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探亲时,住所旁边就是一所小学。不同肤色孩子的歌声和笑语,常常在我的耳畔回绕。

侄孙女贵贵就在这所小学读一年级。

那天放学回家,贵贵给我带回一封信,说是她们学校写给我的邀请函,请我在方便的时候为该校一年级的美国娃娃们讲讲“中国故事”。

我说我不会说英文。贵贵说,她可以当翻译。我说,那就试试看。

可是,讲什么“中国故事”好呢?我和贵贵商量的结果是,就讲讲高玉宝的《半夜鸡叫》。

那天,两个班的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一个教室内。几十个美国娃娃,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坐在书桌上,有的蹲在窗台上,有的躺着,有的爬着,叽叽喳喳地一点也没有上课的样子。听侄孙女说,美国的课堂就是这样。入乡随俗,我只顾讲我的“中国故事”。贵贵在一旁当翻译。

我讲到,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学鸡叫,把刚刚入睡的长工们喊起来下田干活。不久,长工们对此事发生了怀疑。这天深夜,小长工高玉宝独自在大车后边观察真假。他发现,周扒皮悄悄来到鸡窝前,伸长脖子学鸡叫,又用棍子不住地捅鸡窝,直到公鸡叫起来他才离去。高玉宝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大家。第二天半夜,当周扒皮又趴在鸡窝前学鸡叫时,躲在暗处的高玉宝大喊“捉贼啊,捉贼啊”,长工们一拥而上,将周扒皮打了个痛快。

我讲到这里,美国娃们有的大笑,有的鼓掌。看样子,他们对这个“中国故事”还比较满意。

当我准备结束我的“中国故事”时,一位黑皮肤的男孩突然站在书桌上,握着拳头喊了起来。

我问,他想说什么?

贵贵说,他抗议!

我问,抗议什么?

贵贵回答,他说这个故事不真实,半夜里鸡怎么会叫呢?

这时,另一个女孩子也提出异议:这个故事很荒唐,半夜里黑黑的天、黑黑的地,怎么能下田干活呢?那不把庄稼都弄死了吗?

还有一个白胖白胖的孩子说:周扒皮不守信用,不诚实,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学公鸡叫呢?

我急忙解释,这是小说。小说可以虚构。

那个黑皮肤男孩仍未将紧握的拳头松开,继续喊着说:虚构也不可造假!

我又解释道,其实这个故事很真实。高玉宝写的就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他从小当长工,没有上过一天学,连字都不会写。

我这一说,美国娃们又嚷开了:没有上过学,不会写字,怎么能写小说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我又说,高玉宝的小说是别人帮助他写的,发表时,只署了高玉宝的名字。

经我这么一说,美国娃们又嚷作一锅粥:周扒皮不诚实;高玉宝也不诚实,别人帮他写小说,怎么只署自己一个人的名字呢?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

中国的孩子缺乏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图片来源:pixabay)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立马就此打住。不然的话,这些美国娃们不知道还会提出什么样的古怪问题呢!

网友评论:

〝标准答案〞真的准吗?为什么美国一年级的小学生能够对《半夜鸡叫》中不合理的情节提出质疑,而我们的中学生却大多不能。

《半夜鸡叫》曾经作为初中课文,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就是〝标准答案〞式的教育,能不能背好〝标准答案〞成了衡量学业的标准,所以很少有学生对〝标准答案〞本身提出质疑;而美国孩子从小就被培养质疑思维、独立思维能力。

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真的有吗?(图片来源:pixabay)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虽然没有见过真正的地主,但头脑中早已被强加了〝地主是不好的,是欺负农民的坏人〞这样的观念,先入为主的想法使我们觉得周扒皮就是那么坏,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至于〝坏事〞本身是否符合基本的常理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其实,《半夜鸡叫》的真相在网络上早已被披露出来:据知情人说,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大连农村一位朴实的农民,勤苦致富,买了些地之后,仍是省吃俭用,一根腰带也舍不得买,用些破布条扎在腰间,从早到晚不闲着,且待人宽厚。

《半夜鸡叫》的故事被虚构出来之后,〝周扒皮〞就成为地主的典型形象,挑起了民众对地主的仇恨,致使周春富在土改中被打死。他的孙辈在文革中也被批斗。而有贫农老太私下说,周家是好人。有上台批斗的也露出一句话来:〝在他家吃的(比现在)好些。〞

高玉宝的文化水准很低,十个字中有三四个不会写,作家荒草对他进行辅导。荒草认为〝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了配合当时土改斗地主的需要,为了用〝旧社会〞的黑暗来反衬〝新社会〞的幸福,所以艺术虚构是非常必要的。

高玉宝和作家荒草之间曾有过长时间的争论,高玉宝曾经不同意歪曲事实,反对把不是周扒皮的事加到他身上。他说:〝这样写,我怎样做人呀!〞但他经不住反复的思想教育和当时大环境的压力,违心说了谎。

来源:阿波罗网

2017-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