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是陕北地区的中共领袖之一、陕甘苏区的主要创建人。1949年中共建政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是邓小平主政时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习仲勋一生两次濒临灭顶，都与陕北肃反前后的恩怨纠缠息息相关。周恩来、刘少奇、康生、高岗、陈云、张闻天、彭德怀、饶漱石等悉数卷入。习仲勋第二次落难是在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后在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温相所著《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一书中，对这段历史有详细记述，并分析指出，习仲勋是被用“宣传高岗”的名义搞垮的，因此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自然也就是重中之重。应该说，打倒习仲勋是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的最后一次“合作”，但几年以后，刘少奇就成了他口口声声批判的“彭、高、习”的“总后台”。以下为书中相关章节摘录。

1956年工人出版社出面约请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刘志丹原名刘景桂)的妻子李建彤撰写《刘志丹》一书，旨在歌颂这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此前，刘景范署名发表的《刘志丹太白收枪》一文被《星火燎原》刊登，在读者群中引起一定的积极的反响，工人出版社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对李建彤进行约稿。可是，工人出版社的出发点到底比较单纯，而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则思考得更深。刘景范思考的时间正是郭洪涛等人鼓噪“翻案”的那一年，因为高岗的问题，使得刘志丹的历史也成了一时难以触摸的敏感问题，刘景范不同意妻子接受这样的写作任务，容易引发是非。然而，刘景范、李建彤的犹豫很快被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主、客观因素给否决了。

一方面是来自工人出版社的极力动员。而更深一层的则是李建彤乃至刘景范还不甘心这段复杂的历史任由朱理治、郭洪涛等人随意拨弄。就在李建彤决定撰写《刘志丹》之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得知消息，他立刻予以坚决的反对。因为这时，“高饶事件”已经让本来就不很宁静的西北党史旧案沉渣泛起，如果再写《刘志丹》这类题材的话，无异于火上浇油。

可惜，习仲勋的建议没有引起李建彤的足够重视，她没有听从习仲勋的建议，反倒很快的开始了创作之路。李建彤走访了大批的在陕北工作过的老同志、老干部，注意从历史的角度刻画刘志丹。书写得很顺手，1959年夏《刘志丹》的第三稿就已经修改完成，这时候的《刘志丹》一书的体裁已经改为长篇小说。即便是这样，后来在送审给习仲勋的时候，习仍旧颇为担忧地提出了几点建议：“写西北大革命，整个写这一时代。思想呢，就是毛泽东领导革命的正确思想，通过刘志丹具体实现。最后一段左倾冒险只留下一个陕甘苏区。二万五千里长征有个落脚点，以后又是出发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没有写好。当然也有许多错误，但基本路线没有大错。最后是毛主席来了，不然也完了!”习仲勋要求把这本书写成“时代的缩影”、“中国革命的缩影”、“毛泽东思想的缩影”。习仲勋还提出不要刻意拔高刘志丹，避免给人提供攻击的口实，特别不要描写高岗，以免触及党内最大的忌讳。

这些忠告，李建彤并没有完全接受，小说《刘志丹》塑造的人物罗炎就是以高岗为基本的。而整部小说当中刘志丹的形象也的确过于“高、大、全”，这当然也和当时的那种文化背景有关。不过，不论是习仲勋，还是李建彤都绝对没有想把这本小说当作什么“挑战的檄文”或者“下战表”。小说准备出版时，习仲勋还在犹豫，刘景范就去做习仲勋的工作：“陕北的领导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习仲勋也就点头许可了，一场政治风暴随着小说《刘志丹》的出版拉开了序幕。

