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越南劳动党不再设主席职务，作为第一书记的黎笋成为北越的最高领导人，领导并随后统一了越南。当南越并入北越之时，1976年底越南劳动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名越南共产党，黎笋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越共的最高领导人。黎笋在苏联的支持之下于1978年下令进攻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黎笋被授予列宁和平奖。黎笋在位期间，由于其亲近苏联的立场，导致越南与中共关系十分紧张，他否认中共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张，坚持越南拥有两岛主权。1986年7月10日黎笋在河内去世，去世时仍然保留着越共总书记的职务。

中共与越共，曾号称“同志加兄弟”;可是没过几年就兵戎相见，大打出手。在中共的宣传影响下，在不少大陆人眼里，越共是忘恩负义之辈，但是，在越南人眼里，中共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件来源：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文件由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Christoper Goscha获得，并为国际冷战史计划(CHIHP)翻译。原题为“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以下为279至288页的内容。

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想那样对付我们。

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反动派中的某些人还能再继续存在多久。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像最近(指1979年初)所做的那样攻击我们。如果战争来自北方，那么中北部的义安、河静和清化各省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基地。这些地方作为最有效、最好、最坚固的基地，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如果北部的三角洲地区继续保持畅通无阻，那么形势就会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初如果不是越南人，就不会有任何人与美国打仗，因为那时越南人在和美国打仗，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害怕美国。……尽管中国人帮助过北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朝鲜的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们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份。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就此与美国打交道。毛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这样，在这两个老挝的省份被交给万象后，老挝反动派立即逮捕了苏发努冯。当时老挝有两个营被包围。而且，他们还没有作好战斗准备。后来，一个营逃出包围。就在这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允许老挝人发动游击战争。我邀请中国人前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同志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向老挝人施加压力，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会彻底瓦解。现在必须允许他们搞游击战。”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

张闻天，原来是中共总书记，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营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他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汇报黎笋和张闻天之间的谈话。毛立即回电：“越南不能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所以，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

我对中国人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中国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中共部队进入。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后来，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20，000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在美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进入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逼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口、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子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到了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与中国人之间出现这种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指何伟提出的不和美国人谈判的建议。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共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共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

中国人积极地与美国人做交易，强迫我们以这种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以维护美国的利益，并减轻美国的失败，同时还要引诱中共更多地站到美国一边。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周恩来前来会见我。

周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和你讨论。”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祖国;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越南的事务，而且你没有权力与美国人讨论越南的事务。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

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在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

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在南方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周在分割越南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你知道吗，同志?”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道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点上错了。”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马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美国就会更猛烈地进攻我们。”我根本不害怕。美国和中共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种观点斥为站不住脚的，只是说：“我将向你方同志增加输送枪炮弹药。”然周恩来针对担心中美之间进行密谋说：“没有这回事。”

然而，双方已经讨论了如何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包括B-52的轰炸和封锁海防港。事实显然就是如此。

如果苏联和中共相互之间没有发生纠纷，那么美国也不会那样猛烈地打击我们。由于中苏两大国处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社会主义集团的一致反对所阻挡。尽管越南能够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共每年提供500，000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共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的事态发展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至于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就南越的局势说任何事。我只谈一般性的问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却不得不说两家都在和美国人作战。我不得不到那里去，多次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谈，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方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次，中共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

他们使得情况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一道，前来告诉我说：“同志，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估计是人民币)。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

我不能容许这一点。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讨论中，他们听取了我们的十条左右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谈到“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时”，他们就不再听下去了……。邓小平说：“我掌管着我自己的文件。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这种观点。”

在我们离开之前，毛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邓小平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我们出来后，我对长征兄弟说：“刚才你听到了吧，这是夺取我国和东南亚的阴谋。现在这很清楚。”他们竟敢用这种方式宣布。他们还以为我们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无时不刻不在想着和越南打仗!

我要对同志们多说说，以便你们更多地看到这件事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毛问我：

老挝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20万平方公里。
人口有多少?
大约300万!
那不是很多嘛!我要让我的人民到那里去，就这样!
毛再问：泰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大约50万平方公里。
那么有多少人口?
大约4000万!

我的天!中国的四川省有50万平方公里，却有9000万人。我还要让那里的更多一些的人去泰国!

