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再有官媒上传一篇关于自杀上将张阳的文章，只是这篇文章不同之前的痛批风格，而是在起底内幕，且内容显示“不少引述军方知情人士透露”。此外该文提到张阳曾参加1998年的长江洪水抢险。据报道，解放军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结果死亡人数高达1320人。但1999年的长江洪水接近1998年的水位，当时既没大规模调动军队，也没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中国旅德学者王维洛曾于2003年刊文指出事件真相：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是借助1998年抗洪调动军队以检验个人权威。

12月20日，网上可见来源于《人民日报》旗下杂志《环球人物》的刊文，原标题《起底自杀上将张阳：用麻袋收钱送钱，与郭伯雄、徐才厚纠缠不清》。

乍看这篇文章，不论标题还是内容，会认为主要都是放在后半句，即张阳靠郭、徐二人发达。其实关于这部分，至少上半年海外就传得沸沸扬扬，如今官方说法不过滞后印证这“遥遥领先的预言”，充其量更不需要“军方知情人士透露”。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重心之外的一个重点，提到了一位退伍的第42集团军士兵透露：“张阳曾在一线参与指挥1998年长江流域的抗洪抢险，当时黄梅至黄石一线大堤险象丛生，他就在那里坐镇。”

1998年上半年，长江流域中下游雨水偏多，河道和湖泊水位偏高。7月上中旬和8月上中旬，雨区移至长江上游地区，至8月16日为止，位于长江中游的宜昌水文站观察到6次洪峰。随后，中央军委调动大批军队参与防洪，但最终死亡人数高达1,320人。

但1999年的长江洪水接近1998年的水位，当时既没大规模调动军队，也没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中国旅德学者、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工程博士王维洛，在题目是《关于1998年长江抗洪抢险决策的分析》一文中做出了分析。该文原载于《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3期。

文章表示，通过分析长江洪水的水情和长江防洪方案，未按照长江防洪方案启用分洪区是灾情加重的主要原因，但这为调动大批军队参加防洪提供了机会；部队参加防洪对减少灾情作用有限，但其政治意义则十分明显。

1998年8月，江泽民在荆江大堤作秀（网络图片）

1998年夏季的长江洪水是“小洪水、高水位、重灾情”

1998年长江洪峰期间，中国的新闻媒体按照宣传部门的“统一口径”把这次洪水说成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但实际上许多水利专家却认为，这场洪水其实并不算大，与历史纪录相比只能算是“小洪水”，但是却意外地出现了“高水位、重灾情”。

原水利部部长、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振怀认为，未按规划使用分、蓄洪区，是导致洪水逼高河道水位的主要原因。

根据专家们测算，如果使用荆江分洪区这920平方公里的分蓄洪区蓄水，蓄水1米高就可以分洪9.2亿立方米；如果全部使用分洪能力，可以分洪52亿立方米，足以化解长江洪水的威胁。但现实是，1998年8月8日，沙市的洪水位上升到44.95米，超过了规定的分洪水位44.67米时，但分洪的命令却迟迟未下达，分洪闸门也未开启；8月16日，沙市洪水位再次上升，达到45.22米，分洪的闸门仍然没有开启，荆江分洪区一直未被启用。

水祸为虐之时，为何不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不但外行人不明白，就连水利部门内部也有人提出此问。

实际上1998年长江洪水期间荆江分洪区的居民曾3次撤到安全地带，为分洪做好了准备，可以说，万事具备，只等一声令下即可分洪。1998年8月6日下午1时30分，湖北省公安县政府接到湖北省抗旱防汛指挥部的命令，公安县分洪区920平方公里的地区（即荆江分洪区）准备放闸蓄洪，将分洪区内的全部人口从8月6日晚8时至8月7日中午12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于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全县52万居民均按照命令转移，为分蓄洪作好了准备。当时，公安警察、干部和解放军组队对居民点进行“拉网式”清查，不允许留一个人在分洪区内；同时管制了通往分洪区的所有通道，不让任何人再进入。此后，在8月12日和8月16日荆江分洪区又两次做好了分洪准备。

长江“前线”：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队调动

1998年8月7日，长江的九江段干堤决口。当晚，江泽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长江洪水问题。会上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长江抢险工作的决定（中发电1998年3号）”，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总参谋长傅全有随即下达命令，要求被指定参加抗洪抢险的部队在接到命令后2个小时内，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命令，迅速开往前线。

千里铁路线上，一切为运兵军列让路。8月8日这一天，武汉流芳、江岸西站每隔10分钟不到就有一辆军列驶入，行车密度为建国以来所罕见。任何军事行动都要师出有名，长江流域的洪水险情，特别是历史上最高的洪水水位，自然成为组织这次军事行动的理由。于是，1998年8月7日中国的军队经历了朝鲜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调动。

据统计，广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北京军区、沈阳军区、空军、海军、二炮、武警部队以及解放军沿江沿湖各大专院校，总共有10多个集团军、30万官兵投入了抗洪抢险，共计出动官兵700万人次，组织民兵和预备役人员500多万人次。

在抗洪第一线的高级指挥人员有沈阳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济南军区政委、武警部队司令员和政委、空军司令员、海军司令员等114位将军、5,000多名师团级干部。最高级别的指挥者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这些数字表明，1998年夏秋之际抗洪抢险的用兵总人数竟然超过了解放战争时期淮海、辽沈、平津三大战役解放军人数的总和，也超过了邓小平在1979年组织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8月13日上午，江泽民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一起乘飞机到湖北沙市，查看长江堤防重点险段的位置和参加抗洪抢险部队的兵力部署。在飞机上，江泽民问张万年：“现在沿江一共有多少部队？”张万年答：“解放军和武警一共投入了13万人，还有200多万民兵。仅在湖北，就集结了8万多兵力。济南军区、南京军区还准备了5个师的兵力，正处于紧急出动状态，可以随时调用。这是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我军在长江沿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

此后多天内，江泽民反反复复向参加抗洪的解放军发布各种“军民团结、死守决战、夺取全胜”的命令。同时要求地方各级党政干部率领群众，严防死守，确保长江干堤安全。全世界都通过电视看到一个令江泽民非常满意的信息：中国军队非常服从江总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命令。

长江抗洪成为政治道具

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调动数十万军队，又安排部队从事一系列与抗洪不相干的活动，似乎表明，1998年的长江“抗洪”实际上成了一次借题发挥。当对险情的关心成了展示江个人对军队控制力的道具时，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1998年的长江洪灾，成了和平时期江泽民检验自己对军队权威的政治契机。在张万年等军队领导者的支持下，军队一致服从“江核心”的指挥。至此，江泽民对军队的有效控制既在军队内部得到了检验，也在国际国内充份展现。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1999年在长江流域再次发生了仅次于1954年和1998年的洪水。1999年7月中旬，沙市出现了44.74米的洪水位，这一水位超过了1954年的最高洪水位，接近1998年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紧急调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到抗洪抢险第一线的次日）沙市出现的洪水位，超过1998年8月25日长江流域抗洪部队全体上堤时的洪水位，但这一次中共中央并未象1998年那样调集军队抗洪，新闻媒体也未对洪水作报导。当1999年的长江洪水到来时，由于地方政府事先主动放弃了许多围垸和分蓄洪区，结果顺利通过分洪缓解了水情，并未造成1998年那样的“小洪水、高水位、大灾难”。

由此可见，长江抗洪并不是非要靠军队帮助不可。而借抗洪调动军队以检验个人权威，有了1998年这一次也就够了。所以1999年的长江水情虽然相似，但10多万军队热闹“抗洪”的局面却不再出现了。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2017-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