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锡拉胡同34号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只有拿着特供证的人才可以进去，是专门为中共高官提供“特供”商品的地方。中共前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次子罗宇详细介绍了中共特供的“前世今生”。

延安的大灶、小灶

中共的供给制度在建政之前，从延安时期就存在了。1941年，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有了大、小灶的规定。

罗宇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介绍说：“这个打仗从江西开始，那哪有什么工资啊，军队怎么吃饭哪？那时候就有小灶、中灶、大灶，特别是到延安以后，各个部队都是吃大锅饭，然后给领导小灶。像毛就是小灶，那警卫连或者大部队，就是大灶。”

1942年，在延安从事翻译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王实味就曾感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九等”。他撰文说，一方面是病人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但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却一直在“非常不必要、不合理地享受”。

神秘的“34号”

“34号”是一个保密的机构，全称是“北京市食品供应处34号供应部”，因其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锡拉胡同34号而得名。

1955年12月，北京市成立了由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公侠、彭城等9人组成的特种供应领导小组。特供任务从公安部移交给中共北京市委，肩负起特殊的“工作使命”。

罗宇介绍道：“东安市场过去有个卖食品的地方叫稻香村，‘34号’就和稻香村差不多大，但是它是一个小院子。就是你进去的时候要经过一个门洞，然后有人看一下你那个卡。进去了以后正房就摆着一溜卖东西的柜子，很小。”

他说：“一家一个证，大概是部级以上的干部有这个‘特供证’，就像一个小户口本一样的，拿那个证去买，定量供应，写你今天买了三瓶，明天买了两瓶，这样就买好了。”

1960年5月，北京百货大楼四层还设立了“特需部”，专为中共高官和家属提供当时稀有的食品和商品，老百姓只能上到三楼。

大饥荒时的特供农场

即使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中共领导一方面能获得超过普通市民的配额供应，同时也能享有普通人得不到的紧俏和优质商品。

据中共党媒《国家人文历史》2011年第15期刊发的《香山农场：为中央首长特供农产品》一文披露，当年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当局筹办了一个专门供应副总理以上高官和部分老中央委员需要的香山农场。

香山农场建成后归中共中央警卫局管理，产品由局属供应科收购。农场职工每天早起采摘新鲜蔬菜、细心分装、及时送达，其干净新鲜程度，绝非一般渠道的蔬菜可比。

北京市二商局干部高智勇2007年8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表示，大饥荒期间负责“特供”政治任务的是北京第二商业局，下辖几个专用生产基地，规模较大的是巨山农场，专为中央领导人生产、特制、加工优质的粮油、蔬果、肉、蛋、奶等副食品。另外，日用品、招待品等等，也应有尽有，且精华荟萃。

罗宇表示：“就是共产党的革命破坏了生产力，粮食少了，没东西了。然后为了保证上面的一小撮人，就搞特供。‘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所以老百姓不喜欢这个东西，共产党自己也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好事。”

现代无毒食品的特供

“胡耀邦上台以后就说要把特供取消，好像取消了几年，然后东西多了，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有了，所以也就不叫什么特供了。”罗宇介绍说，“后来的这个特供主要是毒食品的问题。这个特供它的不合理性在于，你既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保证没有毒的东西，那为什么不涵盖全民呢？那就是腐败。”

近年来，特供已经从中南海蔓延到各个市县乡。在普通百姓为毒食品、污染水忧心忡忡的时候，各级官员享受着有严格“安全、营养”指标的特供产品。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2008年，有位名叫祝咏兰的女官员公开宣布：2005年4月，中共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专门为中共94个部委高官提供优质有机食品。而那些特供食品分别来自于“国务院后勤基地、中央警卫局农场、武警边防后勤基地和遍布全国13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的生产基地”。

祝咏兰正是这个庞大机构的主任。她在盛大的中共中央特供产品授牌仪式上表示，特供食品的条件非常严格，重点在“安全性”和“营养性”，都是真正的有机食品，蔬菜、水果、家畜一律在自然环境中生长，不使用化肥、农药、激素、无污染，不使用化学添加剂、防腐剂，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一个环节不达标就不能入选为“中央国家机关特供”产品。

《洛杉矶时报》曾报导，北京顺义北京海关总署的蔬菜种植基地，围栏高达6英尺，里面种的蔬菜异常精细，多名保安在门口执勤，大门是吊臂滑动式的，只有特定的车辆才能进入。

报导说：“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拥有这样好的蔬菜种植基地都是一件值得大力宣扬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像这样的有机农场似乎是非常隐秘的。这里面生产的最干净、最安全的食品，是特供给那些权贵阶层专用的。”

大纪元记者常春、周慧心采访报导

2017-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