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管理层遭撤换、编辑部被占领、网站密码被修改，中国政论刊物《炎黄春秋》原制作班底于2016年7月宣布停刊，但新的管理层仍继续出刊。此事被外界视为《炎黄春秋》已死，原制作班底则视为玉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丁东曾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作为事件亲历者，他在2016年9月号至12月号《明报月刊》撰文《我在<炎黄春秋>的最后一程》，详细披露了《炎黄春秋》玉碎之前管理层与主管单位的博弈内幕。

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杨继绳给我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到《炎黄春秋》工作？我欣然接受。因为正要到巴黎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问能否回来后再报到，杨说可以。此前我在《炎黄春秋》发表过五六篇文章，也推荐过几篇稿子，算是《炎黄春秋》的热心作者、忠实读者。当时杂志社内部刚刚发生了一场人事变动，因为官方强迫更改主管主办单位，在应对过程中，内部产生了不同看法，总编辑兼法人代表吴思和执行主编黄钟、洪振快辞职，编辑部人马走了一半。于是杨继绳提名我担任执行主编。

从吴思口中了解形势

我赴巴黎参加学术讨论会恰巧和吴思同行。在巴黎期间，中外学者十分关心《炎黄春秋》刚刚发生的风波，吴思作了多次说明。他说的大意是，对于官方的压力，内部有不同的应对主张。一派主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派主张“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吴思属于“青山派”，认为官方此举不只针对《炎黄》一家，而是同时要求几家报刊改变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关于尊重《炎黄》发稿、人事、财务自主权的三项承诺可以接受。杜导正决定“以红制红”，把“红二代”请进来主持工作，吴思自认不擅长官场缠斗，于是决定离开工作了十七年的《炎黄春秋》。吴思稳重内敛、措辞平和、顾全大局，十分注意维护杜老的形象。有一位博士想给杂志投稿，吴思还说：“我离开了，你可以找丁东。”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第一次到《炎黄春秋》上班。遇到的第一个同事是冯立三，他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我们二十多年前就认识。见面时他十分高兴，说：“可把老弟盼来了。”他告诉我，半月前，杜老紧急催他来《炎黄春秋》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杜导正是《光明日报》总编辑，冯立三在文艺部工作，很受杜老器重。老领导召唤，不能推辞。但上班以后，一个熟人也没有，只有我是熟人。我当即表示，今后同舟共济。

这样，退休多年的我又成了上班一族。我时年六十四岁。另外两位执行主编比我年长，冯立三七十五岁，王彦君六十六岁，都是资深编辑。从我家到杂志社所在的月坛南街，大约五十公里，先开车十公里到地铁站，换乘四趟地铁，再步行十五分钟，才能到杂志社。和年轻的上班族一起挤地铁，别有一番滋味。好在不要求编辑每天坐班，规定每周一、三、五上午上班，其他时间在家编稿。同事们看我住得远，容许我周五没有特殊事也在家办公。

就在我上班前一周，杜导正已经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签署协议，双方盖章，确定杂志保持人事、财务和发稿的充分自主权，有事平等协商。二月份，有关部门批准杜导正重新担任《炎黄春秋》法人代表。杂志定位为体制内改良派，实际上是党内民主派和自由知识分子跟中南海对话的平台。能否保持敢言风格，继续发声，就看下一步怎么和艺术研究院互动了。

参与“二议”的艺研院代表

协议书签订后，艺术研究院便派贾磊磊、方宁二人参加《炎黄春秋》目录的审议，进入编委会。《炎黄春秋》发稿经过三次审议，简称一议、二议、三议。贾磊磊、方宁参加二议。贾是艺术研究院分管刊物的副院长。方是《文艺研究》主编。他们第一次参加二议，坦承艺术研究院十几个刊物，发行量加在一起还不如《炎黄春秋》。