就在写作小说《刘志丹》之处，李建彤也走访了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阎红彦在延安揭发高岗，受到了来自刘少奇、任弼时等人的压力。如今高岗自杀，验证了阎红彦当时的部分评价，毛泽东也不得不利用开会的机会对阎红彦做了一下自我批评：“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注：《阎红彦传略》，第113页)这件事很让阎红彦风光了一阵。如今看到李建彤竟然如此“不识时务”提出写刘志丹，不禁有些恼火，他第一反应就是不要写刘志丹，要写就写谢子长。在阎红彦看来，“西北地方最早的武装起义清涧起义，是由谢子长指挥领导的，中共陕西省委也一直把谢子长而不是刘志丹看作是西北地方的最高负责人，在1930年成立的中共陕北总暴动行动委员会、1931年成立的中共队委会和1932年成立的‘西北反帝同盟军’中，中共陕四省委的任职也始终是谢子长担任总指挥或书记职务，刘志丹只是副总指挥或省委委员，因而谢子长的地位，应该高于刘志丹，即使宣传刘志丹，也应该首先突出谢子长。”后来工人出版社的何家栋(小说《刘志丹》的责任编辑)借阎红彦到北京开会的机会，向阎红彦请教一些西北历史问题，阎红彦说：“刘志丹的队伍全是土匪，抢人家的东西，抢人家的女人，吸大烟，打仗时拿毛驴驮着女人一块跑……把刘志丹抓起来，没有杀他就是好的。”阎红彦的话引起何家栋的反感。(注：邢小群着《何家栋访谈》，载《往事回忆》第102页)但是，何家栋以及李建彤、刘景范都没有从阎红彦的这句话中听出他的“杀气腾腾”。

1962年7月21日，阎红彦从云南到北戴河开会期间，收到小说《刘志丹》(上卷)，他在简单地看了几篇以后就武断的认为这部小说“没有突出谢子长，不能全面反映陕北那个时代的历史”。7月23日，阎红彦给作者李建彤写信阻止小说《刘志丹》的出版，信中说：“写一些合乎实际、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回忆刘志丹或其他同志，这是好的。你写的《刘志丹》，我抽看了几篇，这事实上是用小说形式总结了西北的革命斗争历史，这就不能不涉及许多原则问题，有些问题是需要中央做结论的，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你的文章很多原则性的问题与历史不符，因此不宜发表。”但李建彤没有理会阎红彦的这封来信。随后，小说《刘志丹》开始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上予以连载。

8月上旬，阎红彦看到小说《刘志丹》连载，勃然大怒，立刻向康生报告此事。阎红彦身边的秘书李原后来撰写的《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的第171到183页中长篇累牍的为阎红彦这段并不光彩的告密事件进行了辩诬，特别是第174、175页中居然刻意掩盖阎红彦向康生报告的事实，手法可谓拙劣至极。可惜的是李原尽管左支右绌，仍旧难掩其破绽百出。

关于阎红彦就小说《刘志丹》报告康生一事，算得上史不绝书、比比皆是。例如在薄一波所着的《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的109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这样写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小说《刘志丹》)，……他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而陈清泉等编撰的被称为官方正史的《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的第462页中也说到：“当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邱石主编《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所载文章《触目惊心的文字狱-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中也说明是阎红彦报告的康生。(该书第257页)国防大学教授丛进撰写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2004年1月第二次印刷)的第518页也记载了阎红彦向康生报告的过程。如果说以上这些书的版次都在李原的《只唯实》一书之前的话，那么，《马文瑞传》编写组撰写的《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中仍旧指出阎红彦向康生报告小说《刘志丹》一事。(详见该书第466页)而且，《马文瑞传》的作者是这样写道：“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发表的该书部分章节，又建议全总领导停止刊载，接着报告了康生、杨尚昆。”请注意这里面，“康生”在前，“杨尚昆”在后，也就是说阎红彦先行报告的是康生，然后报告给杨尚昆。然而，李原却闭口不谈阎红彦告状给康生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种公然的选择性失明的解读历史居然奢谈什么“只唯实”，实在令人感到可笑。

