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朝鲜核武有可能射向北京的观点已不那么惊诧，因为许多事实都显示朝鲜金氏王朝日益公开将北京列入其敌对范围，进而将战火引向北京，导致东北亚陷入高危境地。

虽然朝鲜半岛战火一触即发是金氏王朝长期罔顾世界秩序、践踏国际规则、挑衅文明底线的必然结果，但在中国即将召开十九大而急需平稳的时期，东北亚陷入临战状态，却不是简单的自然演进使然，其中深藏着一些有待拆解的历史密码。

就朝核问题与国保的对话

长期来将民主自由国家当作敌人而将极权专制国家视同兄弟的 中共当局，面对受自己多年呵护的朝鲜，很难想像有一天被核武相向。

记得二○○九年九月十六日，也就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大庆前夕，广西桂林市国保与全州县国保接我回老家「避节」，即避开北京的十一庆典。在坐出租车前往首都机场的途中，我们无意间聊到了朝鲜问题。当时我问国保：「如果朝鲜拥有核武器后，最有可能打向哪裡？」此问一出，顿时车内陷入沉默，好一阵后我只好自己回答：「最有可能打向北京」。

此话无异于一枚炸弹，惊得大家半天才回过神来质问：不太可能吧？怎么可能呢？

我当时无法详细讲解其中原委，只简略地说：从技术层面而言，朝鲜核武打不到美国去。就算能打去，美国也不会让它打去。而日本与韩国又在美国保护下，应该也不至于轻易被它打到。那么剩下就只能打中国了。

这种解释当然不能让阶级斗争意识强的国保信服。不过，几年后当中国官媒一再爆出朝鲜军人入境中国杀人事件后，一次碰到当年接我的国保，他说：「看来当年你的判断可能成真啊，朝鲜越来越不像话了」。此话说明他们内部可能已经对朝鲜问题开始重新认识，并且不排除传达了某些应对的方桉。由此看来，血的教训才能让他们清醒。

马列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必然归宿

对于朝核会打向北京，那种纯粹技术性的解释当然表面，而真正深层次决定性的因素是马列主义这套理论。

马列主义秉承阶级先进说与斗争进步论，即将人类分成不同阶级，并有先进落后之分，且赋予先进阶级消灭落后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使命。此理论中严格的等级意识与先天的优劣观念，决定着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只有解放（征服）与被解放（奴役）的关係，而缺失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尊严、和平、协商、互利等等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在这套理论的蛊惑下，一批自诩信奉者将神学的救赎嫁接到现实社会上，用世俗的王权取代神权，通过现实的集权与造神运动，使世俗的君王充当起精神的救主，完成人神合一，进而实现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全面独裁，最终建构起亘古未有的极权社会。这种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自封为神，不会容许有与其平等，更不会容许有在其之上的国家与个人。在这种假借起解放下的独尊意识中，马列主义阵营中的国家最终都难免为独尊而生死一战，它们要么被他国「解放」，要么「解放」他国。

从马列主义来到人间的一百多年历史实践可见，所有信奉马列主义的国家都最终走向互相残杀。从欧洲到亚洲，从非洲到美洲，从苏联到东欧，从中国到越南，从柬埔寨到马来西亚，从未跳出过这个先互为兄弟、再互相为敌、后刀枪相向的魔咒。而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的几次大战，如中国与苏联之战，中国与越南之战，正是这种理论演化的现实注解。

今天，祭起马列歪理邪说的朝鲜，在融合人性的恶与制度的罪之下，自造成神的金氏王朝自然不可能听从于中国，最终背弃中国，与中国为敌，将手头的核武指向北京，以摆脱被解放的命运，进而自升成救世的解放者，就是理所当然的结局。

为什么现在进入临战状态？

马列主义理论决定着朝鲜早晚必会核指北京，然而，在今年这个时候朝鲜快速将东北亚带入临战状态，却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举世皆知，今年秋天中共将召开十九大，作为主掌权力分配的中共现当权者，当此时刻肯定是一万个不希望出现影响自己权力佈局的任何不可控因素，因此无论是国内的或者是国际的危机，只要对中国政局有影响，都将是中共现当局竭力避免的。这就是今年初中共党魁习近平强调的「政权安全第一」的根由。在这种求稳心切下，按理说，对可能随时引发战火的朝鲜问题应该能拖则拖，尽量拖过十九大后再作处理。

然而，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后，美国航母立马调头驶向朝鲜，这显示中美达成了加速处理朝核的共识。原本求稳的中共在十九大前却要加速处理朝核，这说明朝核问题对中国已经是个威胁政权安全的问题，已经无法拖过十九大后再处理了。

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朝核危机已经构成了对中国当下政权安全与稳定的重大威胁，习近平不会在十九大召开前如此关键时期出手。而作为蕞尔小国的朝鲜，纵然有核武，且随时可能打向北京，但以中国之实力当可防范，应难直接对政权构成威胁。那么北京今日在十九大前急切应对，其中显然存在着某种重大隐情。

北京有势力期待朝核危机

从中外历史来看，那些对政局形成威胁的外在力量都是有内部力量的勾连，即所谓祸起萧牆。因此朝核要形成对中国政局直接威胁，就必然有内鬼存在。那么，今日中国政权中什么力量会迎应、利用朝核呢？历史事实一再证明，利用外在力量来造成政局危机的势力通常具有几方面特点：一、危机求变。这种政治势力常常在现实中陷入了某种危机，处于权力争斗的劣势，如果按照正常发展，已经无法扭转不利局势，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借用外在力量来製造事端，干扰或阻断政局进程，以摆脱困境，扭转局势，就成为自救与翻盘的选项；二、法理途穷。通常借用外在势力来製造事端的内鬼，处于该国法理正常途径无法伸张诉求的穷途状态，只有引外力来转移矛盾，打破固有力量对比，干扰既成进程，才可促使事情转离原有途径，出现新的变数；三、固有联繫。该内外势力通常有长久的联繫交往，并存在着某种利益共存机制，为其互助互援奠定有历史的基础。

中国政治势力中具有如上特点的应该是十八大以来被反腐逼入困境的一批权贵集团。由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强力反腐，无论是基于权斗还是基于法理道义，固有的一些权贵势力的确面临被围剿的命运，这些势力要想扭转危局，求得生存，就必寻求能左右时局，阻断反腐延续的外在势力，而朝鲜核武毗邻北京，牵动世界，显然是最易借助的。现在又正值中共十九大到来，政治权力重组加剧，各种矛盾集中暴发，引朝核临京，致权力集团自顾不暇，使反腐自然中止，当然是被反腐逼迫的权贵集团的期待。而近来朝鲜核试的诸多诡异，客观上也巧合着中国时局的风云。这些事实显示着，如果不能及时扼制朝核，中共十九大前的政治安全就随时面临威胁。正是在这种危机下，习近平才不惜冒险在十九大前与美联手解决朝核。

由上可见，马列理论决定着朝核早晚必指向北京，而在中共十九大前朝核危机集中爆发，却是中国政权内部危机的外化。因此，中国要想最终化解朝核危机，还得从根本上解决自身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危机。

作者：王德邦　来源：《动向》 5月号

2017-0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