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以后，苏俄为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邀买人心，曾两度宣称“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终止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将中东路权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第一次，北洋政府没有理睬它。第二次，苏俄已在给北京政府的正式行文中自行取消了关键条款。直至一九二四年与北京政府签订“中俄协定”时，虽明定“中东路由中俄两国共同经营”，但是在实际上，中东路仍由苏俄一方人员任意管理，铁路局长既由俄人担任，人权和财权亦由俄人把持，从而使沙皇俄国在我国的特权由苏俄继续得以维护。

1928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第二期北伐，奉系军队开始大举回撤。而就在张作霖返回奉天（沈阳）的途中，对张作霖不选择满洲独立，始终坚持干涉关内事务心怀不满的驻东北的日本军官，组织实施了皇姑屯事件，于6月4日炸死了张作霖。但是，子承父位的张学良并没有屈服于日本人的这种诡诈手段，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最终于年底大胆实行了东北易帜的行动，使东北地区从此统一于中国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

中华民国初获统一之时，苏俄与沙俄一样，为对我国东北的野心所驱使，亦为方便指挥中共的武装叛乱，竟将它驻哈尔滨领事馆、中东路以及驻我国东北的商业机构，作为指挥中共武装叛乱的据点，中共亦于此时建立了满州地下组织，并接受其领导。

东北易帜没有根本改变东北处于日本和苏联的特权地位。直接向日本要求收回中国对南满铁路及其沿线地区，和中国对旅顺港的各项权益，一时也没有可能。1929年，借着南京国民政府推动“革命外交”之机，张学良首先从苏联在北满地区所占有的特殊权益着手，来实施其收回东北权益的计划。

年初，东北当局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苏联驻沈阳总领事提出抗议，要求偿付安置费100多万元。4月，东北当局再就中东铁路权益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交涉，苏方再度退让，将该铁路原由俄国人担任的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正处长的职位，让予中国人担任。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华民国东北地方政府因接到报告，认定苏共于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中共地下人员秘密会议，遂派军警前往搜查，因果然查获众多中共人员和苏俄指示中共实行武装叛乱的许多文件，东北地方政府遂监禁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的领事，逮捕了其他人员三十九人，并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及其附属机构，封闭了苏俄于我境内开设的苏联国家远东贸易局、商船局、煤油局等商业机构，将捕获之重要分子押送满洲里递解回国，不允许再进入中国。

5月31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哈尔滨领事馆被袭击提出抗议，并宣布“苏联政府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但苏联此举对张学良并无威胁作用，再加上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亦加以推动，很快，张学良就于7月10日以东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的名义，宣称因苏方违反奉俄协定中关于不得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

等项规定，中方被迫收回中东铁路管理权。当日及次日，东北当局贸然派出军警人员，查封了苏联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机构，派白俄接收机务处、车务处，强令解散了路局苏联职工会、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团等，进而逮捕驱逐苏方管理人员200余人，包括中东铁路管理局苏方正副局长。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发出通牒，誓言要保护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和它在中东路的利益，再也不说“对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了。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华民国政府复照苏联政府称：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措施，是“维护主权”和“维持中国社会安宁”所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置。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八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与中华民国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调集八万军队集结于中苏边境。

10月12日，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同江战役。苏军凌晨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又增派骑兵约800余名、步兵3000余，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方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同时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约700余人。另报载东北边防军海军司令沈鸿烈当时称：此役“我陆军死伤五百余，海军亦相等”。战至午后3时，苏军夺取了同江县城，中方守军被迫退守富锦。

从11月17日开始，苏军又分东西两路再度大举进攻。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札兰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并轰炸了牡丹江。东路就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县，并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更是由满洲里、札兰诺尔，经嵯冈一气攻陷了海拉尔。黑龙江守军韩光弟旅全军覆灭，旅长及团长均告阵亡；梁忠甲旅则因突围不成被迫投降。仅西路两旅守军被俘者，就已上万，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其数。

由于张学良的无能，更由于残余军阀的武装叛变和中共的武装叛乱，使得中华民国政府无力增兵东北，于是，苏军很快占领了我国境内的富锦、密山、东宁、汪清、满洲里、杜兰若尔、海拉尔等重要城镇和大片土地。东三省两边国境线上的重要门户，几乎全部被苏俄所侵占。中华民国政府在军事失利后，乃被迫与苏俄在伯力谈判，并于是年十二月，忍辱与苏俄签订了《中苏协定》，恢复了前沙俄在我国中东路的特权，恢复苏方人员的一切职务。因恢复苏俄驻我领事馆的谈判未果，即已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苏谈判遂以终止。

诚然，中东路事件在我国，是为维护主权；在苏俄，则为苏俄对沙俄掠夺我国主权的继续。尤其是为了维护旧沙皇俄国在我国东北的特权，新沙皇俄国竟能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从而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个公然和公开侵略我国的国家。

所以，此时此地，再由新沙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为中共发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命令，甚至命令中共在“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下发动更大的武装叛乱，以与苏联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里应外合”──这在苏俄，就绝不仅仅是要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的问题，而是欺我民族，侵我祖国，辱我人民和撼我社稷；这在中共，就更不仅仅是武装叛乱的问题，而已经完全成为对祖国和民族之史无前例的公开出卖和背叛。

即武装叛国了。难怪此时陈独秀立即站出来公开反对中共这个“无国家、反民族”的口号和决议，后来的中共党史专家们对此一口号和决议，亦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这个彻底地出卖和背叛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口号、决议和行动，却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坚决命令和指挥，由于中共中央的坚决执行和发动，不仅将彼时的中共武装叛乱推向了疯狂地步，而且由于日本对我国侵略战争的爆发而升级，从此竟成为中共武装叛乱的总口号和最高原则，从而将中共的武装叛乱赋予了武装叛国的根本性质，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所绝无和仅有。

其实，苏俄公然命令中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既非自中东路始，亦非只命令中共一党而已。据中共党史专家说：“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明确把‘保卫苏联’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因此，各国无产阶级应‘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犯’。”

斯大林更是赤裸裸地指示说：“有一个问题可以作为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分水岭，可以检验出它的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目前这个问题就是保卫苏联问题，即无条件地、绝对地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侵犯的问题。”他还说：“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

但是，在中东路事件上，苏联才是真正的帝国主义者，是企图强行占有和武装占有别国主权者。而由中东路事件所导致的战争，又是苏联侵略中国的战争。由是，在自己祖国遭受苏联大规模侵略时，苏联命令中共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祖国和保卫苏联，甚至在日本已经公然侵略我国，占领了我国东北，却并不曾侵略苏联时，苏联又进一步命令中共不要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却要为保卫苏联而在自己的祖国发动

更大的武装叛乱，以趁机推翻本国正在实行抗战的政府──苏俄对一个邻国的无耻野心，实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中共与苏联关系的这种特殊的性质，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当中，是相当明显的了。

本次内容来自马赫迪先生的文章“历史不容忘却──中东路事件与“武装保卫苏联””。

2017-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