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大陆的名牌大学中，天津的南开大学也是颇有历史的，其创始人为张伯苓，他不仅创办了南开大学，还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等南开系列学校，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

张伯苓曾自我描述道：“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而他与曾在南开读书的周恩来间的故事，也一再被中共官媒炒作。不过，很多人并不知晓的是，昔日周恩来曾经被张伯苓开除，其后才去的法国留学。而中共建政前，张伯苓因为误信了周恩来，选择留在大陆，没有前往台湾，导致最终郁郁而终，身后其几个儿子在文革中也惨遭迫害而死。

创办南开中学

1876年4月生于天津的张伯苓，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欧美科技文化知识，毕业后入海军服务，想通过海军使中国强大起来。甲午战争打破了张伯苓的“海军救国”梦想，他决定回天津从事教育。按照他的一位朝鲜朋友的评语：“张伯苓是一个极其简单的人，不能跟同时代的杰出人物争一日之长短，但是他脚踏实地地苦干，在他的工作范围里，成就非凡。”这个工作范围就是“教育”。

回到天津后，张伯苓首先在曾任贵州学政，即今天的教育厅长的老乡严修家做家塾教席，讲授数学、理化和英语。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新闻。而在教授之余，张伯苓还和学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玩惠斯特（桥牌的前身），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等。不过，因为严修和其教育理念相同，且都热心教育救国，所以两人一拍即合。1904年改家塾为敬业中学堂。力倡洋务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视察后很满意，捐出了5000两白银，资助办学。1906年严修在南开洼购地建新校，改称南开中学，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

南开中学实行西式教育。在张伯苓的经营下，保持着良好的学风，不仅教师授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而且课外活动丰富多彩，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

彼时的南开中学有不少富二代、官二代。富家弟子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都要检查学生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个学生质问张伯苓：“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遂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他一生再没有吸过烟。

资料显示，对于学生，张伯苓是相当的爱护，他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他还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这其中就包括家境不富裕的周恩来。

在南开中学，张伯苓还严格查禁黄色小说，严禁学生进妓院，还在妓院多的街道派人巡查。学生无故夜宿校外的，须详报行迹，甚至要到校医室验证。

有着如此严格管理制度的南开中学声名传播于外。于是，各地学子纷纷前来投考，包括梁启超、冯玉祥、段祺瑞、袁世凯、黄兴、胡适、叶圣陶、张自忠、邹韬奋等名人也放心的把子女送到南开中学，一些学生甚至来自东南亚国家。数十年间，学生就发展到近千人。

而南开中学在一百年期间，师生成长为各类科技院士（包括少数外国院士）者多达60余人，其中成为国民政府院士的有梅贻琦、陶孟和、吴大猷、钱思亮、殷宏章等。

创办南开大学

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教育，第二年4月，严修亦去美国考察。二人遍游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各级各类学校，详查其教育体制，访问了许多校长和教师，同时也考察了与教育有关的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为创建南开大学做准备。

回国后，摆在严修、张伯苓等人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为即将成立的南开大学四处募集所需的大笔资金。据《严修年谱》及《张伯苓年谱长编》，1919年5月之前，严张二人为了筹款，曾赴天津、北京、太原、保定、南京等地奔走，拜见各方军政要员。最终，南开争取到徐世昌、黎元洪、李纯、阎锡山、梁士诒等人的捐款。“五四运动”中被学生火烧住宅的曹汝霖即是南开校董。

除了筹措资金，张伯苓也深知良好的师资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早在美国考察时，他就聘请了一些留美学生到南开任教，其后还在国内各知名大学招聘教师，承诺提供良好的待遇。

经过多方筹备，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正式开办，招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96名学生，分文、理、商三科。其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张伯苓任校长的南开大学，倡导西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不仅教师大多是在美国留学的青年学者，而且“课程、教科书、实验、实验仪器，包括实验用的蚯蚓，都来自美国”。

此外，在校务管理上，张伯苓也非常尊重教师的意见，他提出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办校方针。南开成立后不久，他即建立起师生校务研究会，定期征求教师的意见，后来又印制师生意见书，分议案、理由、办法等项，以期师生对校务积极建议，然后分类讨论，早日实行。而让教师们更为满意的是，南开机构精简、办事效率高。行政人员很精干，都能踏实努力的工作。因此，到南开任教的知名学者越来越多。

