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北京市大兴区一场大火后，官方强势清理外地”低端人口”引起舆论譁然。这背后凸显中国大陆户口迁移政策改革仍迟缓，实施近60年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后遗症犹存。

随着中国大陆日益现代化，外地人到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谋生已成潮流。面对房价高涨，低收入族群大多只能在郊区的城乡接合部居住。就算是白领阶级，只要没有落户，在市中心购屋也是难以实现的梦想。

外地人口在大都会的弱势地位，源于中国大陆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后正式实施的户籍制度。这项措施着眼于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就此在中国大陆发展。

此后近30年，这项制度限制城市间人口自由流动与中国大陆境内自由迁徙，造成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收入分配严重失衡，间接限制了阶级流动的可能性。

这是因为户口与福利、就学与就业机会直接挂钩。

一般来说，城市户口或非农业户口享有比其他身分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充足的就学与就业机会。但在计划经济环境下，户口犹如变相的阶级制度，无法因从事的职业而改变，也使得许多来自农村的居民即使在城市工作，也无法取得非农业户口。

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部分大城市才逐步放宽户籍管理政策。到了2014年7月，中国大陆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各地才加紧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2016年9月，北京市公布”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宣布将取消北京地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北京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个宣布相关措施的特大型城市。

在此之前，中国大陆许多大中城市已降低落户门槛，放宽”暂住证”转为”居住证”的限制。一线城市则相继建立”积分落户制度”，放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的管道。

不过，中国大陆户籍制度的保留与取消仍引起诸多辩论。

保留派主张，中国大陆人口庞大，贫富差距无可避免，必须控制人口流动，防止贫困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取消派则认为，原有户籍制度阻碍城市发展、农业现代化，限制迁徙自由，导致人才无法自由流动。

从北京市这次逼走”低端人口”引起舆论挞伐可看出，即使推动户籍制度改革，本地与外地、城市与乡村的分野仍无比巨大。

北京市运动式的强硬驱离，只是将这批人口制造的”安全隐患”赶到其他地方。控制人口成长之余加强自身公共服务与保障体系，或许才是长远之计。若能如此，中国大陆才能真正摆脱城乡二元的计划经济枷锁，迈入市场经济。

来源：中央社

2017-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