶的重点对象，全家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底楼两间门脸房的租金。

没了房子，北京不再属于这户老北京人。他们如同被放逐一般，缓缓地向城郊迁居。女儿张英带着年过八旬的父母和她脑瘫的儿子，从西直门逐渐往外挪动：清河、西三旗、郊区的农民房……最后，他们定居在沙河镇。因地处偏远，和不曾说出口的心结，两个儿子极少来看望家中二老。

2014 年的春节，大孙女从日本回国看望爷爷奶奶，交谈中说出了一句话，深深刺痛了两位老人：“我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没有窝了。”王素琴哭了很久。

作为公证事件的发起者，张英在家庭中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当初相助的朋友已经不见踪影，儿子最初得知时扬言要与她断绝关系。“你不知道我残疾吗？房子都没了我拿什么找对象？”一次爆发中，儿子扭曲着脸结结巴巴地冲她发难。

“我的两个哥哥应该是心里埋怨。”采访时，张英细细地分析家人的看法，“侄女应该也挺恨我，她的孩子快上学了，没有城里的户口，就上不了好学校了。”她的语气平静，神色却流露出内疚。距离她两米远处，86 岁的老父亲正躺在床上养神，假装没有听见。

维权

矛盾爆发几乎是所有受害家庭难以避免的一幕，李陵也曾经历过与母亲彻夜争吵的一晚。

2015 年，母亲张培瞒着她签署了抵押房屋借贷与全权委托两份协议，最终陷入骗局。在房产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之前，李陵当机立断，筹措了 217.6 万元（其中包括 160 万本金，57 万余利息）还清贷款，赎回了房子。而这部分钱款，今后要追回难度很大。

“很多时候我冲她发脾气，其实也是内疚，还有心疼。”李陵回忆起母亲的遭遇，禁不住哽咽落泪。

2016 年，她在母亲手机上发现一条母亲编写的奇怪的短信：“杨总，那 160 万您放心，我一定还给您……”自此，像挤牙膏似地，母亲一点一点坦白了自己被骗的经过。

“开始是震惊和气愤，越往后越心疼。”李陵逐渐发现，母亲长期以来遭受恐吓与威胁。当“理财人”不再为张培向银主偿还利息时，小贷公司便开始了长时间的涉黑逼债：发侮辱短信，门上泼狗血，写大字报，砸电表，堵锁眼。

这一年的 5 月 9 日，张培被银主约至西直门一处咖啡馆，对方称张培超过两月未按时付息，额外欠下自己 25.6 万元，要求张培当即签下一张欠条，张培不从，双方僵持 3 个小时。

对方不断用恶语辱骂张培。期间，张培向自己的理财人拨打了 3 个电话，但始终没有打给自己的女儿。“怕那伙人身上带着刀子，我吓傻了。”张培事后回忆。最终，她在欠条上摁下了手印。

越了解骗局原委，李陵越是感到，老人的无知不是此类骗局畅行的关键原因。“在这类骗局中，小贷公司是否非法敛财、公证行为是否违规操作、涉事多方的潜在关联，每一项都值得细细拷问。”一名接近公检法系统的人士向她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尽管自知损失难再追回，李陵还是带着母亲走上了维权道路。

2016 年的夏天，李陵跑了大大小小几十处地方，“看到有国徽的地方就想往里冲”。

李陵翻开日记找寻 2016 年维权的点点滴滴。图 / 卫诗婕

李陵不服输，许多个场合下，她激动地向工作人员拍起桌子。这时，母亲会用陌生的眼光望着她，那个内向顺从的女儿不见了。

维权所消耗的成本，并非每个人都能承担。

“许多子女因维权丢了工作，普通单位怎么能容许员工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假？”中央美院毕业的李陵在一所初中教授美术，全靠校方的理解，她得以抽身维权。

有一回，她花了一整个上午跑了几处地方，没来得及吃午饭，便要在下午 1 点 15 分前赶回学校给学生上课。她一路小跑进教室，连连向学生道歉，讲着讲着，突然蹲下哭了。

8 月的一个下午，她坐在我面前，翻开去年的日记，里面记满了她的维权行程。她曾经习惯记录在日记中的闲适与美好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案件信息梳理与一段段申诉行程。

今年 2 月，涉嫌诈骗张培等多名受害者的嫌疑人被批捕。负责案件的警官给李陵发去短信：“赶紧和老人说说，好歹能开心过个春节了。”

但李陵并没有告诉母亲。“我不想让她空欢喜一场，”她解释道，“我知道，那离追回损失，还太远了。”