康生得到阎红彦的报告，如获至宝，很快向上反映。1962年8月24日，康生写信给杨尚昆，提出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小说《刘志丹》。9月3日，阎红彦第二次去信给杨尚昆，提出两点意见，还是针对小说《刘志丹》引发的西北历史问题，他甚至天真的要求中央再一次召开座谈会，谈谈西北历史问题。他哪里知道，就在康生给杨尚昆去信的第三天，毛泽东已经和康生就小说《刘志丹》的问题通了气。早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彭德怀有感于刘少奇的不能给“彭德怀平反”和“里通外国”的暗示、指责写了万言书，为自己抗辩。这件事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极大的反感。1962年8月，毛泽东与柯庆施、陶铸、王任重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他平反。”(注：谢春涛着《庐山会议简史》，第260页)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又说：“现在是国内国际、天上地下，看到了一点错误，太阳黑子，就拼命攻击，乌龟王八相连。”也就是说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万言书”看作是“算账”、“翻案”，同国际上反对中共的势力做等量齐观。在毛泽东、康生就小说《刘志丹》一事通气后，这件事很快就升级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上来。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子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会议上宣读了康生递过来的一张条子，上面写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进一步阐述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几乎所有的党史教科书都在告诉我们，这张纸条是康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场宣读的，却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张纸条的真实来源。1967年9月，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工作会议上，康生谈及了这件往事，康生说：“主席(毛泽东)明察秋毫，烛照一切，他老人家早就看出了苗头，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小说《刘志丹》一出笼，我给杨尚昆写信就说这本小说有政治倾向性，后来，主席找我去谈话，主席说，有的人用枪杆子杀人，有的人是用笔杆子杀人，不要小看小说、文艺作品，有些人就是利用他们进行反党活动……1957年我们只整了党外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其实很多混在党内、继续冒充革命的人还没有安、彻底的清洗出去……有的人写政治小说，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帐的，是算账派……”由此可见，纸条本身已经毫无异议，问题在于毛早就确认要把文艺界作为政治大清洗的突破口，小说《刘少奇》不过是一块敲门砖而已。

由于毛泽东给小说《刘志丹》定了性，所以，与会者立刻闻风而动，对小说《刘志丹》乃至习仲勋、刘景范口诛笔伐、大肆叫嚷。实际上，这些人比起阎红彦的“阶级觉悟”还是差了一大截子。9月8日，就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阶段，被李原封为“只唯实”的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就在西南组发言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来闹‘翻案’，小说《刘志丹》就是在习仲勋同志的主持下完成的……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在这里，阎红彦说习仲勋以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这是无中生有的诬陷。小说《刘志丹》中塑造了一个人物叫做崇炎，后来改为罗炎。

据何家栋介绍，小说《刘志丹》中提到这位号称是以高岗为原型的罗炎一共只有两处，一处是刘志丹向省委汇报工作，见到省委委员罗炎，罗炎交给刘志丹两份文件，还问了一句话：“听说你们争论得很厉害，到底是些啥问题?”第二处是刘志丹南下失败，回到照金，见到了罗炎，罗炎也只说了一句话：“大家盼你眼都盼穿了。”(注：何家栋着《阎红彦的代理人想干什么?—给邢小群的信》，载《往事回忆》第119页)这两段再普遍不过的描述从哪里可以看到是给高岗翻案呢?阎红彦的谈话整整比康生递条子、毛泽东阐述早了半个多月。康生也接着阎红彦的话继续评击小说《刘志丹》，康生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宣传高岗?”阎红彦与康生一唱一和，震惊了会场内外。而毛泽东点名小说《刘志丹》以后，阎红彦更是公开批判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阎红彦、康生的发言在全会的总72号简报刊出以后，引起了爆炸性的轰动。(注30：“陈清泉等着《陆定一传》，第462页;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习仲勋后来回忆到此说：“1962年夏天，……那个自命‘理论权威’的人物，对我搞突然袭击，他在全会上利用某人提供的捕风捉影的材料，诬陷我勾结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和他的爱人李建彤同志，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注：《习仲勋文选》，第314页)习仲勋文中所指的“某人”已经不言而喻的了。何家栋在回忆这件事时说：我认为连阎红彦都没有看过。因为他就是这么个思想：谢子长和他才是正确路线代表。谢子长在他初到陕北时就牺牲了，当然就是他代表。你不能写刘志丹，只能写谢子长。他没有看，并没妨碍他给小说定性。他说，小说的主题是：“南有井冈山，北有永宁山;南有毛泽东，北有刘志丹”，是多中心论，和毛主席争革命正统。……现在回头看，问题一发生，李建彤就处于劣势。阎红彦当过二十几军军长，根本不把李建彤当对手。他想翻案，撇开历史是非，紧抓政治要害，揪住小辫子不放，硬坐实你为高岗翻案，反正都没有看过书，也好煳弄。先将你置于为自己辩诬的地位，叫你没有还手之力，就把她彻底孤立了。等到哪天查清楚，人家的目的早就达到了。历史是非问题一变而成为政治问题，而且又切合阶级斗争主题，就只能挺着挨打了。”(注：邢小群着《何家栋访谈》，载《往事回忆》第105、104页)阎红彦的告密乃至污蔑、无中生有的栽赃给这场现代文字狱提供了充足的“炮弹”，是导致习仲勋蒙难的主要诱因之一，这是阎红彦一生都洗刷不掉的最大污点。

