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当然不是中国特产，国外也有告密者，像约翰•福特导演的《告密者》表现的正是此类人事。同时告密也不是四九年后官方的独得之秘，因为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告密者可谓代代不乏其人。但以我集十年之力，对中国告密史的研究，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四九年后的告密如此无所不在，频密而深广，对民众生活伤害之大，可谓旷古未有。

近来随着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曝光，章诒和连写两文谈黄苗子、冯亦代的告密，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参与。但无论是寓真、章诒和，还是王容芬、戴晴等人，都似乎尚未将告密放进更为深广的背景中来加以思考，争论者的见解容有不同，但他们多在道德上使力，从而客观上制约了对四九年后告密的深长思考。换言之，在对制度性告密缺乏较深思索的同时，对制度横暴下的个体也缺少应有的宽恕与同情。我当然知道没有真相就没有公正，所以真相应该述说出来并加以探讨。但在目下我们文网严密，文禁甚多，且档案也尚不开放的情形下，我们应该有一种悲悯和精谨的态度。即便坐实了告密之事，我们也应该谨记图图大主教的名言：没有宽恕便没有未来。

严酷时代对人性弱点的利用

我越研究四九年后的告密，越是能体会到生存在严酷时代的中国人之不易，心中有一份悲悯，有一种说不出的疼痛，有一种兔死狐悲的叹惋。看过电影《窃听风暴》的人，知道包括民主德国在内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要完全开放那时期的密档包括国安的档案，都有不小的阻力。即令在今天民主社会的氛围下开放诸种档案后，民众也并不处于兴高采烈的状态。像民主德国开放国安档案，有的人甚至会发现自己的至亲好友如夫妻都告密，有的甚至无法忍受这种真实的诘难与拷问而离婚。即便依旧在一起，也产生了于人不信任的膈阂。其实，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人之卑微与渺小，人是有许多局限且充满罪性的动物。
目前我不想就具体的黄苗子、冯亦代等人的告密事件说什么（黄的告密需要进一步证据，冯的日记读后难免有像交心报告的嫌疑，我以后会用专文来分析），我只想让读者看到，在一个非常严苛的制度下，你如何能摆脱不告密。我看到在四九年后老一代中国人的告密，我常庆幸自己没有生在那个时代，不然的话，无所不在的恐惧会诱使我的求生本能，去迎合官方指示的生存办法和路径。为了有效地避开诸般整肃，苟活幸存下来，会将我多少人性中的恶“号召”出来，想起来就会心有余悸。我自认为现在并不缺乏一点讲真话的勇敢，但如果逆推回去，我还有否像今天这样有一点讲真话的勇敢，我不敢打包票。这使我思考，倘使我们没有做那些不耻的恶事，不是我们一定不会成为自己唾弃的人物，而是我们比较幸运。当一个制度以激发人性之恶，靠人性之恶来统治人们的时候，谁能保证自己有勇气活得清白？

这样说，并不是说每个人不负自己应负的责任，一个坏的制度虽然不是你自己的主动选择，但每个人哪怕被动也有负自己难逃的责任。同理，我们对那些在被动之下告密者要给以更多的同情与理解，对那些主动告密，以求荣升者，虽然可以在时过境迁后不必过多谴责，但说出真相依旧必要的。我们当然不能令那些曾经告密者再来次当众的交心，但我认为曾经的告密者，对自己加害的人有一份道歉乃至忏悔，不是可有可无的。当然，这一切都仰赖于每一个人的自主行为，不为外力所压迫。同理，那些受害的幸存者，对伤害自己的告密者，也应该尽量有一份宽恕与原谅，摆脱仇恨的捆绑，其实可以使自己活得更健康。在这种意义上看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实在有相当之现实作用。关于四九年后中国的告密，将来我会用一本《“新中国”的告密运动》的专著，来进行细致缜密的学术研究。下面随列三点以见其于民众生活伤害之一斑。