对越南，他们不敢以这种方式谈论迁移人口的事。然而，毛对我说：“同志呀，贵国人民真的打败了元朝军队吗?”我说：“的确如此。”“你们是不是真的打败了清朝的军队?”我说：“的确如此。”他说：“也打败了明朝的军队?”我说：“是的，还有你。我也打败了你。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对毛泽东说话。他说：“知道，知道!”他想拿走老挝，拿走整个泰国……还想拿走全部东南亚。让他的人民去那里生活。当时情况复杂到如此程度。

过去──指对以往中共的几次威胁可能引发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周密准备;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最近局势就会非常危险。这不是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召集军队的兄弟来和我会见。我告诉他们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执。至于中共，他们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者联手。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你们必须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我担心军队不理解我，所以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很难理解。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讲。而且我没有让别人抓住把柄。我到苏联时，苏联人也因为中国的事对我很强硬。苏联召集了一个80国共产党的会议来支持越南，但是越南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越南，它还被用来谴责中共。这样越南就没有去。苏联人说：“现在你们放弃了国际主义还是怎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们根本没有放弃国际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然而，要做一个国际主义者，首先就要打败美国人。如果想打败美国人，就必须与中国保持一致和团结。如果我前去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中国人就会给我们制造非常严重的困难。同志们，请理解我吧。”

在中国也有很多不同和相反的意见。周恩来赞成与苏联建立联合阵线以反对美国。有一次，我到苏联去参加国庆活动，我能够读到中共发给苏联的电报，上面说“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攻击苏联，中国人都会和你们站在一起。”这是因为苏联和中共早先(1950年2月)就有一个友好条约。我坐在周恩来旁边，问他：“同志，在最近你们发给苏联的电报中，你们同意和苏联建立阵线，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反对美国的联合阵线呢?”周恩来说：“我们能呀。我同意这个观点。同志们，我将和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建立一个阵线。”彭真也在座，插话说：“这个看法极为正确!”但是在上海讨论这个问题时，毛说这是不可能的，取消了这个打算。你们看事情有多复杂。

尽管周恩来持有一些那样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同意建立一个阵线，而且他对越南帮助很多。我能够搞懂许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多亏了他。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正在竭尽全力在这里生存下来，用李强为你们聚集和提供援助。”这里面的意思是，周为了帮助越南人能够利用李强。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欠他的情。

然而，如果说其他中共领导人和周恩来的观点一样，那就不对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完全可以说，最不守信用的人，满脑子大汉族思想的人，想拿走东南亚的人，主要是毛。中共的所有政策都掌握在他手里。

在当前中国的领导人中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未来事情将会怎样发展，然而，事实就是他们已经攻击了我们。过去，邓小平做过两件事，现在都已被颠倒了。这就是，当我们在南越赢得胜利后，中共有许多领导人不高兴，但邓小平却祝贺我们。结果，他立即被其他人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当我最后一次到中国，我是代表团团长，而且我会见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谈到领土问题，包括对几个岛屿的讨论，我说：“我们两国相互邻近。我们的领土中有几个地区还没有清楚地划界。双方都应该建立专门机构来考虑这个问题。同志们，请在这一点上同意我。”邓小平同意了，但他这样做了之后，立即被其他领导人的集团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但是现在他邓小平是疯狂的。因为他想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所以他更猛烈地打击越南。他纵容他们攻击越南。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一百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现役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共对越南的威胁。如果没有这样的威胁，那么这样大的现役军队是没有必要的。最近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受到进攻，我们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保持一支大军，那就会十分危险。

二战后初期，人人都以为国际宪兵是美帝国主义。他们能够夺取和恐吓全世界。每个国家，包括大国，都害怕美国。只有越南人不害怕美国。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教会了我。第一个害怕美国的是毛泽东。他告诉我，就是说要告诉越南人和老挝人：“你们必须把老挝的两个解放区移交给万象政府。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美国就会把这作为发动攻击的藉口。这太危险。”对于越南，我们说：“我们不得不和美国作战以解放南越。”但毛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南越必须坐等很长一段时间，从现在起等一辈子，五到十辈子，甚至二十辈子的时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打。和美国人打是危险的。”毛泽东害怕美国到如此程度……

但是越南不害怕。越南继续前进、战斗。如果越南不战斗，那么南越就不会解放。一个没有解放的国家将会是一个依附于人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半是自由的，这个国家就是不独立的。直到1975年，我国才最终实现了完全独立。伴随对立而来的是自由。自由应该是对整个越南民族的自由……

恩格斯曾经论述过人民战争。后来苏联、中共和我们自己也都谈论过这个问题。然而，这三个国家在人民战争的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仅仅因为你有亿万人民，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任何事。中共也谈论人民战争，然而，他们的主张是“敌进我退”。换句话说，防御是主要特征，战争被分为三个阶段，以乡村包围城市，而主力只留在深山老林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处在防御之中，而且非常虚弱。以4亿人民对日军30万到40万部队，中国人仍然不能打败他们。

我得不断重申这一点，因为在向我们派顾问之前，我们越南人中的一些兄弟并不理解。

他们认为中国人非常能干。但是他们并不那么有本事，所以我们并不听中国人的建议。

在1952年，我离开北越到中国去，因为我生病了，需要治疗。是我第一次出国。我向他们中国人提出问题，看到了许多奇怪的事情。有许多地方曾经被日本军队占领过，每一个地区都有5000万人口，但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游击队战士。

我从中国回来后，我见到了胡伯伯。他问我：

这是你第一次出国，对吗?