毛泽东本人其实并不相信习仲勋会搞一个什么小说来“反党”，更不会轻易的冒险给高岗“翻案”。据习仲勋的秘书田方回忆：在1958年夏季一天下午，习仲勋兴奋第告诉我，刚才毛主席让秘书高智打电话要我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一见面就用慰勉的口气发问：“仲勋，怎么样?还有包袱吗?”(指高饶反党联盟案件的审查中确定与习仲勋毫无关系)习答：“我早已没有包袱了!”毛又说：“那就好好工作吧!”就这样两人在游泳池亲切第闲谈了一阵。(注：田方着《习仲勋命运中几次转折》，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八期)就在习仲勋因为“小说反党”被打倒以后，毛泽东仍旧与原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说：“仲勋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注：《习仲勋文选》》第317页)这次同张仲良的谈话是在习仲勋被打倒以后进行的。可见，知道这时毛泽东仍旧不认为习仲勋在这次所谓的“利用小说反党”事件中扮演什么关键角色。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毛泽东会把小说《刘志丹》这件事上升到如此高的高度以致于兴师动众呢?

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中谈论小说《刘志丹》的有关讲话吧。刘少奇说：“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企图推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领导，这就是彭德怀、习仲勋的态度。……彭(彭德怀)、高(高岗)、习(习仲勋)是无原则的阴谋反党集团，没有什么纲领，有时候也提出纲领，如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意见书仍是反党纲领，这次八万言的信也是纲领。”毛泽东此时插话：“提出蒋介石一样的纲领，不会拿出来。”刘少奇又说：“《刘志丹》、八万言书也是纲领。”毛泽东插话：“布哈林的纲领只有一句话──发财吧。”刘少奇说：“我们这次会议揭发了彭、习反党阴谋是一次伟大的胜利。……我国如果彭、高、习的阴谋实现了，也要复辟，实际上回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性质与蒋介石一样。”毛泽东补充说：“彭(彭德怀)上台也会打着社会主义旗帜骗人的。”(注：丛进着《曲折发展的岁月》，第519-52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表面上看是批判习仲勋内里还是纠缠于高岗、彭德怀的旧账，更是将其与当时“反修”、“防修”等阶级斗争大主题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表现形式。因为小说《刘志丹》牵扯到高岗问题，而高岗是反对刘少奇的，再度打击“死老虎”高岗自然对刘少奇有利，而压制彭德怀翻案自然又是对毛泽东有利的事。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即便是牺牲了“好同志”习仲勋，也一样是“利大于弊”。