无人可信，好友成告密者食粮

我曾经写过一篇《亲爱的告密》的文章，讲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夫人密告谭先生，流沙河先生大弟密告流沙河先生的事，这说明亲人之间的互相攻讦绝不是个别现象。中国古代的制度还主张“亲亲相隐”，就连比较严酷的朝代也反对亲人之间互相告密，但这一切在四九年后被悉数破坏了。西方法律中的无罪推定和亲属之间互免证其有罪的原则，在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变成了有罪类推、亲属之间不揭发便会犯包庇窝藏罪，并且官方号召和主张大义灭亲。与此同时，一旦你的亲朋好友被官方定为地富反坏右，那么你一定要与他划清界线，与他作坚决的斗争，使得“地富反坏右”分子成为生活中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只好自杀以自绝于亲朋好友，或者抑郁而死而“自绝于人民”，否则他就只有猪狗不如地苟活着。一九七九年五月，著名画家黄永玉写了一首诗《犹大新貌》，其中第一段几乎是痛心疾首地写道：

告密者就没有食粮。
越是好朋友，
告密者才吃得脑满肠肥。
一个告密者走在街上，
身后的冤魂跟着一大帮。

越是好的朋友，越有可能是你的告密者，因为你成了他活着的“食粮”，这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但在四九年后至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大陆并不罕见。极权制度，它需要人们不仅处于单个的不抱团的“马铃薯状态”，而且要让你们互不信任，互相不敢沟通于己有利于政权不利的资讯，从而有效地进行恐怖管制。

夫妻告讦、兄弟阋墙、朋友反目、同事成为眼线、熟人甘当卧底，可谓层出不穷，这一切都是制度化的结果。所以我虽然理解章诒和先生读到冯亦代先生的告密文字，成为她家坐探卧底后，举不起一张纸的瘫软绝望心情，但我还是要说，章先生显然还没有把四九年后无处不在的告密视为现存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把这当成现存制度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告密为何成为四九年后生活的常态。这常态常到什么地步呢？我们当然还没有更多的资料作样本分析（以后我会做相应的样本调查）。大家都知道一九八○年五月《中国青年》杂志掀起了一场著名的讨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作者“潘晓”赫然写道：“我求助友谊。可当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时，我的一个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说的知心话全部悄悄写成材料上报给领导……”。有“潘晓”这样经历者，又岂止是少数？在这种遍产告密者的制度下，岂止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实在可谓走进了死胡同！

告密组织及组织化告密

一九九八年马立诚、凌志军在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交锋——当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实录》，此书因涉一些思想解放史料，对于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及社会生活有一定的价值。其书中摘录无名氏作《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执政党的变化”条“党组织的弱化”一段，我们不难见出党团组织其告密作用之一斑。

“现在，很多党组织既不部署、不鼓励党员反映自己和周围群众的情况，党员也不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即使了解了自己周围群众的情况也不向党的组织汇报。有的党组织实际上成了‘聋子’、‘瞎子’，什么情况也掌握不了，什么作用也起不到。‘八九风波’期间，一些过去只靠党组织就可以掌握和解决的问题，不得不直接依靠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部门去掌握和解决，就是党组织弱化的结果。”（P249）

一九五七年被打成极右的四川大右派冯元春——其诸方面的思考不亚于林昭，惜外界多有不知——就曾说过党团组织是特务组织，不少党团员均擅长告密。你可以说冯元春这个说法很情绪化，但证诸上面无名氏于党组织涣散的忧虑，恐怕不是空穴来风。无名氏对于党员不向党汇报思想，不汇报群众动向，只得将这种跟踪盯梢当密探的事，让专业化的国安和公安来做深致不满，对于那种无处不在的告密网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迷念，不可谓不深。无名氏把告密的作用上升到国家安全（其实是对于党安全的概念偷换）的地步，这才是对四九年后组织化的告密作用的最佳注脚。

