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曾收编三万日本兵，这是一段几乎被湮没的历史。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这些各种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时发还。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有日籍老兵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这些奖章。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

本文仅供参考。

“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国主义确实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上述讲话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56年6月27日在接见日本代表团时说的。不过，它曾很长时间几乎不见诸国内报端，沉寂近30年后，这段话背后的历史逐渐为人所知。而我则无意中扮演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并与部分当年四野的日本老兵成为朋友。

四野原来曾有日本兵

1990年4月，我时任陕某师政治处主任，一天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参加接待从日本来的“第四野战军日籍战友回娘家访问团”。

日本人到中国回娘家，而且是回解放军的“娘家”，我当时一头雾水，不得其解。我虽然喜欢阅读部队战史和报纸，但从来还不知道有日本籍官兵参加解放战争。

当时一起参加接待工作的有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长吕兴元，还有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院长张宝林，副院长尚兴禄。接待的代表团成员名单是：团长中村义光，副团长福山三利、平野丹通、秘书长、若生爱子，团员本间雅子、幅敬信等，共17人。

原来他们几乎全是在第四野战军10纵工作过的医生、护士、宣传队员。代表团的成员大都参加了四平血战，三保临江，四下江南，林海雪原剿匪，黑山阻击战，锦州战役。尔后四野百万师入关，他们又参加平津战役，百万大军下江南，一直随队打到海南岛。而张宝林和尚兴禄当年就曾和日籍战友一起工作过。

1953年起，这些四野日籍老兵陆续开始以日侨身份归国，37年后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当年老部队的番号早已变更，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演变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我所在的部队即是10纵前身，这些日籍官兵到我们部队，当然算是回娘家。

我们负责接待的代表团，是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一次由原第四野战军原日籍官兵自费组成的旅行团。因此史称“第一次回娘家访问团”。

据有关史料载：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日本人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统计，粗略知道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较多。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

梦中常被惨烈的战斗惊醒

访问团从上海入境，探访路线首先是四野南下时征战的旧地：长沙、宜昌、荆门、襄樊、沅陵等旧战场。然后再北上转到东北的白山黑水，那里是他们当年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四平、沈阳、长春、敦化、大连、开原、锦州、黑山。

这些离开中国几十年的日籍老战友尽管都仍操一口流利的中文，但分别近40年，他们身上日本民族含蓄、内向和彬彬有礼的节制，是很容易一眼把他们与周围的中国人分出来的。

但是，随着这批老兵离自己的娘家越来越近，他们身上当年打下的中国烙印就开始一点点泛上来。部队安排他们到工作、战斗过的原四野10纵野战医院二所，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医院进行40年后的回访。成员个个事先郑重其事地准备一番，身挂奖章、勋章、衣着整齐、精神抖擞。当走进医院，看到数百名身着白衣的医生、护士手挥鲜花、彩带热烈欢迎老战友高呼“欢迎老战友回娘家”时，访问团成员个个热泪盈眶，有几位女团员扑到欢迎队伍中的女战士怀中，抱头痛哭。

爆发的顶点则是在某部钱树根军长、宫永丰政委主持的欢迎宴会上。当时主客突然放下酒杯，集体起立，情绪激昂泪花滚滚地唱起当年最熟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幅敬信和几位女团员还干脆离席在空地扭起了东北大秧歌。

代表团的伤心地是黑山阻击战烈士纪念陵园。黑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战场，也是他们生涯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当年，仅二所三天三夜就抢救医治了2000多伤员，许多日本藉医生、护士三天三夜没合眼，吃饭都在手术台上。

代表团中的本间雅子当时除了做手术外，还多次为危重伤员输血，被称为“万能输血者”。据介绍，医院几乎所有的日本医生和护士都给伤员输血。

雅子回忆说：“那时三天三夜下来，每个人躺下就不省人事，人累得像死人一样，看着断肢少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的伤员，马上又挣扎着起来也要去抢救生死与共的战友”。几十年后，这些日籍老兵与当年幸存的老战友重聚这无数战友长眠之地，相拥号啕大哭。
代表团的老战友向我这后辈介绍说，只要一想起黑山阻击战，耳边就响起子弹炮弹的呼啸轰鸣。团长中村义光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些惨烈的战斗场面，回日本后，睡觉常常梦中惊醒”。

中村义光与“四野回想会”

代表团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团长中村义光，这个温和朴素的小老头，在中国期间总是精神矍铄，充满昂扬的精气神，从未见他疲倦过，在代表团成员中非常有号召力。所以对他的经历特别好奇。

和中村先生熟悉并保持常年通信往来后，逐渐了解了他的经历：1944年3月，中村被征召入日军，1945年8月，任日本关东军7352部队的少尉，听到日本投降消息，中村与10多名不愿向苏军投降的日本兵逃亡到吉林敦化，寄身于一股流亡日军与当地土匪合伙组成的武装，1946年3月，“八路军”(民主联军)进驻当地剿匪，这股流亡的日本人再次面临选择，经交涉，决定交出武器，并留在队伍中。

