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日报》报导，教育大学社会政策讲座教授周基利指，香港年轻一代普遍持有大专学历程度，除非挤进入读门槛较高的学科，不然毕业后难以成为高薪一族，月收入甚至与没有学位的一般雇员无异。周指出，大部分毕业生的月薪“高不成低不就”，未能受惠于扶贫或福利政策，加上香港人口老化、家庭结构影响，虽然月薪不高，但很可能已经是四口之家的经济支柱，家中甚至还有老人，使负担更重。

毕业于中文大学、任职社福机构、月入约1.5万元的陈先生向港媒表示，虽然收入未至于“月光”，但为了应付家庭开支难以储蓄，亦“不敢想像人生未来的事”。

今年8月新青年论坛运用政府数据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比较1967年至1996年间6代港人大学生收入及上流差距、扣除通胀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平均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下跌5.5%，即使是收入最高的10%大学毕业生，与上一代比较收入跌幅更高达13.6%，说明新生代实际收入比上一代更少。

研究亦发现，1982年后出生的年轻世代不但收入中位数远低前一代，其收入增长亦远远落后，与他们毕业后即经历沙士和金融海啸有关，当中不少大学生毕业时起薪仅有7000至8000元。

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所长庄太量分析指，学位贬值及新世代贫穷问题与社会形势有关，大专院校大幅增加学位，使教育质素下滑，部分学系收生量多，但学生求学间只装备了“打工”技能，毕业后工作与无大学学位的人士无异，收入亦无异。而收生门槛最高的学系如医学系、法学系，由于社会需求问题毕业后亦未必能够当上医生、律师，情况令人忧虑。

任职猎头公司高层的聂先生透露，高学历在职贫穷与不良企业文化有关，指自己处理的招聘案例中，不少公司都期望“以最低价格、请最好的人才”，直言大部分公司提出的待遇不符常理。聂举例指“一个公司以9000元希望聘请一个讲流利英语、国语及广东话、熟悉所有电脑文件操作、制图、又会联络客户、销售、搞活动、每天可以工作13小时、一周工作6天的大学毕业生，但他没有想过自己给的待遇根本不能让这个雇员在香港生活”。

聂又批评香港企业过度宣扬“看心不看金”的不良文化，“要求员工全心奉献，其实就是榨压员工”，直言大部分企业为了压低人力成本不择手段，甚至向毕业生明言“以累积经验代替工资”。而不少大学毕业生为了支持生计，接下收入不符比例的工作，变相使企业更加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压低毕业生工资。

来源：苹果日报

2017-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