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反腐与明朝如出一辙？中共亡在江泽民手中

2017-12-09 2017-12-09 4102 0 Comments

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大力反腐，拿下无数中共各级官员。近日，英媒称，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与明朝时期几乎如出一辙。不过有分析则持不同看法，一是明朝并非是单单因为腐败和反腐而灭亡，二是中共未来的灭亡，也并非因为强力的反腐败运动造成，而是亡于前党魁。有美国学者认为，江泽民用“三个代表”将经济新贵们纳入政治体系，滋生了“腐败文化”，有一小撮超级权贵富豪。

12月7日，英媒《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刊文称，明朝的皇帝为了整治贪官污吏，不惜让官员人头落地，甚至株连九族。然而，最后明朝还是由于朝廷腐败走向解体而灭亡。

报导说，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版的反腐运动与明朝几乎如出一辙。

十九大前，中共反腐机构透露，习近平执政5年的反腐运动中，已有140多万基层党政官员落马。仅部级及副部级官员，就达400多名，包括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等，几乎是清一色的江派要员。

5年间，习近平查处的省部级贪官，比中共前四代领导人所查获的总和都要多；每个被抓的高官背后至少与一个或多个利益集团捆绑，每个被抓高官利益链条上，还有难以统计的各级层员，形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的窝案。

英媒文章分析，中共的集权制度是造成腐败的根源，因为权力过分集中在未经选举的个人手中。无论是明朝的反腐巡查，还是今天的纪检官员，都存在着权力过大，没有独立监督的致命弱点，最后自己也成为腐败官员。

美智库：江泽民滋生“腐败文化”；习近平反腐面临四大挑战

专门研究中共贪腐问题的美国学者魏德按（Andrew Wedeman）表示，习近平反腐至今，仍存四大挑战，其中包括解决权力与财富重叠，并指江泽民用“三个代表”将经济新贵们纳入政治体系，滋生了“腐败文化”。

美国之音2017年3月29日报导，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按表示，习近平的反腐工作正面临四大挑战。

第一，习当局需要限制决策者的独断权，以减少腐败的机会。这样一来势必需要改变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美国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你可以贿赂某位议员，但是如果你希望你的提议被国会通过，你仍然必须得到大多数议员的投票，所以，这样一来，贿赂变得没有太大意义。

第二，政府官员工资收入需要与整个社会整体收入保持平衡。虽然高薪不一定能养廉，但是如果官员们的工资普遍很低，而同时他们又控制着有价资产，那么让他们抵制诱惑就非常困难。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在水一方”对此有不同看法，因为中共央企的高管收入都非常高，但这并不影响他们贪腐。很多高管还把国企改变成所有制为管理层拥有。

第三，如何解决“红二代”权钱重叠。如何解决权力与财富的重叠，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回避。

魏德按说，2002年，江泽民用“三个代表”将经济新贵们纳入政治体系，滋生了“腐败文化”，这样的腐败文化最终会拖累经济的发展。中共有一小撮超级权贵富豪，他们与中共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四，腐败已经成为中共官场中无处不在的病状，习近平不可能会查办所有官员，所以，这不是一个行政命令或是反腐运动可以解决的。

习近平反腐与明朝大不相同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明朝并非是单单因为腐败和反腐而灭亡。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阐述，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帝自杀身亡，存世276年的明朝灭亡。崇祯作为亡国之君，却被历代史学家多报以同情，认为他的一生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明史》称：“论者谓：明亡，实亡于神宗。”

此言不虚，明亡的种子，在崇祯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万历朝代已经种下。历史学家孟森这样论述：“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万历皇帝因宠爱郑贵妃，想把郑贵妃之子福王立为储君，但是福王是庶出而不是长子，以明朝严格的礼法，长子朱常洛当为储君。万历此举遭到明朝文官集团的激烈反对，在万历帝经过多年的努力而未果，多次受折于廷臣，所以长时间不立储，并且用以怠政的方式与廷臣相抗。

历史学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总结万历晚期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也就是说，朱翊钧竟然三十年不上朝，就在宫里呆着。皇帝不理朝政，政府运转陷入停顿，官员空缺严重，党争严重，政府瘫痪。此时，明朝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

孟森表示，“在国内，因土地过于集中，苛捐杂税繁重，致使社会矛盾加剧，激起农民起义和民变，终于在朱翊钧死后不久，暴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就在朱翊钧醉生梦死之际，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政权，并于万历四十七年，在萨尔浒一战中消灭明军十万，使明军元气大伤。1620年7月，朱翊钧去世，留下了一个由盛转衰、问题严重的残破帝国。”

其次，中共未来的灭亡，也并非因为强力的反腐败运动造成。

党媒：贪腐总后台就是江泽民

2015年9月1日，有军方背景的《环球新闻时讯》杂志网站，题为“党政军老虎扎堆源头难辞其咎”的檄文宣布，“新四人帮”其实依附着一个共同的“老板”就是江泽民，并称群众拭目以待，揪出“老板”。文章指出，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长期间，瞒报中央150%至200%的刑事案件，并私吞270亿公款。江泽民安排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掌握了武装和军事力量后才安心退位。而江是中国党政军一切腐败的根源。

《环球新闻时讯》檄文指出，”对权力的眷恋，倒行逆施，让身处权力顶点十余年的江泽民，亲手打造了一张巨大的贪腐网络，提拔了无数巨贪。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三人所犯之事就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上梁不正下梁歪，骨子里已经坏了，爬满了蛀虫。”

文章表示，是时候问责源头了!“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反腐败没有铁帽子王”。

中共之亡；亡于江泽民

夏小强指出，历史走到今天，中共政权统治中华大地已经60多年，其暴政造成的天怒人怨尽显于世。对于中共政权的将灭亡，大概已经没有多少悬念，也不会有多少人怀疑。人们关注的只是中共灭亡的具体时间和方式而已。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政权受到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国内民众内心对中共恐惧而绝望，屠杀熄灭了人们内心的正义和良知，人们纷纷把挣钱发财作为生活目标。

江泽民出于妒嫉迫害法轮功，为了达到迫害的目的，颠倒五千年善恶标准，彻底摧毁中国社会的道德，把中国推上自毁，并断送了中共的最后一点合法性。同时，为了让国际社会对迫害噤声，以经济利益勾引西方自由世界，摧毁人权自由的普世价值。

夏小强强调，就像《九评共产党》中所言：“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坏著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

因此，中共之亡，亡于江泽民。

反腐无法改变中共灭亡结局

夏小强认为，面对中共即将灭亡的局面，当今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谁，无论个人如何励精图治、无论做出何种努力，试图挽救中共政权的命运，都和明朝的亡国之君崇祯帝一样徒劳，因为中共灭亡的种子，早已经由前党魁江泽民种下。

朝代和政权的更替兴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古到今，许多王朝和帝国的灭亡，往往由两种原因促成：政权内部系统官员严重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矛盾激化，政权对社会逐渐失去控制；由于政权腐败造成的经济危机成为社会动乱的导火索，最终导致政权崩溃。

如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历史上政权灭亡的这两个原因。因此，习近平当局的反腐，根本无法改变中共灭亡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