毛泽东说过：“有人不愿意走、不想走社会主义的路，我们要推他、拉他、帮他，实在不行，就让他挪挪位置。”(注：张素华采写《参加起草大会报告和一些问题的思考-赵家梁访谈》，载《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314页)换言之，这次利用小说《刘志丹》事件打击习仲勋乃至打压彭德怀、邓子恢是毛泽东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总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个已经被毛泽东认为有了一些分歧的刘少奇，毛泽东尚抱有一点“拉他”的余地，希望刘少奇能够“跟上”他的“社会主义步伐”。而刘少奇始终把紧跟毛泽东作为他的信条，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高岗的阴谋可能就得逞了”，所以，他没有理由不在“小说《刘志丹》利用刘志丹宣传高岗”这件事上表足态度，更要在毛泽东提出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等大战略上深加赞同。

在此之前即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一再强调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了下来。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人身上。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注：刘少奇着《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刘少奇还在为毛泽东开脱责任，不允许“把责任放在……哪一个人身上”还强调这不是“路线错误”。而在此(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刘少奇又担负起毛泽东亲手交给的“四清”的重担。可以说是亦步亦趋，步步紧跟。

一位元老曾就毛、刘关系发表了自己的一点感受，他说：“少奇同志讲的一些话，做的一些事，看起来也很左，但是你要搞清楚这是为什么?他那么做其实是维护毛主席的威信，有些话主席不便说的，少奇就先去说，有些事也是这样，少奇就去做，主席也说了，他要是先发话，有些事后来就没有余地了，中央的几个领导先替主席说说、做做，这对主席观察、思考问题都有帮助。……少奇同志后来发现了很多问题，他忍不住对主席说，我们不能这么搞了，老百姓太困难了。主席就火了，说你不搞，有人搞，你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人还要走!”这番谈话道出了毛、刘关系的一个侧面，但并不完整。

我们前面提到过，[中共]建国后，刘少奇始终在重大问题上紧跟毛泽东，虽然有的时候出现过不和谐的局面，但刘很快调整自己的思路争取与毛泽东“合拍”，这是刘保证其接班人地位的一种手段。然而，刘毕竟不是毛，他的经历、学识、素养与毛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一旦遭遇到特殊的历史环境便会一点点发酵起来。在对待“大饥荒”和“包产到户”等问题上，刘不自觉的流露出一丝“民本”的思想，他激动地对毛说过“人相食，要上书的”的话，也一度对彭德怀的上书本身留有些许余地，这些现象都被毛看在眼中，这也就决定了刘最终是跟不上毛泽东的。

其实，不但刘少奇，包括后来的林彪、周恩来、邓小平这几位“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的第一副手，又有谁真正地跟上了毛泽东的政治步伐?可惜的是刘本人浑然不觉，“四清”运动，刘的有些做法明显是“极左”，伤害了不少人，这件事成为刘在政治上的败笔。1966年彭真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轮较量中应声落马，而此时的刘少奇不知是出于自保还是继续紧跟毛泽东的原因，对来访的越共领导人胡志明说：“我们身边的赫鲁雪夫已经揪出来了，就是彭真。”当刘少奇自己岌岌可危时，毛提出召见他，这是毛、刘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刘主动提出辞职，毛并不表态，而是要刘“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并给刘推荐了三本书，分别是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的《机械人》和《淮南子》，刘少奇如奉至宝地让下边的人去找来，结果除了《淮南子》一书找到外，其他的两本都没有发现，刘少奇这才明白：“书名不对。”(据刘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回忆，载《实话实说福禄居》，第251页)

毛经常给人扣上“机械唯物主义”的帽子，而海格尔(又作海德格尔)又是这一领域的知名人物，何以连他的主要作品的名字都会搞错?事实上，海格尔的主要作品中根本就没有名为《机械唯物主义》这本书。狄德罗的重要作品中也没有毛所提出的《机械人》这一部。三本书中，两本书都不存在，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偶然?至于刘后来向毛提出的辞职一说，毛为什么没有回答?还是江青一语道破天机：“刘少奇真是死不改悔，他都死到临头了，还惦记他的那几顶帽子(指刘少奇提出辞去的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毛选编委会主任三项职务-引者注)，他辞不辞职，还不是一个样?无产阶级的革命群众早就不允许他干下去了。”可以说直到这时，刘还是没有看清楚毛泽东。