对，我第一次出国。

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两件事：越南非常勇敢，中国人一点也不勇敢。

从那一天起我就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越南人完全不同于他们。越南人身上的勇气是天生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一个防御性的战略。居民们人自为战。

最近，中国人调集数十万部队进来侵略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已动用了民兵和地方部队来攻击他们。我们并不采取防御姿态，这样就使他们遭受挫折。他们连单独的一个排也消灭不了，而我们却消灭了他们好几个团和好几十个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进攻性战略。

美帝国主义者在一场漫长的战争中和我们作战。他们是如此强大，然而他们失败了。但是有一个特殊的因素，就是中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因为这一点，他们才如此猛烈地攻击我们。

越南和美国人战斗，非常凶猛地和他们战斗，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极大的国家，不仅能聚集1000万军队，能调动相当强大的武器来和我们作战。所以我们不得不战斗了相当长的时期，以驱使他们降级。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中国人不能。当美军进攻广知(Quong Tre)时，政治局下令部队立即投入战斗。我们不害怕。在这之后我到中国见周恩来。他告诉我：“这次的进攻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一生中只有一次机会，没有两次。没有人敢于像你们那样做，同志们，你们做了。”

……周恩来是总参谋长。他敢讲话，他更坦率。他告诉我：“要是我从前就知道贵国同志们采用的方法，我们就不需要进行长征了。”所谓长征是什么呢?在长征开始时有30万军队，在长征结束时只剩下3万人。27万人损失掉了。这样做事，真是愚蠢透顶……我这样说，就使同志们我们比他们强多少。在最近的将来，如果我们对中国人作战，我们一定会胜利。

……然而，说真的，如果另外一个国家不是越南对中国作战，他们能不能像这样像越南一样获胜，就不清楚了。

……如果过去苏联和中国相互联合起来，美国人是不是还敢于和我们作战就不能肯定了。如果两国联合起来，共同帮助我们，美国人是不是还敢于采取他们实际上采取了的那种方式和我们作战，就不能肯定了。他们一开始就会退缩不前了。他们就会像肯尼迪时期那样退缩不前。越南、中国和苏联都帮助老挝，美国就立即和老挝签订了一个条约。他们不敢把美国部队送到老挝去，他们立即让老挝(人民革命)党参加政府。他们再也不敢攻击老挝了。

后来，当两国(苏联和中国)相互争执时，美国人就被(中国人)告知，他们可以径直攻击越南而不必害怕。不必担心(中国的报复)。周恩来和毛泽东告诉美国人：“如果你们攻击我，那么我就会攻击你们。如果愿意派多少军队到南越都可以。随你们的便。”

……(现在)我们与一个十分强大的国家为邻，与一个有扩张主义企图的国家为邻。如果[中共]要贯彻这种扩张主义企图，那就一定侵略越南开始。这样，我们就得肩负起另一个不同的历史责任。然而，我们从来没有逃避过我们的历史任务。以前，越南履行了她的任务，这次越南也决心不允许他们扩张。越南保持了她自己的独立，我们这样做也就是保卫东南亚国家的独立。越南下定决心不允许中共推行他们的扩张主义计划。最近(与中共)的战斗仅仅是第一个回合。现在，他们仍然在许多领域里做准备。然而，无论他们准备到什么程度，越南都会胜利……

发动战争决不是在树林里闲逛。派出100万军队对境外的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会引起到数不清的麻烦。最近他们调集50万到60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但他们没有充足的交通设备来给他们的部队提供食品。中共现在正准备三百五十万部队，但是他们不得不把其中一半留在(中苏)边界上阻止苏联人。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或两百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我们也什么都不怕。我们只投入了6万军队，而且如果在近期我们要和两百万[军队]作战，那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不害怕。

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作战的办法。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部队，他们将只能在北方获得一个立足点。[他们]深入中部、[红河]三角洲地区和河内，或者进一步南下，将是困难的。同志们，你们知道，希特勒集团[也是]以这种方式猖狂进攻，然而当他们(德国纳粹)抵达列宁格勒，却不能进入。有城市，有人民，有防御工事，不可能对这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居民展开有效的攻击。即使打上两年、三年和四年，他们仍然不能进入。(北方的)每一个村庄都是这样。我们的方针是，每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堡垒，每一个省份都是一个战场。我们将战斗，他们根本进不来。

