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共“十九大”会议是照剧本演戏，结局自然受期待，而戏里的暗线也同样受关注。经过五年的反腐清理以及收拢党、政、军权，在十九大会议首日（10月18日），现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定义，当面抛弃江时期的政策。

而在会议召开前一天，中共官媒公布新一届常委主席团名单，尽管一如惯例、包括中共三代新旧常委班子，但表面的团结却隐藏着背后的惊风密雨。

四、中共权力与资本一度联姻 官商勾结

纵观中国过去三十年所谓“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积累，是大时代进步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江泽民的结党干政，与企业家联姻，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不会那么高。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鼓励资本家入党蔚为政治潮流，众多民营企业家进入各级人大、政协。经济学家何清涟指，中国社会俨然进入了“精英共和”的初级阶段，中共人大成了富豪与官员的俱乐部；而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

2015年胡润发布的中国富豪榜显示，从1999年至2015年，17年间共有35名富豪出问题，其中京、沪最多。这些“问题富豪”主要因贿赂、贪污以及其它经济犯罪，被判入狱或陷入法律纠纷，而集中在房地产和金融投资领域的富豪出问题最多。

当时的中共官场空前糜烂，从上至下疯狂敛财成风，官越大越敢干。比如：曾庆红家族和“明天系”前掌门人肖建华，后者被视为江泽民集团财富最大的“管家”、曾庆红之子曾伟的“白手套”，当年曾以30多亿元鲸吞738亿资产的山东鲁能。

周永康家族和四川最大民营企业汉龙集团前董事长刘汉，媒体报导指刘汉黑社会团伙的枪支弹药都是从政法委来的，周永康是刘汉的最大靠山，而刘汉也被称为周永康在民间的一股“武装力量”。

还有薄熙来家族和大连实德集团前董事长徐明，贾庆林家族和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远华案主犯赖昌星，贺国强家族和北大集团的李友等等。

中国的经济命脉，包括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利益最丰厚的国企，大都掌控到江泽民以及亲信的家族手中，如其子江绵恒、江家帮班底曾庆红、周永康、徐才厚、刘云山等。

而江本人也是“闷声发大财”的实践者，其大公子江绵恒被指为“中国第一贪”。2001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上，江泽民把江绵恒介绍给非富即贵的国际要人，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富豪们，以扩大江氏王国的实力。果然，在中国申奥成功的第二天，江绵恒就开始与这些外国富豪们签下大笔订单。此时江绵恒已经成了中共“官商一体”的最高代表。

近年来，轰动国际的中国多起重大贪污案，如“周正毅案”、“刘金宝案”、“黄菊前秘书王维工案”等都涉及到天文数字的贪污受贿、侵吞公款，都与江绵恒有关。

外界认为，江氏家族贪腐所涉金额之巨难以估量。据《中国事务》2003年透露，江在瑞士银行有3.5亿美元的秘密账号，还在印尼的峇里岛有一栋豪宅。香港媒体披露，国际结算银行2002年12月曾发现一笔20多亿美金的巨额中国外流资金无人认领。之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在狱中招认，这笔钱是江在16大前夕，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出去的。

利用改革开放的环境，江泽民集团在结党营私、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荒淫放纵上对中国社会的道德造成了严重腐蚀；并在片面发展经济时对自然资源、生态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而对法轮功修炼团体及其他无辜善良民众进行的非法迫害，更彻底摧毁了中国的法制系统，导致大量冤假错案丛生，民怨充斥中国社会，社会危机深重。

五、分析：习重定义“社会矛盾” 抛弃江政策

2012年的中国已经是个十足的烂摊子，陷入经济、道德、法制和生态的全面危机中。在习近平上任前，当年官媒用“击鼓传花”的说法，称问题拖成了“历史问题”，躲不开、绕不过，传来传去，终归会爆发。（注：胡锦涛的十年，外界视为处于被江泽民架空、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境地。）

中共治下的中国随时可能出问题，习到了非变不可、非改不可的地步。从其上任后三大举措，也能看出在有意重新定义和纠正江时代的政策。
第一，提出把生态文明作为官员政绩考核内容之一，改变官员升迁的指标。

自从1992年以来，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基本靠的是招商引资，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秘诀是土地财政、银行贷款以及引进大项目，GDP可以不顾民众死活任意发展。在改变考核内容后，官员为仕途或个人荣誉必须考虑生态影响、关注民生。

第二，提出依法治国。这次“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纽约独立评论员夏小强表示，习近平在2014年10月中共四中全会上，选用主题“依法治国”，就是针对江泽民集团毁坏中国法制的现状，用“依法治国”的手段，对江泽民集团进行清除行动。

中共党内全面信仰危机潜流形成于“六四”以后的数年，至邓小平去世（1997年）几近公开化。在全面信仰危机下，江泽民在1999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在党内大肆推销“闷声发财，别问政治”的个人信仰模式。

2015年5月1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开始实施“有案必立、有诉必应”新规，也是为江泽民及其集团成员的罪行量身打造。法轮功问题是中共高层展开激烈政治博弈的核心原因，同时也是江氏无法逃脱的核心罪行。

第三，大幅反腐，杜绝拉关系、贿赂。习近平自上任之初便发起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腐行动。

有人指，在习、王（岐山）反腐下，各级官员已不太敢当面拿贿赂、索要回扣。而迄今为止，在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惯例，习王拿下周永康、孙政才、苏荣、令计划、郭伯雄、徐才厚等在内的逾两百名高官以及因腐败倒下的160余名将军。

时事评论员石实表示，“十九大”上，习决定重新定义主要矛盾，整个大方向或将被他改变，同时报告中称，将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

同时，习近平还在军事、政商关系、教育、经济等多个领域反转江泽民政策。包括习启动高校教育改革，用“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代替江泽民时代的“211工程”与“985工程”。

在经济领域，习改变江泽民政商规则，2017年为保持外汇稳定，对数个民营企业富豪开刀，逼其资金回流，引发习江两派激战。而早在2016年中共“两会”期间，习近平就提出“亲”和“清”两字的“新型政商关系”，被外界认为将改变江泽民时期的政商依附关系。

经济学家何清涟8月撰文说，按照习近平的节奏，中国行将结束江泽民时期创立的“中国模式”。

大纪元记者徐云报导

2017-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