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结束之后，大陆9万亿美元的债市大跌。对于此次下跌，业界人士从大陆金融业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十九大”后中共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给予分析。

在“十九大”结束以后，基准十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至3.9%（收益率上升是指国债价格下跌），创三年来最高。同时国债期货价格下跌。《华尔街日报》对此分析表示，本次下跌行情有一个不正常的表现：在国债价格下跌的同时，流动性较低的无抵押企业债价格却几乎没有变动。在利率上升的形势下，这种情况不常见。通常债券投资者脱手流动性较低的债券而持有更容易交易的资产（如国债）。

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华尔街日报》认为，随着中共当局去杠杆，造成中小型借款机构融资成本上升，同时银行存款增速也不断下滑。为了平衡不断上涨的成本，银行将更多资金投入到信托公司、基金和证券公司等所谓非银行金融机构（即影子银行）中。

但是，随着流入银行的资金减少，银行能够用来投资的钱也随之减少。这使得上述非银行金融机构面临资金赎回。Wind资讯（Wind Information）数据显示，银行在非银行业的存款已较6月高点减少2%，相当于撤资900亿美元。面对赎回，非银行金融机构需要快速变现。卖出高流动性的政府债券是最简单的方案。同时这些机构继续持有高收益企业债，这样至少能帮助维持高回报水平。

所以随着中资银行筹资变难，资产市场可能出现更多波动。

也有业界人士从中共的经济政策方面对国债下跌进行了分析。

经济学博士、现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十九大”后十年期国债价格下跌是因为市场接收到了中共经济政策收紧的信号。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表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沈建光认为，中国高达GDP的250%的高杠杆问题是中共不得不直面的痛点，而影子银行更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领域。所以，去杠杆、规制影子银行乃至货币政策转向偏紧是“十九大”之后的大趋势。

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2015年9月首次提出的以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GDP缺口测量各国债务水平的指标来看，中国在两年前这一缺口指标便已经高达25%，超出2%～10%的正常范围，是全球最高的。以过往的经验来看，BIS认为，一旦一国缺口指标超过10%，随后三年，该国有2/3的概率发生“严重的银行业紧张情况”。

沈建光认为，大陆国债暴跌背后是中共政策的转变、去杠杆的加速、影子银行的收紧以及房地产调控措施或将继续。

“十九大”前后，中共各金融监管机构频繁发声，强调要对金融界加强监管。习近平首席经济智囊刘鹤在今年8月份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意味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严重失调。解决的方法就是加强金融监管。”

对此，海外经济学家何清涟表示，刘鹤的意思是必要时金融监管也会成为一种高压手段。

何清涟估计，大陆经济领域一旦出现状况，北京会再次依赖高压手段来控制形势。中国在政治开放领域已经向后退，到时可能会退得更多。

网名为“滑翔戟”的网民对此表示，中共“权威人士”提出的宏观调控五大任务所对应的方法论，明显就是用政治强权（美其名曰“政府自我革命”）迫使市场归位，包括股、汇、楼市，但故意忽略了造成此种局面的就是全权政府本身，权力不是私用，就是滥用，必然导致市场沦为比谁更会作弊的赌场。

大纪元记者刘毅报导

2017-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