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违心之论，话虽不多，份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在说明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很看重这一点，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后来批邓时，始终都对邓留有余地，提议“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而邓小平在后来否定文革时，压制党内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的主张，仅从个人原因上来说，固然有充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之虞，恐怕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毕竟太深了，一损俱损，邓不愿背负弃主忘恩的骂名。

至于周、邓两人的关系，虽说从历史渊源上来说，他们很早就相识，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密切，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大不一样，在以毛划线的站队中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风时的划分，周恩来是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邓小平则是毛派的头面人物。不仅如此，在建国以后的权力格局中，邓更成为毛泽东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周、邓两人在政治上和而不同、同而不党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同是出身于中共党内的旅欧派，不过当时邓的年龄尚小，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少年；而周则在五四运动中已经崭露头角，一到欧洲便很快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领袖人物。两人在年龄、气质和兴趣上有不小的差距，明显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回国后，周长期在上海中央工作，而邓则在下面闯荡磨练。在中央苏区时，两人又碰到一起，不过周是临时中央派之牵制毛泽东的钦差大臣。而邓则跟毛很紧，成为苏区毛派的头子，眼着毛一道挨整。

毛泽东格外看重这一点，对邓小平精心扶植，由此奠定了邓一生的际遇。在延安整风时，周恩来作为“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到整治；而邓则是党内著名的毛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摇直上。尽管邓本人是政工出身，对军事工作不大在行，却被委任为统帅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锋头甚至超过林彪。

建国后，毛泽东顾忌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同时又兼政府总党组书记的权力太大，很快便调“五马进京”，邓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分周的权。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在政治上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历和在权力格局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两人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虽说不是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但也难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后，彼此都心照不宣。毛很清楚周、邓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眼下想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听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借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为了不让江青打乱自己的部署，同时也看到周恩来已经被整服，毛泽东遂又换了一副面孔，出来纠“偏”，给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降温。其实，工于心计的毛早就为此预留了转圆的余地。就在他对周大兴问罪之师的同时，又故作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传话，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这次，毛一方面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一－作者注）才是迫下及待。”

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准备将会议的内容捅向社会的作法，通过王海容、唐闻生二人传话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份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份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违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批周的发言，藉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解邓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圃，作了有份量的发言，正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意思后，大为赞赏，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不仅如此，毛还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经过这番观察和考验，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以便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半个月后，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会上，毛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回不敢了吧？

不仅如此，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当众又放出文革发动前夕屡屡说过的话来：“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还话里有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并在会上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作者：高文谦 来源：晚年周恩来

2017-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