然而，仅在前线和敌人战斗是永远是不够的。必须要有坚强的后防。最近的战斗结束后，我们估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必须再增加几百万人到北方前线。但是由于敌人来自北方，全国的直接后方就必然是清化、义安、河静……保卫首都的直接后方必须是清化和义静……我们可以适用两到三个军对他们施以沉重打击，这将使他们蹒跚不前，而我们将继续保守国土。为了这个目的，每一个战士都必须是真正的战士，每一个班都必须是真正的班。

现在已经打了一仗，我们不应该主观。主观主义和轻视敌人是不正确的，但是缺乏自信也是错误的。我们不主观，我们不轻视敌人。但是我们也要自信，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应该有两个东西。

中国人现在有一个进攻我们以图向南扩张的阴谋。但是在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事情能干了以后再包得严严实实。中国人才打了越南没有多少天，全世界就已喊叫起来：(“)别碰越南(”)当今时代不像旧时代。在那时候，这只是我们和他们(指中国人)[的事]。现在整个世界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还完全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但是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要独立和自由的时代。(即使)在小岛上，人民也要独立和自由。人类现在全都是这样。这与旧时代是非常不同的。在那时候，人民对这些事情还不是很清楚。所以胡伯伯的话，“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珍贵”是当今时代的一个观念。攻击越南就是攻击人类，就是侵犯独立和自由……越南是一个象征着独立和自由的国家。

[当年]到了要和美国作战的时候，我们在政治局的兄弟就得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考虑我们是不是敢于和美国人打。我们都赞成作战。政治局表示了它的决心：为了和美国人打，我们必须不怕美国人。大家思想都一致。大家都赞成和美国打，都赞成不怕美国，同样我们也必须不怕苏联。大家都赞成。我们也必须不怕中国。大家都赞成。如果我们不怕这三个东西，我们就能和美国人打。这就是当时我们在政治局办事的情形。

尽管政治局召集起来这样讨论问题，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但后来仍有一个人对一位同志讲了我所说的话。那位同志起来质问政治局，说为什么三哥又一次说如果我们想要和美国人作战，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中国人?

当时，阮志清兄弟，他一直被怀疑同情中国人，但[当场]站起来说：“尊敬的政治局，尊敬的胡伯伯，三哥的论断是正确的。必须这样说(指不必害怕中国人)，因为他们(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们带来麻烦。他们在这里阻挠我们，在那里束缚我们的手脚。他们不让我们打……”

当我们正在南越作战时，邓小平规定我只能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决不能在更高的规模上打。他(邓小平)说：“在南方，既然你们已经错误地开始打仗，你们就只应该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不要有更大的规模。”他们就是这样给我们施加压力。

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不害怕是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甚至不害怕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害怕我们的敌人。我们已经和他们打过了。我们是人;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是独立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独立的。

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因为我国处在威胁之下，正受到欺负……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那么就会极端危险，但是我国很贫穷。

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但是这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我们。中国人对我们有几个政策：侵略和占领我国;设法在经济上削弱我们，给我们的生活条件增加困难。由于这个原因，为了反对中国我们首先必须不仅仅打仗，也要使我们强大起来。依我看，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军队不应该是一支耗费国家资源的力量，而应该也成为一支强大的生产力量。当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战士们)立刻拿起枪杆子。没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大力生产。他们将是生产的最好的和最高的象征，生产得比谁都多。当然，这并不是个新事物。

现在，我们的军队肩负着历史的责任：保卫我们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就保护了我们全世界的和平和独立。如果中国反动集团的扩张主义政策不再贯彻执行，这将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越南能做到这一点。越南已经有5000万人口。越南有老挝和柬埔寨朋友，有安全有利的地形。越南有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人类的支持。我们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同志们听说过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有谁担心我们会输给中共?当然没有。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友好关系。我们不想结下民族仇恨。我再说一遍：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到仇恨中共。我没有这种感觉。是他们要和我们打。今天我也想让同志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为中共辩护过的人，就是我本人。这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六十国党起来反对中共，只有我替中共辩护。我们越南人民就是这样。我要继续重申这一点：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坏，我们知道他们的人民是我们的朋友。就我们而言，我们对中国没有恶感。然而(几个)中共领导人的阴谋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只提他们是一个集团。我们不提他们的国家。我们没有说中国人民对我们是坏的。我们说那是反动的北京集团。我再次严明地这样说一遍。

那么，让我们把局势置于牢固控制之下，做好战斗准备，永不放松警惕。对中共方面也是一样。我坚信在50年内，或者在100年内，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但是，这需要如此(长的)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在各方面都做好准备。

现在，当然没有人再怀疑了。但是五年前我肯定没有同志会怀疑中国会攻击我们，但是还就有这样的同志。(这些)同志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件事。但是我们(黎笋和领导层)就不这样。我们知道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在打击我们。所以我们(对1979年1月中国的进攻)并不感到吃惊。

来源：河内人民军图书馆

2017-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