二议先由执行主编逐篇介绍文章的内容，贾磊磊、方宁可以提出意见。他们看不到全文，只能针对标题提一些修改意见。二○一五年，贾磊磊一共否定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的作者，写他的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被中央指定参与审查习仲勋，他当时冒着风险，提出习“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现在一本传记却对其作负面评价，子女不服。贾磊磊提出，此文要送审。我说：“能否改个标题发表？”贾还是坚持送审。送上去后，再无下文，等于宣判此文死刑。另一篇文章作者是张博树，他们认为这个作者不宜露面，编辑部也没有坚持。还有几次，贾磊磊提出，有关文革的文章太集中，有关高层领导人的文章太多，要求某篇文章顺延一期，大家也同意了。我组织的李逊的《王洪文的升沉》、方茂的《华国锋与对外开放》，就是这样押后发表的。

这种妥协，并未使《炎黄春秋》伤筋动骨。一些读者担心改变主管主办单位后杂志就软了。看到二○一五年的杂志，他们的评价是：“一点儿也没软！”

二○一五年第一期由杨继绳执行主编。其中有一篇是张金昌的《我认识的贪官王守业》。文中涉及一位现职高官如何支持提拔王守业当营房部部长的事，没有点名，而是用XX代替。刊物印出来，还是遇到了麻烦。王文章、贾磊磊来电话要求网站撤稿不过夜。网络主编王海印说：“家里网速不够，能不能明天上班再处理？”贾磊磊说：“必须连夜处理，不行我可以派车。”这场风波后来平安着陆。上面有人告诉杜老，没有事了。

和贾磊磊、方宁打了一年多交道，我感觉贾磊磊忠于官方职守。虽然最后决定权不在他，他还是想通过修改标题，推后发稿，减缓《炎黄春秋》的力道。如果仅此而已，倒也无伤大雅。但最终艺术研究院对《炎黄春秋》痛下杀手，命贾磊磊出任社长，其角色已是助纣为虐。他们拼凑的第八期伪刊破绽百出，历史不免要给他记下不光彩的一笔。方宁则是例行公事，奉陪而已。他说他母亲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是《炎黄春秋》的老订户、忠实读者，言谈话语间也流露出喜欢看《炎黄春秋》之意。艺术研究院拼凑的新班底没有方宁，算是给他留下了清白。

新春联谊会的角力

《炎黄春秋》的传统是每年正月召开新春联谊会，邀请顾问、编委和一些重点作者聚会一堂，建言献策，议论国是。我曾以作者的身份参加过多次。

二○一五年一月，筹办新春联谊会再次提上议程。外界十分关心《炎黄春秋》经过巨大的人事变动，状况如何？杜老想通过这个活动昭告社会，杂志已经度过危机，运转正常。为此，多次开会研究联谊会事宜。

二月十一日，杜老提出，“两会”以前，意识形态控制的调子比较高。可以在“两会”开幕以后，我们再开联谊会。我建议，联谊会的举办时间，要么放在两会代表来北京报到以前，二月底就开，要么放在三月十五日两会结束以后。两会期间官方高度紧张，怕出现杂音。当时王海印说：“不要紧，我们是正式机构，开会给官方打报告，报出席名单，过去都允许。”于是大家把时间定在三月十一日，讨论了邀请与会的名单和发言人选。被邀请者有二百一十人，准备请李锐等十几人发言。二月二十五日是正月初七，又讨论联谊会事宜。杜老说：“艺术研究院希望取消这个会，我坚持要开，说不开政治影响更不好。”最后和王文章商量，确定两会结束后再开，会期推迟到三月二十日，人数从二百四十人缩减到一百三十人。

三月四日贾磊磊、方宁来参加第四期二议。贾磊磊说，昨天给杂志社转来一个文化部档。按文件规定，杂志社在文化部系统属于第四类机构，开会规模不能超过五十人。他提出，能否不开此会？再有就是消费要遵守中央的八项规定。杜老说，关于人数，应当模糊处理，我们已经削减三分之一。《炎黄春秋》一年就开一次会，参加的都是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如不开会，负面影响更大。财务总监胡竞成说，《炎黄春秋》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支出十分节约。去年没有支出一分钱差旅费，全年招待费才几千元，根本不违反中央的八项规定。

三月十一日再次研究邀请名单和发言人选。确定时间定在三月十八日，地点在中国科技会堂。三月十六日得知，联谊会又遇到麻烦。警方令科技会堂拒绝接待。联系其他饭店，上午刚说好，下午就被警方要求不得接待。看来会是开不成了。租用谁家场地，警方就会找谁家麻烦。我们只好一一通知活动取消。三月十八日那天，个别人联系不上，还是拿着请柬来到了会场，其中包括叶剑英女儿叶向真。当时警方到场阻拦，气氛十分紧张。