中村不懂医务，所以在四野的卫生部门长期担任会计工作，但在战争中却立了3次大功、3次小功，这即使在一线作战部队也不多见。中村因表现优异，上级一度准备发展动员中村入党，后因考虑到中村将来要回国而作罢。

1949年，只是连级(大尉)干部的中村，在组织关照下与同在卫生系统的近藤清结婚，当时部队中只允许大校以上才可结婚，所在的医院破格提供了中村夫妇结婚的一切方便。

1954年5月，中村夫妇携两个在中国出生的女儿返回日本，在县政府谋到一份公职安顿下来后，中村开始力所能及地为那些回到日本谋生不便的老战友提供帮助。

1967年，鉴于当时回国的日本老兵生活都已安定，但留恋在四野时期形成的团队认同感却越来越强烈，中村率先开始联系散落在日本各地的四野老战友，发起组织了“回想四野会”1970年3月，在富士宫市举行第1次正式成立会议后，“回想四野会”便每年1次地在日本各地轮番召开。

“回想四野会”最初会员达600余人，由于病、亡，现在只有120余人。1980年以后，为确认会员及报道中国老战友的消息，中村义光创办并发行了1年4次的“回想四野会报”季报，成为紧密联系往昔战友的纽带。

“回想四野会报”不但记叙会员们的活动和战争回忆，还积极评论时事热点新闻，尤其是关注如何加强中日两国的友谊。

中村义光除了发起“回想四野会”外，还组织了中日友好会、解放奖章授给事务局，并长期义务从事日本在华遗孤的寻找救济工作。

日本司机被选去为毛泽东专列开车

四野战史第一次正式提到日籍战友，是1998年10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在第三章第五节“加强军队后勤建设”的138页-141页上，记载了四野初进东北时后勤系统留用日籍工人、日籍职员、日籍医生、护士的情况，含注解，总计876字。

他们当中最多的是医疗行业人员，东北1946年初就发生内战，急需医护人员，当时国共双方有日本侨民移送协定，后来发现，共产党方面移送过去的日本侨民不少被国民党军队留用，于是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

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著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事实上，共产党进入东北后，被吸收进来的日本侨民并非全部从军追随四野一路征战，还有一部分技术人员因解放区建设急需被分散到中国各地，规模最大的一支是1950年秋，800名日本铁路技术人员及其家属被送抵甘肃天水，负责修建兰州到天水的铁路。1951年春，天兰线正式开始建设，1952年10月1日，在建国3周年时，天兰线提前8个月通车。抵达天水的这批日籍铁路技术人员，除了修建天兰线外，还有部分人员被抽调修建兰新铁路和山西铁路修建改造的工程中。

在日籍铁路技术人员中，四野29后方医院的日籍炊事员吉冈宽，以前是技术高超的火车司机，吉冈转业至地方，在衡阳铁路局当火车司机。1953年毛泽东南巡，吉冈被上级交代一项意外的重大任务，为毛泽东返回北京时，担任长沙至岳阳段的专列司机。

中村义光希望周恩来帮助兑现诺言

当年四野日本籍官兵都获得了中国解放纪念章，不少人还获得了各种军功章。回国时，中国政府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对华态度，出于保护这批日本战友归国就业、生计问题，决定收回他们珍藏的各种中国解放纪念章、军功章，并说明将来条件允许，环境变好了将发还他们的这些奖章。

1972年9月30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天，中村义光就提笔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补发或归还这些奖章。他在信中说：“突然给总理同志写信，请原谅我的失礼。1972年9月29日，那是我们1953年5月12日从上海港返回舞鹤港以来，苦苦等待19年中日建交的一天。因为，我们从中国返回日本以来，19年来一直被歧视的生活中稍稍被解放出来，期待着至少能够过上光明的生活。

“离开中国时，中国政府保管、回收了曾经发给我们的东北、华北、华中、西南(及对个别人发放的西北，海南岛)等解放纪念章。现希望能够按约定，把这些纪念章再次交给我们这些同志。这纪念章应该是我们为中国革命付出的青春奖赏。我们绝对不会要求特权与养老金，而是希望现在毫无顾忌地向子孙讲述我们曾是在中国工作过的，是伟大革命的一部分的参与者这一事实当作话题，当作最大的骄傲。”

第一封信发出后，中村和战友们又历经9年时间反复申请和要求，中国方面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补发当年收回的奖章和纪念章。由于历经文革的动乱，许多单位保存的奖章已不复存在。经各方面努力，按原样制作数千枚补发给日本战友，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愿望。

制作完成后，两箱由当年受中国空军之邀来华访问的原四野东北航校教官、《航七会》会长林弥一郎乘飞机带回日本，另两箱则用船运回日本交给“回想四野会”事务局局长中村义光，随后“回想四野会”组成了“中国解放纪念奖章授给事务局”。中村义光担任授给局长。经过极端认真地核发、登记会员、发表调查，审查合格后方开始分发，除病亡，联系不上者外，共1560名日本战友重获证章。

作者：傅乐平　来源：选自2006年第26期香港党媒《凤凰周刊》

2017-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