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14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出：“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导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6]

指挥舆论造势，鼎力助毛“引蛇出洞”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撰写《走向反面（未定稿)》（后又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12日印发党内。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7]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声称：“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这两篇都是内部文件，当时并未公开。根据这两份内部文件，邓小平于5月18日审改《人民日报》社论稿《继续争鸣，结合整风》。同时，邓小平也开始为开展“反右”斗争积极进行准备。

5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党委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8]

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报纸宣传报导问题，指出：“要组织力量搞几十篇东西，由《人民日报》放出去。现在分门别类作准备，累计素材，有的写长文，有的写短文。”并作了具体安排，拟定一批题目和作者，确定审稿人和交稿日期。25日上午，主持书记处召集的各大报纸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写文章回答党外人士的批评问题。”[9] 5月2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整风鸣放情况和“反右派”工作部署的报告。

从邓小平年谱语焉不详的记录中还可以看到，邓多次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研究部署整风反右工作；听取各部门、各地关于整风鸣放的汇报；出席中央、地方会议，讨论整风反右问题；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阐述整风运动的目的、方针、策略；传达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

邓小平将毛泽东“反右运动”的“旨意”戮力落到实处。

充当反右急先锋，将反右之火烧向全国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正式发动“反右运动”。

这份党内指示中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10]

6月9日，邓小平早就布置好的文章开始在《人民日报》连续发表。

从6月5日开始，邓小平穿梭于辽宁、吉林、黑龙江、沈阳、西安、成都、济南、上海、南京、广东等地，听取东北、西北、西南、华东等地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关于整风、大鸣大放情况的汇报，作报告、检查、指导反右工作，再回北京将之上报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指导中共中央各部门进行“整风”、“反右”运动。7月上、中旬，邓小平找中高级干部开会和讲话，指挥运动前进，继续鼓励“鸣放”，不厌其烦地强调“放长线钓大鱼”、“大鱼在后面才能出来”，让“牛鬼蛇神都现出来”，并指示要再深挖、要加大对右派的舆论轰炸，真正的“大鱼”还未出来，“反右”斗争必须继续深入。

在7月8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电话会议和7月12日晚的统战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整风“反右”报告，说：“对右派打得要狠，不能温情主义”，“狠就是用充分论点和事实根据驳得他体无完肤，这才是狠”，“打他两下子不是狠，是粗暴”。在思想上对右派要做无一疏漏的地毯式驳斥，使之思想彻底“破产”。[11]

正因为有了邓小平的“狠”，各地才有了中央这把“尚方宝剑”挥向“右派”，把“右派”斗得更加“体无完肤”。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说：“从今年5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8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8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也同时开展了整风，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在毛泽东谋划指挥，邓小平执行操作下，反右运动这把火从中共党外烧到党内，从大专院校烧到民主党派，烧向全国。

主持制定《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手握生杀大权

反右一开始，中共对于如何划分右派没有正式文件。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公开发表，文中提出六条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但没有划分右派的具体界线和标准，各地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定。但在那个宁左勿右、紧跟形势的年代，说句提意见的话甚至领导不中听的话都会被打成右派，可以想见，右派范围、人数的扩大和急剧增加就在情理之中了。

7月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问题的通知》。通知把右派人数扩大一倍，全国的骨干名单从4000人增加到8000人，北京从400人扩大到800人。报纸上点名人数，也允许从右派骨干总数3%，逐步增加到10%左右。

8月1日，毛泽东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说：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据此指示，邓小平领导的反右斗争领导机构，把历史上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出身地主家庭的、国民党军官、国民政府官员家庭成员统统戴上右派帽子。他们中有的连一句反党的话都没说过，也硬给戴上帽子凑比例；有的被枪毙；更多的人自杀。被划成右派的人遭受批斗打骂，受尽屈辱，他们的家人也都成了贱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0月15日，中共正式发出由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此时距“反右”开始已超过四个月。薄一波晚年所谓，划分右派的标准下达晚了，是“反右”严重扩大化的主要教训之一，只不过是在为邓找理由开脱而已。因为这个标准下发后，被打成右派的人数仍然持续攀升，除了与毛泽东指示将运动扩大范围有关外，更是因为邓小平对毛泽东指示的积极执行和对运动的大力引导。

作为中共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手握划定右派的“生杀大权”。 7月，邓小平指示相关各部门提出处理右派的方案。在八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邓指出：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政治上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可见，邓对于右派实是以中共的敌我矛盾来处理的。

7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正是这个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决定，将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了悲惨的人间地狱，更是在大饥荒到来时无人顾及而自生自灭。和前苏联古拉格一脉相承的劳教制度，也为中共以后随意抓捕、关押、奴役、迫害民众打开了地狱之门。

12月3日至6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关于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也同样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制定。

结语

反右运动，是中共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犯罪行为，毛泽东为了巩固中共政权，消灭臆想中潜在的“阶级敌人”，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构陷迫害众多无辜的知识分子、爱国民主人士。作为毛的副帅、反右总指挥的邓小平在运动中戮力执行毛的意图和指示，积极领导、大力推动运动发展，将毛泽东的臆想变成血淋淋的现实。

55万多知识分子因此被剥夺了最基本的人权，批斗、凌辱、劳改、坐牢、刑讯逼供、强迫认罪、自污互污、超负荷劳役、累死、饿死、酷刑毒打致死、被逼自杀、枪毙、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滴滴血泪，罄竹难书！这些中共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贱民”，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难逃一次次被打倒的悲惨命运。55万多右派，除了几个毛泽东留作反面教材的大右派，活到1978年改正时仅有10万余人。

根据中共的官方资料，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而非平反）552877人，整错率达99.98%。就是这样的错误率，邓小平还坚持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因而留下96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以维护他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的“光辉”形象。

注释：

[5]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363页。
[7]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424-427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365页。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365、1366、1368页。
[10]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432-433页
[11]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作者：古玉文 来源：大纪元

2017-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