二○一五年第四期开印在即。我们在封三上半页选了四张往年联谊会的照片，题为《炎黄春秋新春联谊会回顾》，下半页则刊登了我起草的《致歉》：

《炎黄春秋》一年一度的新春联谊会，已经延续了二十三年，今年也一如既往，邀请本刊编委和作者会聚一堂，畅叙友谊，切磋得失，谋划未来。我们原计划联谊会于三月十一日举行，邀请二百四十人参加。主管单位转述有关部门建议我们将时间推迟到两会结束以后，压缩与会人数。我们尊重主管单位的意见，将时间推迟到三月十八日，人数也压缩到一百三十人。会场选在北京科技会堂，已经安排就绪。请柬发出后，科技会堂却告知不能承接这次会议，取消原来的承诺。我们无奈，再联系其他会场，也作好了一切准备。时隔一天，新的会场又接到另外部门的通告，也不允许接待《炎黄春秋》在此召开新春联谊会。考虑到突然停止联谊会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我们于三月十六日向主管主办单位报告，请求疏通，按期开会，十七日答复仍然是“不宜召开”。

应邀与会者都是关心支持本刊多年的朋友，不少人已达髦耋之年。年年聚会，都不免要送走几位，所以他们对见面的机会倍感珍惜。有的准备了发言稿，有的为参加此会从外地匆匆返京，有的准备坐轮椅来和老朋友见面。聚会取消自然令他们十分伤感。本刊一向拥护中央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举办联谊会本是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权利。个别部门权力的任性导致宪法赋予的权利缩水，实在令人心痛。

联谊会受阻后，我们尽最大努力告知受邀者，仍有部分朋友没有联系上。我们向已经受邀不能与会的全体朋友致以诚恳的歉意！

第五期，我又编辑了一组应邀与会者发言稿的摘要，并注明他们的年龄：周有光一百一十岁，何方九十二岁，高放八十八岁，杜光八十七岁，郭道晖八十七岁，资中筠八十五岁，张北英六十七岁。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力量。

曾彦修去世

《炎黄春秋》原来以杜润生、于光远、李昌、李锐为顾问。他们恰好是一九八九年在中顾委受到批判的四位委员，当时戏称中顾委“四大金刚”。李昌和于光远去世后，又请曾彦修与何方出任顾问。二○一四年秋天，官方命令《炎黄春秋》改变主管主办单位。生死存亡之际，杜导正等六位年逾九旬的老干部，联名上书习近平。二○一五年过年前，《炎黄春秋》准备召开社委会，向四位顾问汇报重整旗鼓后的情况，曾彦修兴致勃勃地答应与会，不料当晚便感冒住院，再没有走出医院。

曾老是在二○一五年三月三日去世的，享年九十六岁。那天正逢全国政协会议开幕。按照曾老遗嘱，遗体捐献给医院，不火化，只能在医院举行遗体告别。官方规定两会期间不得举行大规模聚会，于是要压低参加遗体告别的人数。时间先定在三月七日，后来又推到三月九日。死者为大，这种做法自然引起亲友的不满。忽然情况逆转，闻习近平给曾老送了花圈，台上的刘云山、刘奇葆和退休的胡锦涛等随之也送了花圈。曾老生前与习近平在工作上并无交集，更无私交，送花圈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杜导正觉得此事对《炎黄春秋》的生存发展有利，于是在第四期作点文章，把花圈拍成照片发表，同期又让杜明明采访李锐、杜导正、何方、张惠卿、杜高，形成悼念曾彦修专辑。

曾彦修十分看中何方的《党史笔记》，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评价。曾老去世，何方觉得一篇千字短文悼念意犹未尽，于是和夫人宋以敏一起将曾老与自己多年的通信分门别类整理，形成一篇两万字长文。文章送到《炎黄春秋》后，几个月无下文。我从宋以敏处看到此文，感到曾老亲历党史许多重要现场，信中表达的观点精采而有深度，于是按杂志内部规定的篇幅上限，选取一万字，作为专文编发，经杜老同意，在二○一五年第十期以《曾彦修来信类抄》为题刊出。

