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提起邓小平，国人了解最多的无非是：刘邓大军、三起三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六四屠杀。而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都做了些什么？在中共官方的历史里基本上是空白。就是在网络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网上也几乎搜不到更多的相关资料。似乎，官方不愿意谈论这一时期的邓小平。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刻意掩盖、隐瞒这段历史呢？是其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情？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们从为数不多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答案，试图告诉人们那段真实的历史、一个真实的邓小平，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书记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副元帅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叫毛泽东，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挂副元帅，为副总司令，我们两人一正一副，你是总书记嘛！”“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也是常委会的总书记，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但是你也是我的总书记。”[1]

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毛泽东主导改组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改选总书记一人。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党、政、军、经各方面的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书记处总书记组成政治局常委。此时的书记处权力极大，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都要接受书记处的领导。毛泽东在1958年6月作过这样的批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在毛泽东的着力安排下，邓小平出任第一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排名在党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后，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直至1966年书记处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邓小平担任总书记长达十年之久。

中共“八大”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人员中，邓小平既是常委，又是书记处总书记，既参与最高决策又负责具体执行，在政治局常委会享有主席级同等地位。邓通过中央书记处直接参与中央对直属各部委、政府、军队以及地方党委的领导，位高权重。事实上，中共“文革”前的历次运动都在邓的实际领导之下。[2]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对邓小平委以如此重任呢？这还要从高岗事件说起。

告密高岗，借机上位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上调各大区书记到中央工作，强化中央权力，削弱各中央局和大区政府职权。进京的五大区书记分别是：东北区高岗、中南区邓子恢、西南区邓小平、华东区饶漱石、西北区习仲勋。五人中，高岗职位最高，所谓“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邓担任政务院副总理。

当时，一向听命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和毛产生了严重分歧，矛盾已经公开化了。毛泽东私下多次跟高岗谈到这些问题，认为刘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1953年春夏之交，毛交给高岗一项“绝密任务”：查阅东北敌伪档案，了解二十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个人历史问题在中共的内斗史上历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日后毛把刘打成“叛徒、工贼”的依据。高岗对此心领神会，认为毛要打倒刘，便开始四处活动。

195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领导小组开会，商讨毛泽东不在北京时由谁主持工作的问题。散会后，高岗跟邓小平说：“少奇政治上不稳定，不宜主持中央工作，还是轮流好。周恩来把握政策比刘少奇稳。”邓小平反驳道：“少奇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拉拢我。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根深叶茂，势力雄厚。高岗错估了形势，低估了刘的影响力。毛泽东想利用高岗给刘少奇“换换位子”的企图没有得逞，高岗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以自杀告终。

毛泽东看重的高岗倒台后，毛失去了一个可以制衡、替代刘少奇的得力助手，毛的眼光转向了邓小平。在“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中，邓小平负责调查饶漱石。1954年4月，邓接管饶漱石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55年3月，邓在党内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邓小平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笔者注：文革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平反了，唯有“高饶事件”，虽然抹去了“集团”、“联盟”字样，但“反党、篡权”的罪名依然存在，这和邓不无关系。）

“毛派头子”，毛泽东的“自己人”

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信任、器重的人。早在1931年，邓小平在瑞金、会昌等地担任领导时，积极推行毛泽东的“富农路线”，是毛的拥趸者之一，因此成为共产国际派排挤、打击毛时的“标杆”，被称为“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毛派头子”，受到严厉批斗与处分。自此，毛将邓视为“自己人”。

中共官场历来讲“站队”，不然，能力再强也枉然，邓小平站对了队。随着毛泽东重新夺回权力，邓小平开始逐渐复出。至1943年，邓已是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此后更是一路高升。

就是在文革邓小平被打倒时，1967年 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单独谈话时说到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3]可见毛对邓的看重。

四处宣讲，积极准备整风

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在具体执行中央的决定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和相当大的操作空间。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大跃进运动中，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身份，积极贯彻、执行着毛泽东的指示。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猛烈的政治震荡，引发苏联国内及其卫星国的一系列骚乱。6月，波兰爆发大规模罢工、游行的波兹南事件；10月，匈牙利爆发民众抗议政府导致苏联入侵镇压的匈牙利事件。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发动了“整风”和“反右运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鼓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

会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央常委分头到外地，积极宣讲毛的讲话。

4月25日，邓小平“审改彭真批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4]，批示杨尚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自此开始。

4月30日，中共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整风运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44人。会上，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5]

此后，5月8日至6月3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三十多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大专院校座谈会，征求对中共整风的意见。这些发言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载，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各地纷纷仿效，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待续）

注释：

[1]李锐，《李锐文集》，卷三，《“大跃进”亲历记》，下册，南方出版社，1999年，465-466页。
[2]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年
[3]王力，《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17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358-1359页。

作者：古玉文 来源：大纪元

2017-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