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最高层很多有被捕后卑躬屈膝，求乞讨饶的经历。众所周知，刘少奇、周恩来曾经在“文革”中被指控有“投敌自首”的“历史问题”，近年来，毛泽东两次被捕、出卖同党的真相，也开始大白于天下。

在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党“苏区”时，毛泽东曾被国军抓获。（网络图片）

“被捕”后“急智脱逃” 《西行漫记》露破绽

关于毛泽东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被捕的事，一直没有旁证，只有毛泽东自己的交待。这一交待被中共一直肯定，其党也无人敢去议论，海外人士也只好承认毛“被捕”后“急智脱逃”的结论。

流传于世的毛泽东“被捕”又“急智逃脱”的记载，出自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该书记录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为组织军队，在衡阳矿工和农军之间走动，被国民党属下的一些民团抓到了，要把他送到民团总部枪毙。毛当时手里有从别人那里借到的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者将其释放。普通士兵见有钱收，答应释放毛，负责押送的队长不肯。毛决定逃脱，直到离民团总部约两百码的地方，找到了逃脱的机会，毛挣脱绳子，往田野里逃窜而去。

然而，这个故事版本经不住有心人的考证。1948年秋天，中共势力急剧膨胀，中国东北和天津战役结束的时候，长江以南各省震动。在毛泽东当年被捕的地区，一些中小学教员很自然地对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金姓的小学教师读了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就地调查了1927年毛泽东被捕的情况。最初找不着什么线索，后经朋友介绍，得知有一个60多岁的老人，曾在当时的民团团部做过文书，于是他和朋友寻访到了这位老人。

这位老文书经过久久的回忆，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谁，但记得那年（1927年）8月中秋节前，有个瘦长的男人在镇上经过，因为背的包袱沉重，又东张西望鬼头鬼脑，被民团怀疑背的是枪支，把他抓住，背的原来是100多块银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说是做生意的，当即被解到民团团部审问，经过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产党一个头头，他供出好几个同党，有一个同党并且是做县长的，在镇上小铺里等他，也一同被捕获。这个老文书清晰记得的大体情况，就只这些。

金姓教师要老文书回忆他听得的所有其他情况，老文书所知不多，只听说当天民团总部把那几个被捕的人解到边防司令部去。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金姓教师再次请老文书回忆，提供线索，老文书说当年的团总已死，可去找团总的儿子问问。团总的儿子当时也老了，又有病，对当年毛泽东被捕的事也有兴趣。他肯定当年父亲抓的是毛泽东，但抓的具体情节不大明了，只听说毛泽东能说会道，愿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亲见毛泽东为国军立了一些功，又是同乡关系，帮他讨情，保他回乡教书，谁知后来他却逃到井冈山去了。

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以后，老文书下落不明，中共“土改”期间，团总的儿子被枪毙了。后来，金姓教员被中共打成“右派”。他同他的一些好友多次秘密谈论过他调查的经过。金姓教员好友的女儿到香港在闲谈中谈起这些事情，但是，可靠与否，当时她心里也没有谱，其他人也是将信将疑。

大约2000年左右，金姓教员女儿和她的丈夫张时中先生到北京探亲访友，上图书馆看报看书，发现有几本记述毛泽东被捕的书籍，并不如毛泽东对斯诺谈过的那样一致符合，出入甚大，大到足以证实老文书的所述“实而不虚”。

中共建政前后，国内流行一篇宣传资料，将毛泽东当年被捕时对团丁的谈话，详详细细，委委婉婉，写得十分动人。好像除了以金钱贿赂团丁之外，这篇谈话的说服力强，煽动性高，起到了攻心的作用，致使国军士兵欣然同意释放毛泽东。这篇谈话在毛泽东湖南故居纪念馆展出，大约两百多字，考察起来，有造假嫌疑，很可能是毛泽东本人着力捏造出来的，大概他觉得对斯诺的谈话还有漏洞，所以，造作一篇动人的谈话补充宣传。

但是，经过人们积年补充资料，反复钩沉，历史真相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仅从毛泽东对斯诺谈话的内容来研究，就可以发现漏洞百出，矛盾重重。毛泽东后来不以此历史事件来吹嘘自己，也可能自己感到心里有愧。中共笔杆子淡化这一历史事件，没有大事宣传，亦可能怕纸薄风大，露出原形。

樊崧甫在第五次围剿共党时抓到毛泽东

一般认为，1927年毛泽东被民团抓捕是其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不过，在陈鸿年、吴越合着的长篇纪实回忆录《九死还魂草》、吴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里却记载，在国军第五次围剿共党“苏区”时，国军军长樊崧甫的手下曾经将毛泽东抓获。

樊崧甫是国军高级将领之一，爱骑白马，故称“白马将军”。1933年国民政府对共党盘踞的闽赣“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这一次，共党全线溃败，无奈只好长途逃窜。

就在这一时期，樊崧甫的部下抓获毛泽东。毛泽东开始百般抵赖其真实身份，但军长樊崧甫手上有他的资料和照片，形象鲜明，仅凭他三寸狡辩之舌无法蒙混过关。

樊崧甫是江湖帮派“洪帮”中人，抓到毛泽东并明确了他的真正身份以后，向蒋介石隐瞒了这个消息。最后，他决定给毛泽东路费，让其装扮成普通百姓后离开。这件事情，当然是绝密的，除了樊崧甫和毛泽东本人之外，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或许，正因为樊崧甫与毛泽东之间有过这样一笔默契的“交易”，1949年5月上海战役之前，蒋介石电令樊崧甫去台湾，樊崧甫居然借故不遵从命令，为此蒋介石下令逮捕樊崧甫，关进了提篮桥监狱，共党占领上海，被放出来。共党对樊崧甫这个国军大员，不但不抓，反而极尽优遇，派专人去保护他的住宅，专门把他请去谈话，请他出任中共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共虹口区政协主委，还给他分配了许多社会工作，诸如中共的“抗美援朝委员会委员”、“爱国卫生委员会委员”等等。在1951年中共的“镇反”大逮捕中，他也得到了特殊的保护。

樊嵩甫这个国军高级军官，在中共建政后不仅毛发无伤，还能身居要职，确实有些令人费解。

2016-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