对中国的帮派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就不难知道一个传说，袍哥组织里没有四排与七排（即令有也只有让女的来做，俗称“四嫂”、七姐），据称是因为四排与七排的兄弟因向清兵告密而被取消。袍哥无疑黑社会组织，黑社会组织入会，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因此对背叛深恶痛绝。一个黑社会组织他要避免背叛，其内部当然也是要采取告密制度来维持其利益最大化的运营的。袍哥等黑社会组织，采取保举与引荐缺一不可，以减少入会者反水的概率，这和后来入共产党需要有两名介绍人、举砣子（举手）发毒誓（宣誓）有何区别？向党交心，向党组织靠近，自我告密，成为民众在恐惧时代的生存法宝，可谓良有以也。

毛泽东一封与告密有关的信

我现在收集诸种有关告密的第一手资料已有不少，包括古今中外的。外国的告密资料主要是用作研究中国告密史的参考资料，同时也对比他国是怎么处理告密的，对我们反省自己的告密历史有一定的好处，将来或许会在《中国告密史》多卷本做一章“中外告密之比较”的附录。四年前文革四十周年的时候，《今天》杂志出了一期文革研究专号，我用第一手告密原始资料（页），写了篇万字长文《文革告密个案研究：以吴大昌为例》，朋友们也多有夸奖，其实这只是我对众多四九年后告密个案的研究之始。比如文革岂止是小老百姓互相之间告密，很多高级干部子女也告发自己的父亲，这也是可以做非常好的专题研究的。顺带说一句，四九年后的许多研究还未开始，但在已开始的领域，各种重复之多，也是令人尴尬之事。一方面学术研究应该避免重复，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应该独辟蹊径，才能有真正的创获。要做真正的当代中国研究颇不易，但就是在这样不易的情况下，重复之作亦复不少。

四九年后的法律，客观上鼓励告密，但中共高层也直接或者间接地做了不少鼓励。一场革命或者一个革命家，连自己的亲友都保护不了，甚至要告发他们，这样的革命和革命家还值得自豪吗？这样的革命家在我看来连做一个普通人的底线都没有，因此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可怕的职业革命家》，其中谈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其文献来源皆有案可稽。毛泽东的革命生涯里充满许多次告密经历（当然是别人向其告发，这些都可以从各种材料里稽查到），他本人受惠于告密甚多，因此说他对告密比较有心得，不是诬枉不实之辞。

下面这封信，是值得仔细研究的他对告密态度的公开样本。戴毓本作为杨开慧的同学，新朝得鼎，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以写信给毛泽东“解告”，希求得到毛泽东的指点。毛泽东果然给她以指点，一是“争取光明的前途”，二是对于她的丈夫“似可不必再有检举”。“争取光明的前途”，我们暂且按下不表，且说对丈夫“似可不必再有检举”一项。这说明四九年后亲人互检是一种常态，也得到公开的指引与号召。毛泽东这句话可堪玩味，一来他绝不反对告密；二来他只是劝戴似可不必，并没有说你一定不要再告密，且表明戴告发丈夫至少是一次以上，否则不会有“再”；三来，“似可不必”，也就是允许有后续手段，并没有堵死你以后还告其他之密；四来，戴的丈夫已“虎落平阳”，只是湖南省参事室参事。参事是四九年后的低等闲职（主要由稍有影响的旧军官和旧职员组成），无实际作用，其实际的政治待遇甚至连文史馆所养之遗贤都不如。毛泽东这封与告密有关的信，选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P233（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大家可自行体会，因此我连注释一并抄录如下：

毓本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甚为感谢，很久以前的一信，也早已收到，因忙未覆，幸谅。希望你继续努力工作，争取光明的前途。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

以习梅现在所处地位，似可不必再有检举。

注释：

（1）戴毓本，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同学，曾在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是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医生。

（2）习梅，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当时任湖南参事室参事。

我曾对告密为什么在中国盛行做过几点粗浅总结：一是统治成本非常低廉有效，藉此维持庞大的社会运转；二是人人自危，互相嘶咬，每个人头上时常悬一把达摩克利之剑，让你对统治者的恐惧无处不在，如影随形；三是可以降低一个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会听主子的话，就会有把柄被主子拿着，便于统治；四是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设，反对互相制衡、谁都没有免受监督豁免权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维持专制统治不放。

二○○九年四月十六至十七日晨六时写成，

十九日修改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　来源：开放网

2017-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