炎黄三老说了算？

外界有一种说法，说《炎黄春秋》是杜导正、李锐、何方三老说了算。但根据我的感受，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李锐虽然是排名居首的顾问，但他要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也并非易如反掌。二○一五年第五期，我是执行主编。此前李锐转送来一篇盛禹九的稿子，他在李老九十九岁生日前夕，做了专访，写成一篇《李锐谈长寿之道》，要求发表。总编辑杨继绳看了稿子，说：“《炎黄春秋》是政治刊物，不是保健刊物，这篇文章不适合。”杨继绳平素对李老很尊敬，但作为总编辑，却不肯放弃底线。李老催问，我只好说：“盛禹九的专访可否拿到其他媒体发表？”后来，我协助李老完成一篇署名文章《九九感怀》，在《炎黄春秋》第五期发表，才算皆大欢喜。

《炎黄春秋》对稿子把关偏严，作者名气再大，也不随意通融。王蒙闻名中外，做过文化部长，曾是开明派官员。大陆许多报刊争相发表他的文章而不得。同事冯立三五十多年前在北京师范学院求学时，王蒙是授课老师。前些年王蒙丧偶，冯立三为他再结连理牵线搭桥，做了红娘。冯立三出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后，自然想到向王蒙约稿。约来一篇回忆民国往事的文章，在编辑部却遭遇异议。异议者认为这篇文章是温吞水，力道不够。冯立三无奈，只好撰写长篇申诉，向杜老面陈，最终杜老拍板，才得以刊出。后多家媒体纷纷转载，给《炎黄春秋》加了分。以后一年间，王蒙又在《炎黄春秋》发表了有关反思文革和双百方针两篇文章。

如今《炎黄春秋》已经易主。二○一六年第八期质量低下，饱受嘲讽。他们哪能想到原来的《炎黄》对稿件的要求有多么严格！

三十七篇文章未报备？

二○一五年四月十日，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由期刊司司长李军、综合司长孙明和处长董亦敏约《炎黄春秋》王彦君、杜明明谈话，发出《警示通知书》，称“《炎黄春秋》变更主管主办单位以后，二○一五年前四期共刊登八十六篇文章，其中就有三十七篇文章涉及重大选题，均未向总局报备。”这三十七篇文章的题目是：《我所认识的贪官王守业》、《必须澄清的一桩重大事实》、《江青对公安机关怨恨的由来》、《耀邦同志论党内两类矛盾-谈谈对当前反腐败的认识》、《文革中广州街头“吊劳改犯事件”调查》、《长沙知青大逃亡》、《再说吴江意外遭遇》、《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探寻一九五九年河南商城“死绝村”》、《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谭厚兰曲阜“讨孔”纪实》、《对法治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两件事》、《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自封的“半个红学家”江青》、《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动机分析》、《探“高饶反党集团”与党内斗争模式》、《九一三林彪要飞到哪里》、《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邓小平与“五．一三讲话”》、《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一九八四年胡耀邦对文艺工作的指示》、《顾骧谈思想解放运动》、《批判“资反路线”和陶铸倒台》、《我与〈学习与批判〉等刊物》、《胡乔木在文革末期》、《从“首都兵团”到中学红卫兵》、《林立果现象的历史追问》、《苏联末日实录》、《“准则”：重构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器》、《华国锋谈史传写作》、《从“邓小平论文艺”到“邓小平论文学艺术”》、《上海档案里的反革命》、《冤案是怎样酿成的》、《我当律师的一段经历》、《“长治号”起义的前因后果》、《我参与处理“揪刘火线”》、《评〈王力反思录〉》。这些官员还说，这次约谈体现领导的爱护、负责和审慎，希望不要曲解、炒作，要保密。以前蒋建国和吴思协调，特事特办，杂志规定“八不碰”。现在形势变了，没有法外特区。从第五期开始，重大题材要报备，应报尽报概莫能外。中国艺术研究院要管干部、管制度、管资产。

