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颇为敏感的日子。今年的6月4日是“八九”天安门事件的第28个年头。旅美政治评论家程晓农表示，正是因为邓小平秘密使用私权动用军队，合围北京城，并下令镇压，才导致这场震惊中外的屠杀事件。六四研究者吴仁华在他的《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披露，邓小平、杨尚昆对当时的戒严部队做了精心的调度安排，使得军队无法倒戈，从而镇压了百姓。

程晓农：邓小平私用军权镇压六四运动

6月5日，据法广采访旅美政治评论家程晓农的采访报道披露，1989年邓小平调动数十万解放军，合围北京城，最后下令镇压，酿成震惊中外的流血事件，完全是秘密的违法的。

程晓农说：“以赵紫阳为代表的这部分声音，其实虽然在军队当中也有一些将军支持，在人大常委会里也有一部分委员支持，但是中国的所谓的江山，其实仍然是控制在一小撮人的手里。而赵紫阳当时提出来的主张，现在看来，带有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

也就是说，89年的时候，中国整个的国家，其实是捏在少数人的手里，特别是邓小平。

当他要调动军队、决定要镇压学生的批评和强烈的民主化要求的时候，他可以军为私用。就是说，这支军队不但不听中央军委的指挥，也不听政治局的。它只听邓某人一个人的。所以当时邓小平调动军队，完全是秘密的。他背着中央政治局、背着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法律上讲，戒严必须事先由人大常委会讨论。同样，政治局也应事先讨论。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是“党”指挥枪。

但邓小平当时在党内，除了一个军委主席，没有别的职务。

他也清楚，把镇压这样的计划通盘地搬到政治局开会，或者是拿到人大常委会去讨论，那是不容易通过的，会引起很大的争论。所以他干脆把国家机器完全扔在一边，以他个人的威权，用调动军队，来完成他的任务。

从实际上他调动军队的数量之大，也不全是为了镇压学生，他还要防范军队内部和北京的一部分反对镇压的干部可能会阻止这样的行动。

但他揭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命运为什么是由邓这样的人操纵？我想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邓是属于毛泽东同一个时代的，所谓的创业者，在他们看来，这个国家并不像党章宪法里所写得那样，是人民的。相反，它是个人的，是若干高层家族的。

在他们眼中，如果红色家族们自己夺得这个江山坐不下去的话，在他们看来，亡家就是亡党，就是亡国。完全可以把国家的命运搁置一边，为了这些高层的、独裁者的、自己的意愿，可以把整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民众置于血腥之中。从这一点讲，邓小平和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不管他推行什么样的改革政策。”

六四调兵惊人内幕 难怪军队无法倒戈

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组织者之一，1990年7月流亡美国。六四亲历者和研究者吴仁华撰写的名为《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调查记录当年六四事件的内幕。

书中说，在邓小平、杨尚昆看来，有可能发动中共党内“政变”的头号危险人物当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六四血腥事件后被撤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胡启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人，自然被视为赵紫阳的同伙。

相比之下，兵变比政变更为可怕，也更难预料和控制。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后不久，杨尚昆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1989年)6月4日这天早晨，天安门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坚决扞卫党，这个班是没有的。”(见于《深刻理解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发展》一文，作者：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长刘明福，刊载于宜春国防教育网。)

另外，书中还披露，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女婿、现任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的刘亚洲中将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当年在担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的时候，曾在一次题为《道德与信念》的内部报告中以总结经验教训的口吻说，北京军区的部队不可靠，因为长期驻防京畿地带，消息灵通，了解北京的学生运动情况，普遍同情学生，执行戒严令当然不力。幸亏邓小平“英明”，除了调动北京军区的部队之外，还调动了大量其他军区的部队进京，要不非出大问题不可。

书中表示，大量资料证明，邓小平、杨尚昆确实对解放军戒严部队做了精心的调度安排，从中可以发现刘亚洲所说的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即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进京，相互监督制衡，彼此难以串联，避免发生兵变事件。

中国共产党历来将“党指挥枪”作为最重要的建军原则，解放军长期处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是名副其实的“党军”。尽管如此，在1989年的学生运动普遍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情况下，邓小平、杨尚昆对这支“党的军队”仍不放心，因此对有关解放军戒严部队调度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做了周密安排。

例如：1989年6月3日，在解放军戒严部队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时候，安排了解放军中四个最尖锐的、不属于同一个军区的主力军──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担任主攻任务。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两条主要路线向天安门广场开进的部队，也都是各为两个以上的集团军。在1989年6月4日凌晨实施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的时候，也是同时使用了陆军第38集团军、陆军第54集团军、空降兵第15军等多支部队，此外，安排陆军第24集团军、陆军第27集团军、陆军第39集团军、陆军第63集团军、陆军第65集团军、炮兵第14师等部队担任警戒任务，并由陆军第27集团军的一个“特缉分队”负责捣毁保卫天安门广场学生指挥部的任务。

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中，陆军第38集团军和空降兵第15军虽然扮演主要角色，但也不被充分信任，在他们抵达天安门广场之前，事先已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中共公安部机关大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安排了多个集团军，早已对天安门广场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在这个包围圈的周边，还部署了空军部队和炮兵部队。空军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北京戒严行动，但也奉命进入战备状态，北京区域内的南苑军用机场、西郊军用机场、沙河军用机场、三间房军用机场，全都成了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军营。北京军区的炮兵部队作为预备队，也早已进入战备状态，除了炮兵第14师奉命紧急进入北京城，炮兵第16师、高射炮兵第61师、高射炮兵第67师、高射炮兵第68师都在驻地随时待命。

提前进驻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待命的部队，也是多个集团军，包括陆军第27集团军和陆军第65集团军，外加陆军第63集团军的一个师。提前进驻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共公安部机关大院的部队，包括了陆军第24集团军。

作为第一主力部队的陆军第38集团军，在沿着主要路线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进军时，如同被“请君入瓮”，不仅前面已经预设了一个包围圈，连后路都已经被封死，陆军第63集团军的一个师紧随其后，实际上起着“督战队”的作用。

这种精心而周密的部署，使得整个围绕天安门广场所进行的进军过程以及随后的清场行动，看上去更像是邓小平、杨尚昆一场小心谨慎的对各解放军部队忠诚度的测试。如果当时陆军第38集团军部队接受一些学生和民众的呼吁，阵前倒戈，与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胜利会师”的话，将立即在邓小平、杨尚昆预设的包围圈内遭到其他部队的围剿。

同样的，任何一支解放军戒严部队如果轻举妄动，发动“兵变”，也将遭到其他部队的围剿。除非有足够的部队事先达成共识，同时行动，但这对于遭到严密控制的“党军”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集聚北京的逾二十万部队来自于不同的军区。因此，陆军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也好，陆军第39集团军步兵第116师师长许峰也罢，这些良知未泯的军人，只能尽自己的努力，以各种消极的方式进行抵制，很难有进一步的积极行动。

来源：阿波罗网白梅报道

2017-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