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人口“老龄化”已经是全球普遍问题，“高龄化”才是更令人忧心的问题。过去数十年，人口高龄化一直是西方国家的主要特征。现在，这种现象正逐渐蔓延到亚洲。对此，渣打发布了一份以量化数据为主的重磅研究报告。

渣打银行经济专员Enam Ahmed等发报告称，亚洲经济体将以最快的速度高龄化，且将通过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人口高龄化问题在2020年之前会开始拉低中国、香港、韩国及泰国GDP增长，新加坡也拖不过2025年。”

尽管亚洲国家努力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生育率，但渣打认为，“这些政策目前已证明并不成功。包括中国、泰国、日本、新加坡及韩国等主要经济体的生育率仍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

悲催的是，他们认为一些国家会“未富先老”，“泰国和中国将在未来数十年面临这个挑战。”

该报告指出，亚洲的退休金制度将无法维持。“中国退休体系最早将于2030年出现赤字；泰国可能在2041年出现赤字。届时，韩国及越南的退休金体制也将出现小额赤字。”

渣打还发现了一个亚洲很独特的现象：在发达国家，人们通常认为年轻人时拼命工作，到事业发展后期达到储蓄水平最高，退休后才会开始花费积蓄。然而，这并不适用于很多亚洲国家，亚洲高龄者很少消耗储蓄。

根据联合国定义，“高龄化”社会是指超过65岁人口的占比处于7-14%，若进一步升至14-21%则为“高龄”社会，若超过21%以上则为“超高龄”社会。

上述渣打报告称，亚洲经济体的人口高龄化速度比其他地区更快，特别是东亚。甚至于，“这些地区高龄化的速度前所未见”。

报告援引联合国的推算称，中国及新加坡需要25年的时间从高龄化社会发展成高龄社会。泰国只需要20年，和巴西差不多。香港花了30年。

相比之下，英国的这种转变花了45年、美国花了69年、法国更是花了115年。

各国的高龄化发展进度也不一样。按照渣打的报告：

韩国及新加坡即将于2030年成为“超高龄”社会（根据联合国定义，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1%以上）；他们已经是“高龄化”社会了（7-14%的人口超过65岁）。

中国及泰国将于2035年成为超高龄社会。

香港65岁以上人口将快速增加，目前已经是一个“高龄”社会（14-21%的人口超过65岁），2015年15.1%的人口超过65岁；预期将于2025年上升到22.3%。

至于高龄化的关键驱动因素，渣打总结了三点：

1、不断下降的生育率

由于更好的教育、都市化、更高的工资、节育、减少依赖农业以及政府政策等因素，近几十年来，亚洲的总生育率下降得最快，预测将从1970-1975年每一妇女生育5.1人降至2025-2030年的2.0人。

香港、韩国、日本及新加坡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国家，平均每一个妇女只生1.0到1.4个小孩，远低于其他已开发国家。

2、长寿

由于物质生活改善、医药进步且更易取得健康服务，平均寿命快速提高，这将继续是全球人口迈向高龄化的一个关键驱动因素。

3、生育率下降之前死亡率下降，或过去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

许多亚太国家（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在二战结束后都经历了一个婴儿潮。这些人现在都六十多岁了。。

在大部分亚洲国家，人口红利正在反转。

渣打认为，过去数十年，劳动力人口对于经济作出了正面贡献。而这种局面未来将会发生改变。

其中，中国、香港、南韩及泰国可能最早受到影响，时间可能是在2020年之前的五年内：在1996年至2000年之间，中国劳动力成长对GDP成长的贡献每年平均超过1.5个百分点，而在1980年代则超过3个百分点。

由于一些亚洲国家的家庭人口模式，比如中国的“4-2-1”现象，部分国家的退休金体系可能面临严峻的赤字挑战。

渣打认为，虽然最近有些政策改革，但退休金制度仍无法支撑。中国的国家退休体系最早将于2030年出现赤字；而泰国则可能在2041年出现赤字。到那个时候，韩国及越南的退休金体制也将出现小额赤字。但低负债（尤其是中国、韩国及泰国）让这些国家有机会吸收与年龄相关的成本上升，至少是在短期之内。

一个国家向着高龄化迈进时，除了人口红利减少带来的负面冲击之外，还有可能享受到消费潜力。

渣打预计，一些主要新兴市场（包括金砖四国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墨西哥、南非和土耳其）65岁以上族群的支出，将从2015年的0.8万亿美元增加到2030年的4.4万亿美元，涨幅超过400%，中国将占其中很大的一部分。

该报告还预计，中国65岁以上族群的支出，将从目前的0.4万亿美元提高到2030年的2.8万亿美元。

渣打预测，到2030年，主要新兴市场高龄者私人消费平均将提高至总消费的12%，几乎是2015年7%的两倍。预期中国及泰国的占比将从10%左右提高到超过15%，反映出高龄人口方面较先进的阶段。

2017-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