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以来，越是和平时期，死人越多。从1959年到1962年四年和平时期就让4000万中国人活活饿死。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裴毅然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从五个方面分析产生这场人祸的原因。此篇着重讲前两大原因。

从1959年到1962年的三四年间，中共造成4000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其中，中共提倡的农业合作化是导致这一恶果的原因之一。图为河北人民公社社员在食堂里吃饭。（裴毅然《四千万饿殍——从大跃进到大饥荒》文中插图截图）

合作化制造懒汉、降低生产力

裴毅然教授认为，中共从1953年推行的农业合作化给大饥荒埋下了伏笔。所谓的合作化不仅没有让农民富足，反而在毛泽东想要证明自己“革命”的价值和意义中滋生懈怠刁赖的人，使得农业生产积极性大幅度下跌，只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型态和共产党本身的歪斜逻辑，就是那样，要公有制，再加上毛泽东想要巩固其政治地位，所以不合理的合作化还是在往前走”。

不过，“农民凭直觉就认为合作化是走不通的”，还存在巨大危害。裴毅然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讲述了多种合作化的缺点。

“有一个生产大队（没合作化前）有生猪300多口，但是合作化以后只剩下9口，因为它不属于自己的，谁都杀、抢、吃。全国的牲畜也锐减200万头之多。所以出现‘船漂出去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走出三十多里没人找’，整个农业生产被大破坏，全国遍布懒汉。”

当时的合作社是由生产队队长安排每个人每天的劳动，个人的积极性激发不出来，又没办法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和劳动，只能变成像乡谚所说的：“秋天分配来了平均主义，男女老少半信半疑；干部们没有主意，老汉们听了唉声叹气；青年人是大不满意，懒汉们是欢天喜地。”

裴毅然还举到在鱼米之乡江浙的某个生产队，一个壮汉一天的工作价值还不如一只母鸡，因为一天的工资只有3毛多，而一只母鸡下的一个鸡蛋就值5毛。“在合作化中的劳动力，其身价完全被压到无法想像的地步，严重挫伤了生产积极性最大的富裕中农。”据裴毅然估计，在1957年全国有一亿以上的富裕中农积极性受到挫伤。虽然中共高层也知道一些消息，也有数据证明农村合作化后果严重，但是“毛泽东一定要往前走，这是没有办法，政治暴力就这样干涉了农民，使得整个农村生产力被大大地破坏”。

半个多世纪前的1958年，中共毛泽东政权大搞“大跃进”、“三面红旗”、全民大炼钢铁，导致在气候正常、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年景中，却有几千万中国人在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惨剧中被活活地饿死。（网络图片）

反右派打垮了理性过滤层，反右倾失去了纠错机会

裴毅然表示，中共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打掉了150万精英，把敢说话的知识分子群迫害下去了，“社会失去了理性过滤层，让公开造假的大跃进得以肆虐横行”，使得大饥荒前的虚谎蔓延。社会的脊梁——知识分子不再站出来说真话，大饥荒的真相也一再被掩盖。

在反右派中，裴毅然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北省省委有一个叫薛迅的女书记，因当时替农民叫苦，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被毛泽东批评为“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后被撤职。

而1959年的反右倾源于当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真话（反对毛的大跃进），“毛泽东认为危急到他个人政治威望，一夜之间，决定把彭德怀摁下去，维护自己在党内的威信”。这样，仅有的纠正希望也破灭了，“承认（先前的）不够左，还要继续左”。

裴毅然说：“毛泽东糊涂啊，这个人真是个恶魔，为了自己的威望……当时连党内排名老五的陈云都不敢说话。什么他为人民服务，都是他自己叫人民为他服务。没办法，那时中国在他手里握着，现实就变成──共产党、毛泽东是不能动的，而人民是可以死的。”

1960年陈毅到南方转了一圈，回京也感叹：“我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都不敢说老实话。”因为能认清点事情的人都被打下去了，剩下的就是互相吹牛。裴教授举了一件1959年发生在甘肃的事情。

“在中央会议上，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对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张仲良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以支援。其实甘肃已经出现大饥荒了。被问是否需要中央调拨粮食时，甘肃另一个书记何承华说，‘甘肃农民连大饼、油条都吃不完’。”

以至于当河南信阳出现饿死人时，地委书记路宪文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安徽凤阳县规定，死人后的“四不准”：“一不准浅埋，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未完待续）

来源：大纪元

2017-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