说三十七篇文章违规，依据是新闻出版署一九九七年八六○号文件《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办法要求十五个方面的选题必须报备：一、有关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文献选题；二、有关党和国家曾任和现任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文章以及有关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选题；三、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选题；四、集中介绍政府机构设置和党政领导干部情况的选题；五、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选题；六、涉及我国国防建设及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役、战斗、工作、生活和重要人物的选题；七、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选题；八、涉及中共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选题；九、涉及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其他统战对象的选题；十、涉及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兄弟国家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的选题；十一、涉及中国国界和各类地图的选题；十二、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图书的选题；十三、大型古籍白话今译的选题（指五百万字及五百万字以上的项目）；十四、引进版动画的选题；十五、以单位名称、通讯地址等为内容的各类“名录”的选题。

按照这个档，《炎黄春秋》每期几乎有一半文章都要“报备”。所谓报备，不是报送备案之意，而是由他们转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审读，审读通过方能发表，通不过就不能发表。其实《炎黄春秋》一直有专人负责，每月送两篇文章报备。据统计，二○一○年不能用与不答复的占百分之六十二；二○一一年占百分之六十七；二○一二年占百分之八十；二○一三年占百分之八十六；二○一四年占百分之九十。多数情况不是回答不能用，而是根本不答复。两三年渺无音讯，石沉大海。对审查者来说，稍有风险的稿子宁可枪毙，也不放过。有些好文章不同意发，于理不合，只好拖着不表态。《炎黄春秋》月月要与读者见面，真按他们的规定报备，刊物早就拖死了。我们组来的某些专稿，比如刘英对党史回忆，是历史当事人留下的一手史料，党史研究室人员的现职人员作为后生晚辈，只有学习的份儿，哪有审查的资格？

贾磊磊再三强调要按规定报备，其实他们操作第八期“伪刊”，有关毛泽东、邓小平的文章也没有履行报备程序。这个档，就是按照官方利益需求限制出版自由的紧箍咒，它让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化于无形。作为部门行政法规，这其实是一个违宪的规定。实施近二十年来，以封杀新思想为能事，给中国的学术和艺术造成了极大伤害。而对那些按照官方口径鹦鹉学舌的出版物，他们从来不追究你是否报备。面对这种无理的警示，《炎黄春秋》不能束手就擒，只能绞尽脑汁，把标题取得尽量平缓，尽量回避领导人的名字，降低敏感度。好在酒香不怕巷子深，包子有馅不在褶上。只要内容分量重，标题平淡一点，也不怕没人识货。

杨继绳被迫退休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总局发出《警示通知书》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组合拳中的一项。就在同一天，新华社纪检委、机关党委和老干局三个局级官员，来到杨继绳居住的红莲小区，代表社党组找他谈话。六月十八日，又把杨继绳接到新华社再次谈话。纪检委官员说《炎黄春秋》很坏，要杨继绳辞职，并举出某省文联副主席开除党籍，工资降两级的例子，要挟杨继绳，不让他出版自己的新着。杨继绳是新华社退休干部，由新华社发放退休金，到《炎黄春秋》工作是退休以后的社会兼职，所以新华社仍然卡着他的饭碗。

杨继绳原来是新闻记者，退休以后潜心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他的父亲饿死于一九六○年大饥荒。这促使他全方位探索中国大跃进的历史悲剧。他的《墓碑》一书，史料翔实，论理深刻，誉满中外。他又继续笔耕，准备完成有关国史的三部曲，可称“一人写国史，国史第一人”。他从吴思那里接任总编辑时已经七十五岁。他行事公正，受到编辑部同仁的尊重。杜老想挽留杨继绳，说仅仅写书编杂志，不会坐牢，不会开除党籍，不会停发退休金，也不会取消医疗待遇。但官方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竟然向杨继绳的夫人施加压力。权力要作恶，不达目的，决不罢手。杨继绳不能让家庭后院起火，只好宣布七月一日退休。编辑部有人建议，老杨可以明退暗不退，但杨继绳表示“明人不做暗事”。这使得重整旗鼓后刚刚稳定下来的《炎黄春秋》，又面临新的动荡。