对于自己，张伯苓则严格要求。在南开中学，他只取校长的一份薪水。大学成立后，他也只在大学加领三四十元，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二分之一。而他每次到北京办事，为替学校省钱，总是住前门外施家胡同一个普通客店，每天房费1元。对于捐赠的钱款，他也从不中饱私囊。张伯苓的兢兢业业和勤俭治校，为其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誉。1919年11月，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不过，张伯苓因引入西方的话剧，并与学生同台出演，被人批评为败坏“士林传统”，有悖“师道尊严”等。此外，过多重视西方教育而缺乏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也让其饱受批评。

因为受到批评，张伯苓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教育的方法，思考如何西为中用，用西式教育办中国事，由此他发展出实业兴学路线。1928年，张伯苓提出《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土货化”方针，并开设不少实用课程：讲演术、办公室管理、售货学及广告学等。当时化工是天津的产业支柱，张伯苓就在南开成立了应用化学系，研究成果无偿地提供给相关厂家，就连远到云南的厂家都来南开求助。

凭借这种实业兴学的路线，20年代后期，南开大学声名鹊起，这也使得南开大学毕业的学生没有失业的。然而，“唯利是从”的“实业兴学”也使张伯苓受到非议。

据说，作为私立大学的南开当时的学费非常高，“一学年90块大洋，连其他费用一年下来要120块大洋，相当于中等收入家庭四五年的收入，一般人上不起。北京大学一年也就30多块大洋。”不过，其账目是完全公开的，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之。

当然，南开大学的收入除了学费，还获得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支持和资助。1930年12月24日，张伯苓为争取南开大学补助费，第一次到南京面见蒋介石等人，蒋爽快地答应了。自1932年起，国民政府开始向南开大学发放补助，1932年和1933年，每年为6.2万元。1934年为14万元加教育部补助4万元，河北省教育厅补助6000元，总计达18.6万元。而彼时南开大学的全年收入也不过40万元。

后来，在南开内迁后，蒋介石等国民党政要亦纷纷捐款予以支持，蒋个人捐赠法币5万元，行政院长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张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等亦慷慨解囊。

在张伯苓成功创办南开大学后，1923年，南开女中成立。同年，大学也由男中校址迁到八里台。1928年，南开小学成立。至此，南开终于成为一所包括四部的系列学校。

战火中的南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平津沦陷，南开校园被侵华日军空军于7月29日炸毁。坊间流传，日军摧毁南开，是因为“南开”二字暗喻“面南而开”，是为帝王之业。当时日军在把南开大学夷为平地之前还开了记者招待会。而当时的张伯苓正在南京向蒋介石寻求经济资助。

听闻南开大学被炸的消息，张伯苓悲痛欲绝。8月1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约见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张伯苓慷慨表态：“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蒋当即安慰张伯苓：“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这个许诺后来成为张伯苓向蒋介石申请经费时必提的一句话。

其后，张伯苓在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本人惟有凭此种精神，绝不稍馁，深信于短期内不难建立一新的规模，现已在京成立南开办事处。”

不久，南开大学奉命西迁长沙，与清华、北大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到昆明又组成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中学则西迁重庆，并入张伯苓校长于1936年提前建设的重庆南渝中学，组成战时办学体系。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在此之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同样给予了张伯苓以帮助。据《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一书记载，除了在经费上扶持外，从1938年到1946年，蒋两次到南开中学参观，五次拜访张伯苓，还借南开中学大运动场举行阅兵式。

1942年，张伯苓患病，蒋介石亦亲往探视。1944年1月，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颁发一等景星勋章，以示嘉奖。

而张伯苓则在抗战期间，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明确表明自己的立场——“蒋介石是全国的抗日领袖”。他并于1941年加入国民党。

而彼时众多南开学生开始分散，或参军抗战、或西去复课、或观望彷徨、或加入中共，不少南开学生为国捐躯，如在国民政府空军中牺牲的南开校友有记录可查的共7位，其中就包括张伯苓的四公子张锡祜。

抗战后的南开

抗战胜利后，1946年，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女子中学（后为第二南开中学）在天津复校，重庆南开中学在渝续办，与抗日战争期间按南开体系承办的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为南开体系四所姊妹学校。

