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暴力的时期。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至少一亿人非正常死亡，酿下骇人的悲剧。今天，有许多人仍然固守着共产主义思想不放。

共产主义试图以伪善诱惑大众。它让人们信以为真：它关爱人类，会带来幸福。可是，这种“幸福”的代价却是社会的某一阶层受压迫或被消灭。

共产主义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是蛊惑人们相互斗争、发动暴力革命的工具。图为1919年白俄罗斯的一幅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海报。（公有领域）

共产主义体制的特点是审查和清除。事实已经证明，共产体制所承诺的，通过消灭社会的等级制度而产生快乐，是个明显的谎言。共产主义运动一再导致饥荒、压迫和群体灭绝。然而，在某些地区，它依然受到追捧。

要想弄清为何共产主义挥之不去，我们需要了解它的最根本的工具──蛊惑人们相互斗争、发动暴力革命的工具，以及它如何运用此工具来制造政治事件，以获取逐步掌控局面的能力。

这个工具便是共产主义辩证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共产党人利用此种学说，在斗争哲学的基础上，以无神论重新解析所有事物，形成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1920年2月，苏共创始人弗拉基米尔．列宁在共产国际的刊物《共产主义》里描述了这种共产主义的“真理观”。他写道：“（辩证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要旨──一种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

于是，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们，运用辩证法这一核心认知法，去观察事件，重写历史。他们强调学习列宁的辩证法，并应用到人类的思想、科学和技术的历史中。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在1938年写道：“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列宁的世界观。”

1937年3月，教宗庇护十二世在通谕《关于无神论共产主义》中描述了共产主义辩证法的本质。（庇护十二世后来把信奉共产主义的天主教徒逐出教会。）他写道：“（现代共产主义的教义）是基于马克思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他指出，共产教义只相信唯物的无神论，而且认为“通过不同力量之间永恒存在的冲突，物质朝向最终的、没有阶级的社会发展。”

庇护十二世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者用来“激化”社会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对抗”的工具。在这种信仰之下，“人类可以加速矛盾，而矛盾推动世界，完成最终的整合。他们努力激化社会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对抗，因此，阶级斗争与随之而来的暴力仇恨和破坏表现在人类进步过程中的方方面面”。

他补充说，共产主义辩证法也是此种学说暴力性质的关键所在，它鼓吹：任何抵制共产主义“系统的暴力”的事物，都应该被彻底消灭。

扭曲的话语

辩证法是两者之间的对话。苏格拉底辩证法等传统学说尝试从辩论中寻找真相。

共产主义辩证法源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自卡尔．马克思之后，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对此理论加以改变来配合他们的意图。1908年，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到，“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名词是由卡尔．考茨基创造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死后才渐渐流行起来。

共产主义学说借用了黑格尔的核心理论，即“矛盾推动事物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延用的同时，从整体上改变了黑格尔的学说──首先去除了所有与唯物论不相关的内容，包括宗教和道德方面的要素。

1938年，斯大林在《辩证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中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的理论中所保留的，仅仅是其“理性的内核”，而摒弃了所有“道德思想”。斯大林说，这种新的辩证法是建立在拒绝神性的基础上。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有关“宇宙精神”和“意识”的理念，把所有生命视为“运动中的物质”而已。

策略性倒转

传统的辩证法旨在帮助人们通过交换不同的想法，或是分析一个事件的两面性去认识真理。然而，共产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却正好相反。共产主义辩证法找出社会中事物的两个极端，然后进行倒转，从而确立共产主义的绝对的、不可质疑的观点。

中共毛泽东的做法是：把东方哲学体系里的许多宗教和社会信仰进行倒转后，作为他的辩证法的基础。在毛的选集里，可以找到他进行此类倒转的叙述。例如，道家的阴阳学说讲的是，两个对立面相互补充和谐调。而毛泽东倒转后的释义为：两种对立的力量，互相冲突，便有了共产主义辩证法的“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共产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体系，要求人们以无神论代替自己的信仰，以斗争代替和谐。

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Cliff Kincaid所著的《革命之剑》（网络图片）

美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Cliff Kincaid在其所著的《革命之剑》中指出，共产主义领导人都认同列宁所说的：辩证法的“核心”是对于矛盾的利用。Kincaid这样写：“苏联人把辩证法的核心概括为‘分为对立面’，而毛泽东和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最终把复杂的辩证逻辑简化成‘一分为二’。”

Kincaid引述了俄罗斯流亡学者Alexander Markovsky的研究。Markovsky说：“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里，变化是两个对立面之间不断的冲突的产物，本质上存在于所有事件、思维和运动当中。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中一切重大的变化，都必然伴随着一个时期的动荡。”

1928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家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在《辩证法和逻辑》中表示，共产主义辩证法遵循三个法则：认证、矛盾和“排除中间状态”。

“排除中间状态”导致温和的观点被忽视，它实际上遵从了列宁的“党派之争”论，二者都披着“乌托邦”的外衣。列宁把所有人分成两类：支持或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些不支持者，被打入消灭的另册。

“排除中间状态”的作法与古代的智慧相悖。从亚里斯多德到鲁米，从释迦牟尼到所罗门，东西方先哲们的观点都辉映着“中庸”的道里。

共产主义的观点是乌托邦式的。它以无神论为基点，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看世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将是人类社会的最后阶段。共产党人通过鼓动经济、社会和道德的崩溃来试图加速实现其目标。他们利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生成倒转的所谓真理，在社会中强行推动这些主张，制造不和、毁坏传统和社会规范。