二○一五年初，《炎黄春秋》没有开成新春联谊会。二○一六年开不开？一月初再次提上杂志社议程，讨论的结果是，回避两会敏感时期，赶在过年以前举办，日期定在一月二十日，开会地点也避开长安街这些中心区域。

新春联谊又遭阻挠

一切准备就绪，一月十七日晚，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又赶到杜导正家恳谈。他说：“接到上级指示，新春联谊会不能开。”杜老说：“不能接受这个意见。我们已经主动缩小了规模，以往这个会将近二百人，这次我们只请六十人。不让开不合适。我准备和李锐、何方、江平一起被抓进去，这是我们的光荣。”

十八日上午，杂志社再次开会讨论。杜老问我有什么看法。我说：“官方不会抓你，但可以让餐馆停水停电。”果然，话音刚落，办公室主任王海印就接到电话，原来联系的饭店说不能接待了，厨师请假。大家都明白，这是托词。

杜老准备一套预案。一月十九日，大家分头电话通知受邀者，联谊会改成小型组稿会，翌日到杂志社集合。二十日上午，几十位来宾陆续到杂志社。社里办公场地很小，只有一二十把椅子，来宾有的已经八十多岁，也只好站着。聚齐后分头走到马路对面商场四层，在火锅店里包了十桌。虽然屏风外就坐着一桌警察监视，联谊会总算开成了。还匆匆展开了预先准备的会标。餐馆负责人看到后，恳请把会标收起。杜老发言说：“昨天晚上有关部门还登门面谈，劝阻开会。我说，我血压已经一百九十七，不要谈了。”说时十分感慨。李锐、胡德平、何方、陆德、资中筠、卢跃刚也有发言，张森根代表一百一十岁的周有光致辞。与会者半数在八十岁以上，七十多岁算年轻了。看去满眼一片白发。大家在这种气氛下聚会迎新，心情悲凉而凝重。有几位编委是在职的教授、学者，他们参加联谊会后，单位领导奉命与之谈话，施加压力。官方各部门过年前用公款举办各种团拜活动。《炎黄春秋》用自己挣的钱请老朋友们聚一下，却如此之难。

撤稿？不撤稿？

按照惯例，《炎黄春秋》会刊发联谊会的发言摘要。三月中旬，稿子整理出来，准备排第四期。这一期的执行主编是我。贾磊磊参加二议时，我介绍了这个选题，贾磊磊只说请杜老慎重把关，没说不能发。三月二十日，第四期送印刷厂。三月二十四日，贾磊磊给杜明明来电话，通知新春联谊会稿子必须撤。杜老知悉后，要求艺术研究院给我们发一个书面档。

三月二十五日上午，杜老召集社委会研究对策。顾问何方说：“应当以柔和方式应对。保住杂志最重要。杂志和国家硬碰，碰不过。杂志的办刊思路要稳妥一点，保住杂志是我们这些老人对民族、对社会最后的责任。”有人提出，这是小风波，我们大风大浪都过来了，邓时代、江时代、胡时代都没有死，现在也死不了。

大家正在讨论的时候，已改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的王文章和新任院长连辑一起来到杂志社。他们说，从中宣部开完会直接赶来了，撤文章是中宣部的决定。文章提到宪政，不符合中央规定的“七不准”。撤了这篇文章，杂志才能办下去。杜老说：“你们的好意我们知道，但中宣部这一套我们不接受。”当时不欢而散。

下午，印刷厂遭到所在地文化缉查执法人员干预，不撤稿就停工。

面对紧急情况，第二天杜老再次召开社委扩大会商量对策。与会者除了杜老本人，还有顾问江平、胡德华，以及杂志社主要人员。杜老让王彦君预先起草一封给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信，让大家传阅。杜老说：“如果上书解决不了问题，就诉诸舆论。”江平说：“高校也不许谈宪政了。不谈宪政，我们可以谈宪治，其实是一个意思。”