至于南开大学，因校园被日军炸毁，抗战胜利后张伯苓也无法筹款重建，遂于1946年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收归国有。1946年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的文件。这是履行蒋介石答应张伯苓的一个诺言：对于这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30日在天津遭受日本侵华军队文化摧残的补偿。同时，核定了三校复员经费预算，迁移旅费70亿元，修建费30亿元(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南开8亿元)。

1948年夏，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

张伯苓与周恩来

周恩来是1913年秋考入南开中学的。入学后，因在学习和课外活动方面表现突出，受到校董严修的赏识。严修还因其家庭困难，减免了其学费。据说，周恩来是当时南开中学唯一的免费生。在校期间，张伯苓还时常邀请周恩来等去自己家中吃饭。

1917年6月周恩来毕业后，在严修和张伯苓等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1919年9月，南开大学成立前，周恩来应严修之召回国，并参加了入学考试，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然而，彼时的周恩来已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不再专心读书，而是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1920年初，因组织学生抗议活动，周恩来等四人被天津当局逮捕，投入监狱半年。释放后，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开除周恩来的学籍，并不赞成周恩来所为的张伯苓予以接受。

被南开大学开除的周恩来，其后在严修的资助下，前往法国留学。周恩来辜负了严修让其求学上进的期望，在法国加入了中共，主持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还主导了中国留法学生大闹中国驻法领事馆、里昂大学等暴力活动。从此，周恩来的命运与中共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几年后，周恩来留学归来，继续参加中共革命，行踪十分隐秘，十几年间，与张伯苓断了来往。1937年日本侵华后，张伯苓因要为南开学校筹款，与身在武汉、重庆的周恩来重新有了往来。国共内战期间，双方的联系再次中断。

误信周恩来留在大陆郁郁而终

1949年11月，在中共军队即将攻入重庆之际，关心张伯苓的蒋介石第二次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催请张伯苓到美国。蒋介石还表示：“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等，都由我给想办法！”张伯苓低头不语，其夫人则称：“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

不知这是否是个借口，因为就在此前，张伯苓刚刚收到周恩来的来信称“不让老校长动”。张伯苓最终相信了周恩来，留在了大陆，而这个选择是其一家悲剧的开始。

最初，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张伯苓暂返北京居住。其次子张锡羊要求张伯苓“为了南开，为了家人”写个拥护新政权的表态材料，张伯苓则以要对中共新政权再看一看，他不同意“才和蒋先生分手就和共产党一样骂蒋先生，需要多想一想”。而这应该是其遭到中共冷遇的原因所在。

中共建政后，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均被中共收归国有。张伯苓1950年9月回天津后第二天，即去了南开中学，却受到冷遇，最终还被轰了出去。他去南开女中时，学生则围着他起哄。

半个世纪后，研究张伯苓数十年的梁吉生在南开大学的教师公寓里讲述这段历史时表示：“张伯苓说：‘我是被新中国抛弃的’。南开是他建的，几乎是他的私人产业。你可知道，1947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整个城市夹道欢迎呀。几千人到了天津东站，基督青年会几乎决定整个城市的钟都要鸣响。”

1950年10月17日，是南开中学校庆。张伯苓被拒绝参加，他只能颓然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误信周恩来的张伯苓此时是否开始后悔？

四个月后，即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郁郁而终。除《天津日报》的简短报道外，大陆报刊对其近乎采取了集体沉默的态度。他临终遗嘱希望南开师生“拥护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誓死抵制专制极权”。可叹的是，他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而这难道昭示其临死前已然看透了中共的嘴脸？

另外，张伯苓的遗愿是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有人以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加以拒绝。而低调参加吊唁的周恩来在看到张伯苓的遗嘱时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

而得悉张伯苓病逝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为张伯苓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蒋介石亲写挽联“守正不屈、多士所宗”以志哀悼。台湾南开校友纷纷以纪念集、悼文等予以纪念。以后，每至张伯苓逢十华诞纪念日，台湾都要举行纪念会。

张伯苓死后，他的家人也没能逃过中共的运动。文革中，身为数学家的长子张锡禄、身为商人的次子张锡羊和三子张锡祚都被摧残、迫害致死。而这样的命运在张伯苓选择相信周恩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

作者：林辉

2017-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