负面的世界观

对于世界的认知，因人而异。两个人看待同一事件，有可能从很多不同的方向去观察和体会，这是由各自的文化、教育和信仰等背景所决定的。

共产主义试图改变一个人的看法，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它利用的工具，用以给人注入“共产主义世界观”。此种世界观从否定一切的角度出发，颠倒了社会常规。

在《革命之剑》里，Cliff Kincaid分析说，共产主义的辩证法利用矛盾，挑起针对社会规范的斗争，而这正是在“两极斗争”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

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强制性地推翻所有社会和精神的等级制度。Kincaid认为，共产主义为了攫取权力，它的一系列倒转概念必须摧毁社会既有的理念。运用辩证法，共产党人得以确定他们反对的和所要鼓吹的事物，而这些事件和政策在不同的共产党政权国家里可能大不相同。

前苏联军官奥利格．潘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1919年—1963年）（公有领域）

前苏联军官奥利格．潘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说过，如果把同样一份情报呈送给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将军们，“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会做出相同的结论，可是苏联的将军会得出与美英同行们截然相反的论断”。潘科夫斯基说，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者的“大脑逻辑处理方式完全不同，因为他使用马克思辩证法，而西方同行则会进行演绎推理”。

黑暗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精神层面的要素统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里面去除，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变动。不过，如果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辩证唯物主义，一个黑暗、毁灭性的信念便浮出水面。

2016年，“恐怖主义研究中心”出版了《鲜血牺牲：暴力的非国家行为者及黑巫术宗教活动》。此书由Robert J. Bunker编辑，他是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策略研究院的客座教授，也是位于弗吉尼亚州的联邦调查局学院聘任的2015年“未来学者”。书中的“巫术”一词是指在仪式活动背后的想法和意图。作者阐述说：“我们对于现实的认知，会因为外部的系统而改变，这影响到我们如何理解事件、活动或物体的意义。所有的事物和活动，都是我们观念中的‘意义圈’里的‘象征’。”

作者描述了“犯罪巫术”这样一个概念。例如，与宗教的世界观相抵触的认知，通常会违反宗教中的是非标准，可能犯下的罪行包括：偷盗孩童、祭祀谋杀、自相残杀、崇拜“邪灵”。

当同样的概念应用到政治范畴里，“犯罪巫术”便聚焦于“扰乱/推翻社会秩序，亵渎‘传统’或‘历史’，推翻社会道德”。

书中还提到，第二种形式的“犯罪巫术”更加“危险”。“它为了获得控制力和权力，通过制造恐怖和畏惧，倒置了世界观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第二种犯罪巫术被很多神秘学家称为‘左手路径’。”

“左手路径”与共产主义辩证学指导下的实现革命的方法紧密相连。作者指出，“左手路径”贬低其内部成员，令他们成为“任人操控、利用和抛弃的棋子”。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有用的白痴”们，帮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却死在共产党的手里。

“左手路径”还鼓励追随者成为“反社会分子”。这在共产主义体制下早已显现，因为共产党摒弃道德、荼毒生灵以求达到它的目标。

作者指出，如果对“左手路径”不加约束和限制，它会“威胁到整个社会和整体世界观”，因为它有意地破坏现存世界观中的信任，而且力图控制并消灭那些反对其世界观的人。

工具的本质

共产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的倒转，而“左派路径”热衷革命。因此，许多作者指出，它实际上类似于撒旦教。撒旦教原本就是倒转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伦理。

罗马尼亚基督教传教士、作家Richard Wurmbrand在著作《马克思和撒旦》中论及，黑巫术的特征之一就是反转名称。他写道：“在马克思的整个思维模式中，都渗透著反转的运用。例如，法国哲学家薄鲁东（Proudhon）著有《贫困的哲学》，马克思便写出了《哲学的贫困》作为回应。马克思还写道：‘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器的批判，而非批判的武器。’”

此外，作者还发现了共产主义辩证法的技巧的本质──那和“左派路径”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从宗教角度可定义为“恶魔般的”。

象征人类学家、《鲜血牺牲》的合著者Marc Tyrell博士在电邮中提到，他曾经向学生这样描绘马克思主义：“（它是）最后的，著名的基督教的异端，因为它反转了许多基督教的神秘的结构。”他还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追溯到早于基督教的、更古老的神秘观念。

Tyrell博士认为，“善”和“恶”未必是二元的，因为一个人对善恶的认识会随着他的社会及宗教的世界观而改变。有关“左派路径”与“右派路径”的区别，他说，这相近于两极对比，例如“秩序和混乱”，“法律与无政府状态”，“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

他这样描述“左派路径”：“混乱、无政府状态和不稳定的毒药；为了私利而故意制造和操控种种混乱。”从精神层面来看，他说：“它可以完全地毁灭实践者的灵魂。”

他说，“柬埔寨可能是（‘左派路径’体系）最好的范例”，因为红色高棉政权屠杀了本国三分之一的人口；而事实上，“在每一个共产党国家，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例证”。

（英语原文：Understanding Communist Dialectics: the Tool at the Heart of All Communist Movements，本文略有删节。）

作者：Joshua Philipp 来源：英文大纪元 戴安编译

2017-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