止损

定罪意味着讨回公道。但在现实层面中，骗子往往没有偿还能力，受害者的经济损失仍然无法追讨。

“财产早就进行转移了。”一名代理过多起类似案件的律师表示，“许多骗子宁愿坐几年牢，换得家人富贵。”

每日人物查阅裁判文书网发现，今年 3 月的判例中，一名使用类似行骗手段的女性罪犯刘某，涉案金额 4600 多万，牵连 29 个家庭，最后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罪，判刑 6 年。

“以黑制黑”的讨债方式被催生出来。一名受害者因失去房产被家人“扫地出门”。绝境之下，她选择前往骗子服刑的监狱附近，坐等骗子出狱。她意图效仿江湖上流传着的一个传言：一名受害者雇佣了黑社会，将刚出狱的骗子一路绑架到山西某偏远山区，“挖了个坑，在黄土里埋了半截，骗子吓坏了，吐出了部分贼赃”。

越来越多的受害家庭将目光聚焦在止损上。

尽早发现房产转移、并通过法律途径阻止买卖是唯一的止损办法。不过，为了阻止原户主通过诉讼途径要回房子，受托人将房产悄然转手的同时，新买主通常会将房产再做抵押，此举在行内被称作“上钉”。

“一手买卖及时发现还能够通过打买卖合同无效的官司来追回，房子一旦过了二手，就几乎没有追回的可能了。”刚打赢一宗此类诉讼的律师王茂表示。

为了阻止二手买卖，拒绝交房也是一种保卫途径。现年 68 岁的刘月本应在去年 10 月就被赶出家门，然而在清户当天的深夜，她立誓与自己的房产共存亡，便雇了开锁匠再度将房屋换了锁，又搬了回去，儿子还在防盗门内又装了一扇大铁门，以阻挡“再来骚扰的流氓”。

为了保卫房子，刘月的家中安了一扇大铁门。图 / 卫诗婕

几天后，在律师的建议下，刘月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阻止房屋再次买卖，暂时保住了房子。

并不是所有受害者都有维权的意识。不少人依然对骗子心存幻想，甚至有人希望发展“下线”，试图拉更多人入局，以期从别人的损失中捞回自己的本金。

“骗子曾经承诺过，多拉一个人进来，我的利息就可以翻倍。”刘月回忆，“我拒绝了，但有人这么做。”

一个老人曾经拒绝了刘月做诉讼保全的建议，一心期待与他人合力将骗子保全，只因骗子曾向她承诺“我拼了命也要把房子给您要回来！”

最终，这位老人的房产于几个月后又经历了多次交易，彻底无法追回。

无解

前不久，晁淑兰在医院做了胸部 CT，医生指着她肺部的一块阴影说，可能是肺癌。她当时就哭了，脑子里“嗡”地一声。她哭求医生：“你帮帮我，我要死了的话，这点退休金没法补贴儿子了。”

那天，她咬咬牙挂了个 100 块钱的号，心想“怎么也要活到讨回房子的那一天”。

8 月 17 日下午，她和老伴随众多受害者上公证处维权。今年 7 月，多起“以房抵押”骗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涉事公证处被司法部责令调查整顿，司法局出台新规：公证机关为 60 岁以上老年人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或涉及处分不动产的委托公证时，老年人必须由成年子女陪同，必须进行录像。

涉事的公证处已停业整顿。图 / 视觉中国

“这是沾着这些老人的血泪写出的新规！”一名子女代表在发言时提高了声调。在她身后，一位老人的声音穿破人群：“好多人在哆哆嗦嗦地走向死亡。”

事实是，即使有希望追回损失，老人们将面临的也是一场持久战。这不光需要经济实力，也需要时间。

律师王欣毓代理的上一宗房产纠纷案历时 4 年，换了 3 任法官，她才为事主追回了部分经济损失。去年，她接手了晁淑兰的房产纠纷案。“这是我代理过的最艰难的案子，民事套刑事，套了十几个诉讼。”采访的当天，她拖着一整箱的材料。

她亲眼见到负责某起诉讼的法官，在短短半年内从一个“刚毕业的白净帅小伙”，变成了“满脸爆痘、逐渐消瘦的小老头”。她无法向二位老人解释，“为什么法官不能尽快帮助他们”。

“要走的程序太多，案件的推进需要公、检、法各方的一致推进，任何一环落下，整个过程就需卷土重来。”王欣毓摇了摇头，凭借她的判断，要想打赢这场官司并追回损失，“完完整整需要 10 年”。

她思虑再三，没有将这句话告诉晁淑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康欣、韩淑云、高长徳、李陵、张培、刘月均为化名。）

实习生张家硕、黎诗韵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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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