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驱逐外地穷人引发民愤，被指〝排华〞事件。港媒引述北京前年的计划书指，当局预谋仅中心城六区就驱逐200万人口，清洗行动只是刚刚开始。但海外媒体计算，实际数字是400万。北京四周有超过400个垃圾场，全靠16万外地穷人处理。其实，自江泽民推行“三个代表”、资本家入党开始，中共就抛弃了工农联盟的基础，而步入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与外国资本联合共治的寡头联盟。学者何清涟对此有专著论述，随即遭到江泽民残酷迫害，后又发生离奇车祸，不得已逃离中国。发表何清涟文章的杂志主编被撤职，被强令退休。

北京〝排华〞早有预谋；计划驱逐至少2百万人口

12月1日，香港《端传媒》收集292条有效数据，整理出北京清理〝低端人口〞行动的地图，以及部分受影响人数。

按照北京行政区划分，清理整治点分布如下：朝阳区84处，昌平区50处，丰台区39处，大兴区43处，海淀区31处，通州区23处，顺义区11处，房山区2处，石景山区2处，西城区4处，怀柔区1处，门头沟区1处，东城区1处。

报道引述北京前年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指，当局确定北京市常住人口到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之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并要求，〝降低城六区人口规模，城六区常住人口在2014年基础上每年降低2-3个百分点，争取到2020年下降约15个百分点，控制在1085万人以内。〞

据此计算，2020年的城六区（即原中心城区东城区、西城区，原近郊区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人口将比2014年减少近200万。

2015年12月，新华网转载党媒《新京报》解读北京〝十三五计划〞的文章，称〝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网页截图）

报道说，以2015年人口数为基准，到2020年底，西城区常住人口数将减少19.1万；东城区减少14.3万；海淀区锐减56.8万；丰台区大幅减少36.9万。朝阳区更是计划在一年之内清退21.4万，石景山区也计划在2017年底减少19.1万人。

新唐人记者发现，据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2016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72.9万人。

那么，如果2020年北京人口维持2300万的话，就意味着将比2016年末增加近130万。而城六区同时减少约200万，那么城六区之外的人口将增加近330万。

如果说这就是当局〝缓解大城市病〞和〝疏解非首都功能〞想要达到的效果，显然不大合理。那么，很明显的结论是，上述官方数字中部分（甚至全部）造假。

如果做一个假设，整个北京市计划减少人口的比例都是15%的话，那么当局真正计划驱逐的人口总数大约为400万（2300万÷（1-15%）×15%）。

新唐人记者查询党媒报导，除了上图中《新京报》曾提及城六区减少200万人口之外，其它大多报导或只报城六区人口减少15%，或只报2020年维持在1085万，但都不提及2014年的人口数字1276.3万。也就是说，读者无法从报导的数字中计算出当局计划驱逐的人口数量。

北京的400多个垃圾场，是16万拾荒者的家

中国大陆凤凰号自媒体11月27日文章称，北京四周有超过400个垃圾场，所有可回收垃圾的处理，几乎全仰仗这16万匍匐在社会最底层的外来人口，他们将垃圾分好类，再送往废品回收站，为的只是数十元的回报。

2016年北京的垃圾产生量已经达到790万吨，400多个垃圾场，如同“七环”，将北京团团围住。

拾荒大军鏖战之下，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废品回收市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改委）最近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近一半的铜，超过一半的纸以及将近30%的铝都来自美国日本进口的废品。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员会的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关注北京垃圾处理逾四十年，2016年北京市人代会上他介绍道，北京的拾荒大军共分为13个帮派，聚集在北京四环外的82个“营盘”，每个“营盘”2000多户人。其中最大的要数“川帮”，仅来自巴中一个市的就有4万人。第二是拥有1.7万人的河南帮，主要来自固始。帮派间规矩森严，从玻璃到塑料到制品，各个帮派的拾荒范围都有严格规定。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员会的王维平则担心，随着这些“低端产业”退出北京，民间废品回收队伍破产，河北小塑料厂、小冶金厂、小造纸厂的关停，北京的垃圾处理量将大幅上升。2015年，北京的生活垃圾已达790万吨。如何分拣，成为难题。

学者指出三个代表抛弃工农险丧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工人阶级只有依靠农民的支持才能取得胜利，农民也只有得到工人阶级的领导才能得到解放。

但自江泽民时期开始，中共已逐步脱离工农联盟的基础，而步入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与外国资本联合共治的寡头联盟。

学者何清涟有专著论述，江泽民在2000年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开启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挺进政坛之路，为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融合提供了合法性。但在中国政治体制未变革的情况下，这条道路既方便了权贵阶层与官僚集团攫取更大经济利益，也使商人堂而皇之地获得政治保护伞。

何清涟指出，“三个代表”理论出台之后，她在《书屋》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指出中国正在抛弃工农等社会底层，形成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们与外国资本联合共治的寡头联盟。

何清涟写到，2000年6月她自己在上海欧亚管理学院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江泽民“三个代表”是“两实一虚”，经济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是实指，执政集团代表“先进文化”也是实指，经济精英被吸纳入中共，因此这“两实”的代表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则是“一虚”，因为“人民”是个集体名词，是无数个体的名义集合体，无法代表自身，终究还得由中共代表，因此，说是“三个代表”，其实全由中共代表了。

何清涟以上言论被视为是讽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这笔“新帐”，加上此前《中国的陷阱》（国内名《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被中共当局记下的“老帐”一道清算，何清涟遭受中共当局的政治迫害，包括降薪降职、禁言与全天候监控。

2000年7月，何清涟在北京经历了一场离奇的车祸之后，不得不于2001年6月出走美国。《书屋》杂志主编周实先生则被撤职，在50岁盛年被强令“退休”。

来源：阿波罗网林亿综合报道

2017-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