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转载了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临床伦理学教授罗杰斯（Wendy Rogers）的文章《中共声称停止活摘器官，但证据显示是谎言》。文章写道，中共当局宣称，不再摘取囚犯器官，但对中共移植领域两名高官的调查显示，这一说法是谎言。

2006年4月26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记者彼得、医学博士王文仪、证实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人安妮出席。

《中共声称停止活摘器官，但证据显示是谎言》（China says it has stopped harvesting organs, but evidence belies its claim）一文写道，2005年，中共公开承认，其移植系统是建立在死囚器官基础上的。后来，中共声称，自2015年1月起将禁止这种做法，器官现在来自公民自愿捐助者。由于中共的这一声明，中共移植医生希望参加国际会议和高级别会议，在著名英语期刊上出版论文及从事学术合作。

但最近的事件证明了中共所谓器官移植改革的虚假。

梵蒂冈邀请中共移植官员参加反对器官贩运和移植旅游的罗马教廷科学院峰会，为此受到广泛谴责。谴责集中于黄洁夫，他是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主席。多年来黄对中国器官来源的说明非常矛盾。公众质疑，他会就中国器官来源提供准确或完整的说明。媒体的报导引起梵蒂冈的尴尬，导致教皇取消在峰会上的发言。在持续受到质疑之后，黄承认移植囚犯器官仍然存在。

多篇文章，指出在中国“被行刑的囚犯”具有双重含义。独立调查已经确定，其中包括良心犯，他们只因自己的器官而遭到杀害，而这一切却未经法定程序。另外还有被处死的死刑犯，其器官被用于移植。

2005年，因为移植手术很困难，黄预订了两个肝脏作为备用器官。很难想像，仅仅依靠死囚器官的系统中，这种预订是如何实现的。根据中共法律，囚犯必须在被判处死刑的七天内处决，器官状况往往不好，不能作为捐赠器官。

但订单显示，存在可立即使用的、丰富的器官来源，可以预先进行血液配型。也就是说，存在随时供外科医生活摘器官使用的囚犯库。

黄不是近期中共移植系统中唯一一个受到猛烈谴责的高官。《国际肝脏》杂志的编辑Mario Mondelli教授宣布撤销了中国作者的一篇论文，理由是作者无法提供证据，证明研究中使用的器官来自自愿捐赠者。

论文提交人声称，没有使用死囚犯的器官，但是当三位学者，包括“制止中国器官掠夺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End Organ Pillaging in China）的罗杰斯教授提出质疑时，他们无法提供任何此类证据。

论文作者郑树森担任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是一名专门从事肝移植的首席外科医生。

2005年1月28日，郑和他的手术组在一天内进行了5次肝移植，一周共计11次。郑的医院网站指出，在1,957例肝移植手术中郑是首席外科医生。郑参与如此多的移植手术，表明存在一个有大量可用肝脏的系统。

郑撰写过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2000年1月至2004年12月间，他进行了46例紧急肝移植手术。这些患者到达医院后一到三天内就得到了新肝脏，无须在等待名单上排队。这再次表明，有供应充足、随时可取的器官库。相比之下，西方医生面临捐赠器官短缺的困境。

这种充足的肝脏供应，可能与郑担任浙江省的“反邪教协会”（CACA）会长有关。他自2007年起就担任这一职务。

CACA是中共于2000年成立的，用于抹黑诬蔑法轮功，并使用多种手段强行对法轮功学员洗脑。

作为省CACA负责人，郑负责在5400万人口的浙江省进行诬蔑法轮功的宣传。网上的参考资料显示，他组织政治学习会议，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并在“反X教”工作中培训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郑在2008年制定了杭州标准，根据肿瘤大小修改患者的肝移植资格。新标准使中国潜在的肝脏受体数量增加了52％。这表明尽管北京当局近期进行了司法改革，令死囚数量暴跌，但仍然有大量的非死囚器官可用。

现在，郑树森和黄洁夫两人的声誉值得商榷：郑谎称其研究中没有使用死囚器官，而他的“反X教”身份却使其欲盖弥彰。黄的托词再次表明，中共的器官摘取和移植行为没有真正发生变化。

国际社会应该先要求中共充分说明器官的真实来源，才能相信其任何改革声明。

来源：大纪元记者沙莉编译报导

2017-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