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茅台酒，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它更是中共腐败官员的杯中之物。据大陆媒体报导，在查抄落马的中共军队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家时，居然发现了1,000多箱茅台酒。这样的数字，令人发指。

随着“中国模式”的消费时代的降临，茅台酒演化为贪腐指数，用以测量官场和商界“亲密合作”的广度。（网络图片）

如果说当今的茅台酒与腐败脱不了干系外，那么流传民间很久的“怒掷酒瓶振国威”的故事，多少让喜爱喝茅台的人有一些释怀。故事说的是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中国代表佯装失手摔坏了一瓶茅台酒，顿时酒香四溢，评委们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于是向茅台酒颁发了金奖。这个故事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呢？

“荣和”老板被枪毙

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1857年，一代孝子、四川泸州盐务总办华联辉为了满足母亲年轻时候喜欢喝酱香酒的心愿，历时五年在茅台镇的废墟上重建了一座酿酒烧坊，这就是“成义烧房”。1879年，贵州仁怀县大地主石荣霄与“王天和”盐号老板王立夫合股，各以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命名成立了“荣和烧房”，开始酿造荣和酒。

至此，茅台镇的“成义烧房”和“荣和烧房”两家，形成了两足鼎立，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局面，但酿造出的酒并无统一的称谓。

1914年初，美国国会决定在巴拿马运河竣工之时召开国际博览会以示庆祝。为此，派特使来华“劝中国官商赴赛”。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特命工商部筹办此事。茅台酒因有在“南洋劝业会”上获奖的记录，因此被列入了农商部所征产品的名录，并选定了茅台镇的“荣和”、“成义”两家作坊的样酒，以“茅台造酒公司”的名义，统称“茅台酒”送展。

1915年2月20日，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在三藩市开幕。这是2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次国际博览会，参展商逾20万家，茅台酒在会上荣获金奖。获奖之后，“成义”、“荣和”两家为奖牌归属相争，最终贵州省政府以折中的方式下达裁定书：金奖的奖状、奖牌由仁怀县商会保存，“成义”、“荣和”两家作坊均可在其产品商标上冠以“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

于是，仁怀县茅台镇出了两个国际大牌酒：“荣和”和“成义”，但并非“茅台”。

由于荣和酒的口感等各方面都要胜于成义酒，更得消费者的青睐，迅速占领了市场，国共两党等众多知名大人物都以喝上一口荣和酒为荣。据说当年中共北上逃跑时，途经茅台镇，周恩来等中共高级将领畅饮荣和酒，对它赞不绝口。而中共军队疗伤用的也是荣和酒。当时荣和酒的售价是一瓶两个银元，而成义是一个银元两吊瓶。

1952年，在中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荣和烧房”被中共没收，只象征性地给了500元补偿费，之后中共合并了镇上其它几家小酒厂，搞出了个国营茅台酒厂，荣和酒的商标被换成了茅台酒。茅台酒从此诞生，“怒掷酒瓶震国威”的故事也被张冠李戴。

而拒绝与国营茅台酒厂合并的“荣和烧房”老板王秉干，因所谓的“私藏枪支，有通匪嫌疑”，被中共枪毙了。

三年大饥荒茅台酒厂却增产

因为毛的“大跃进”政策以及中共高官的欺上瞒下，中国1959年至1961年发生了三年严重的大饥荒，至少3,000万到4,000万人被饿死。为了逃避自身责任，中共硬是将这场人为的灾害定性为自然灾害引发的饥荒。而据《炎黄春秋》杂志披露，在这三年期间，茅台酒却大幅增产，合计产量2,079吨，其中1,939吨国内自饮，这当然不是普通老百姓享用的。

其耗费的粮食究竟有多少？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的原粮统计，这三年的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在大量老百姓被饿死，大量老百姓因饥饿而浮肿的情况下，中共高官却仍下令生产如此多的茅台酒，其心可诛。试问，当时的国酒背后，有多少累累白骨？

当地老人回忆说，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193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贵州省志．粮食志》，第55页）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当时有20万左右农民，年人均统计数字上的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

然而，中共宁可饿死老百姓，也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1958年，在成都，毛对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陪下了任务：“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品质。”据说，当时生产的茅台酒都具有收藏价值。1958年生产的土陶瓶茅台酒曾以145.6万元创中国白酒最高价。

周恩来与茅台酒

2001年2月14日的《新民晚报》第11版《酒仙谢晋》中曾记述，60年代的“自然灾害”中，文艺界在北京开会，周恩来请大家去西山休息几天，还请大家喝茅台酒。“不知不觉中，几桌人喝下了好几瓶茅台酒”，而周恩来自己也喝下了七两左右的茅台。当他们面红耳赤时，外面已是哀鸿遍野。

文化学者朱大可在一篇题为“茅台酒的文化象征”中讲述到，正是基于周的个人嗜好，茅台得以战胜四大白酒之汾酒、西凤和杜康，成为酒桌政治学中的最高液体。周恩来用茅台款待基辛格、尼克森和田中角荣的照片，成为茅台外交的证据。

朱大可还透露了这样一件事：嗜酒如命的水墨画家傅抱石应召进京，绘制“江山如此多娇”时，周下令向傅抱石每日提供一瓶茅台，为上下攀爬的艰苦作画提供酒精动力。按照这种喝法计算，傅抱石在长达四个月的制画期间，当饮入120瓶左右的茅台；而按今天顶级茅台3,000元一瓶的价格计算，其总价约为36万元；再按1959年茅台每瓶105万元的当下拍卖价，傅抱石当年所饮之费，已达1.26亿元。

结语

茅台酒的前世今生，按照朱大可的说法，在毛周时代，它是权力指数，用来衡量饮者地位及特权的高度；而随着“中国模式”消费时代的降临，它演化为贪腐指数，用以测量官场和商界“亲密合作”的广度。什么时候茅台酒能变得简简单单呢？

作者：杨宁 来源：大纪元

2017-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