我发言说，对官方干预印刷厂早有预料。上书高层可能不理睬。二十多年来，发生过一系列媒体事件，钟沛璋的《东方》、于光远的《方法》、郑惠的《百年潮》，到两年前的《南方周末》，结果都是媒体受伤或死亡。《炎黄春秋》坚持二十五年，成了大陆几乎唯一能够表达独立见解的纸质媒体。如果《炎黄春秋》死了，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我们和官方公开叫板，短时间会成为重大国际新闻，影响可能超过任志强事件，但热闹一两个月后，就会时过境迁。以后再想发声，就没有平台了。我预测，官方的处理，不是让《炎黄春秋》关门，而是让艺术研究院接过去，另组班子编杂志，刊名还在，内容全变。那时就和我们就无关了。我建议，先换稿子，让第四期出来。我还说，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坚持不妥协，结果赵紫阳下台，胡启立、阎明复也靠边站，体制内的良性力量都被边缘化了。

胡德华说：“《炎黄春秋》好稿子有的是，换一篇还是我们想发的稿子，不能为了面子，丢了里子。”

当时多数人不赞成妥协，说这期同意换一篇，下期可能让你换两篇，这样下去《炎黄春秋》就会慢性死亡。他们主张不能退让，要公开抗争。

杜明明表示，两种意见都有道理，自己很纠结。王文章对她说过，《炎黄春秋》你们不办，早有人想接过来办。

讨论的结果是，先给艺术研究院发文，等他们回文。拖到下月初，读者看不到杂志，就可能出事。到时候公开中宣部阻挠正常出刊的真相，公布新春联谊会发言全文。上面如果感到压力，找杜老谈话时，再见机行事。杜老让大家围绕这一方案做各种准备。他问江平：“可否对中宣部提出行政诉讼？”江平说：“在中国，党委和党的部门不能成为诉讼对象，法院不会立案。”

换上钱理群的文章

散会之后，我对冯立三说：“无可奈何花落去，看来《炎黄春秋》要完了。”冯说：“你的意见也表达了，该说的都说了。”

我不甘心，回家后给何方打电话，通报了开会的情况。何方说：“这样搞，《炎黄春秋》就完了。”我说：“杜老会找你，到时候您可以表达看法。”

三月二十八日早上到杂志社上班，胡德华来了，说昨天何方的电话使杜老重新考虑对策。开会时杜老拿着上书草稿请各位顾问签名，何方表示坚决不同意这么干，他说：“换一篇文章是小事，保住《炎黄春秋》是大局。”杜老让大家讨论，是否同意何方意见，撤换文章，过了这一关再说。

我发言说，同意何方意见。撤换文章的空白，可以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二十五周年的名义，重新发表习仲勋、萧克、张爱萍、费孝通、胡启立等领导人的题词。徐庆全说：“昨天和杨继绳、朱学勤等人聚会，他们都主张换稿子，保《炎黄》。”杨继绳问：“座谈会发言有没有新的史料，新的观点？”徐说：“没有。”杨继绳说：“那就同意换。”这时，多数人同意换稿。杜老决定，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徐庆全说：“如果杜老不准备接受记者采访，公开和上面叫板，就不采取登题词的办法，换一篇有份量的稿子就行了。”最后商定，换上钱理群的文章《一个老共产党在文革中的思考》，是王彦君约来的，原来准备下期发。现在以“春秋笔”栏目上第二条，不至于影响其他版面，重印一个印张即可，否则经济损失更大。我把钱理群的文章从一万字压缩到七千字，补上撤稿的空白，交印刷厂排印。

在回家的路上，又接到贾磊磊电话，他要求审看新换的稿子。我说：“钱理群的文章没问题。你要实在要审稿，就找杜老联系吧。”不知道他们是否又到印刷厂去看了稿子。四月一日，《炎黄春秋》第四期如期出刊。

第二天上午，杜老来电，说昨天把第四期杂志通看了一遍，感到编得很好。王文章对他说，杂志慎重一点，可以坚持到“十九大”。他问我有何看法。我说：“应当明确稳健的办刊方针，稳健不是后退，是避免莽撞，才能平稳运行到‘十九大’。民主办刊，大家集思广益才能避免风险。如果认为现在杂志力道不够，还要往前冲，难免再次引起风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树欲静而风不止。下一场风波来得很快。

四月十八日，贾磊磊参加第五期二议，提出这期涉及文革的文章有五篇之多，必须推后发表。当时，编辑部方面提出，能不能撤掉两篇，保留三篇，有的文章标题改一改，尽量不点明文革。贾磊磊说，要向领导汇报。下午，艺术研究院打来电话说，有关文革的文章一篇都不能上，这是通知。