应该说，打倒习仲勋是毛泽东、刘少奇在政治上的最后一次“合作”，几年以后，刘少奇就成了他口口声声批判的“彭、高、习”的“总后台”。这自然是刘少奇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未尝不是刘的喜剧，因为刘如果能够一直紧跟毛泽东的话，那么他的政治结局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光明的收场。

李力群的三点揭发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高岗、习仲勋既然是“密谈”，李力群怎么知道的?高岗的儿子高毅远在西安，习仲勋给这个青年人一把手枪，千里迢迢从陕西跑到北京来“为父报仇”?这比演义还要荒唐的揭发居然得到了中央的认可，联系到1965年12月为批判罗瑞卿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所谓的刘亚楼临终四点意见，两者竟有惊人的相似，而其实质都是彻头彻尾的无中生有。

其实，不仅是像李力群这样的“死老虎”要为揭发习仲勋添砖加瓦，就连在位的封疆大吏诸如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德生等人也必须表明态度、狠揭习仲勋。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奉命找张德生谈话，希望他对习仲勋的批判“立新功”，张德生无奈之下，只能牵强附会地给习仲勋列举了八条“罪状”，其中重要的六条如下：1、1949年春天，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新解放区的工作方针，彭德怀主张以减租反霸为中心，习仲勋坚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2、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后，副主席张治中在讲话中提到蒋介石的时候，都要称蒋先生。当时西北局党报《群众日报》编辑部要修改讲话，习仲勋指示：“按张副主席原话发表，一个字都不能改。”3、习仲勋离开西北后还经常插手西北的工作，例如，不许拆西安城墙。4、在1961年困难时期，习仲勋要求陕西省给中央机关领导人送过几次富强粉。5、习仲勋的家乡陕西富平县遭灾，习仲勋要求陕西省政府为富平调粮拨款救灾。6、西北各省主要干部的任用都要征求习仲勋的意见。

就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揭发下，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包括康生、贺龙等)据此定案，习仲勋从而遭遇了长达数年的牢狱之灾。小说《刘志丹》作者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当然也难逃“法网”，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奉命审查刘景范，据刘景范的女儿刘索拉回忆：“1962年10月23日下午，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将刘景范叫到中组部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以党组织的名义逼迫刘景范承认《刘志丹》这本书是他与习仲勋合谋而着，但被刘景范顶了回去。”刘景范的对抗换来了沉重的代价，他后来被戴上手铐、长期遭受非人待遇。马文瑞等人也被这“无妄之灾”所牵连，甚至连当初给李建彤带路的王悦贤、刘景华这样的寻常百姓也躲不过去。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小说《刘志丹》一案遭到无辜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诬陷习仲勋的阎红彦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反对中央文革的极左行为，愤而自杀。但是，小说《刘志丹》的风波还没有完结，“文革”结束后，少说《刘志丹》一度松绑，再次与读者见面，而且，成了上中下三卷，据何家栋回忆：这一次写的，路线斗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突出了。以前还有所顾忌的事情，现在是撕破了脸，放手去写了。阎红彦那一派又告了一状，中央成立了调查组，重新调查。最后胡耀邦决定停止发行。也许是不想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息事宁人吧。(注：邢小群着《何家栋访谈》，载《往事回声》第112页)三卷本的小说《刘志丹》最终被停止出版。(注：薄一波所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在初版时曾经有过关于阎红彦告发一事的记载，稍后还有关于小说《刘志丹》在八十年代被禁止出版的论述，但是，2008年1月第一版的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这两处都被删除，不再提及。)这还只是一个开头，有关西北历史问题因为郭洪涛的自我翻案再一次的被提到了桌面上来，成为一批领导人争辩的焦点。

作者：温相 来源：摘自《高层恩怨与习仲勋──从西北到北京》

2017-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