《炎黄春秋》以讲述当代史为主。文革从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年，时间跨越长达十年，想绕也绕不开。以往每期都有三五篇文章涉及这个时段，第五期有关文革的稿子并不比平常集中。但官方对文革五十周年格外敏感，内部已经下达指令，有关文革的稿子，各家报纸杂志一律不得发表。艺术研究院的通知，贯彻的正是这个精神。

五月二十日，杂志社又召开社委会，多数人认为，今年五月是“五一六通知”五十周年，《炎黄春秋》不能没有声音。少数人不主张硬顶。结果保留了两篇有关文革的稿子，撤换了三篇，四月二十六日将第五期电子数据传给印厂，当晚开印。次日，当地文化执法缉查队又到厂阻拦印刷。艺术研究院也派科研处长赶到印厂，称他们是《炎黄春秋》的上级主管单位，没有看过本期稿子，不能印刷。

四月二十八日晚上，连辑通知《炎黄春秋》杂志社派人到该院听取中宣部档精神。连辑说，今天下午接到中宣部的电话，对《炎黄春秋》杂志第五期的稿件提出了要求：“因为五月份有个‘五一六通知’，这事要提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凡是与中央决议不符的文章，不能写、不能登。我们作为主管主办单位，把政治上把关的事做完再开印。你们作为下级单位，只能按这个要求办。你们弄好了，咱们都有好日子过。”

《炎黄春秋》又开会研究，决定宁愿杂志拖期，第五期也不能没有关于文革的文章。五月四日，连辑和贾磊磊先到杜老家拜访，又拜访了胡德华，表示要求《炎黄》换稿是上面压力，他们是迫不得已。要求审看有关文革的两篇稿子。杜老让徐庆全写一报告，表示这次审稿作为例外可以理解，以后应当坚持协议让《炎黄春秋》自主发稿。审稿后达成妥协，撤掉邵燕祥一文，保留一篇金大陆关于推进文革史学术研究的文章。这期杂志直到五月中旬才和读者见面。

二○一六年六月一日上午，我刚到杂志社，就听说杜老夫人续志先病逝，享年九十四岁，属于高寿。杜老比夫人小一岁，二人相濡以沫七十载，感情甚笃。杜老如何能承受打击？令人担忧。我对冯立三说，这事说不定预示着《炎黄春秋》的大限。

续志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那天吊唁者甚多，比起同时举行遗体告别的李洪林更隆重。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因《炎黄春秋》而来。丧事结束后，杜老血压上升，住进了协和医院。

第七期轮我担任执行主编。我在编辑部提议，七月是《炎黄春秋》创刊二十五周年，应当纪念，把支持《炎黄春秋》的领导人题辞展示出来。如果二十五周年不作纪念文章，就不会有三十周年了。大家同意，于是策划了两篇相关文章。当时没想到，就是这期杂志，为“老炎黄”画上句号。

未及加入沈敏特为编委

这一期我还编发了沈敏特一篇来稿。沈敏特是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教授，平素住在合肥，至今未曾谋面。二○一五年龚云的《起底炎黄春秋》一文被军方媒体刊发后，沈教授仗义执言，作出有理有据的反驳。此后，他在《炎黄春秋》连发数文，篇篇精彩。杜老提议邀请他参加炎黄春秋编委会，我致电给沈教授征求意见，他欣然同意。但杂志社内部开会时又决定增加编委的事缓一缓，直到《炎黄春秋》出事，也没有在版权页上补入沈教授的名字。

清样排出后，我用电邮发给沈教授过目，他来信说：“清样已见，校对很认真，没有看到错字错句。也可以说，我对修改稿没有意见。谢谢！顺便提一个建议，并非针对这篇稿子，而是反映几个青年读者的意见，他们说《炎黄春秋》是给年轻人长见识的好刊物，但文风上，理足情不足，也就是严谨没问题，情和趣少了一点。我深知炎黄的处境，没有十二分的严谨是不行的。但为了争取更多的年轻读者，也不妨给情与趣适度的空间；我记得鲁迅有个说法，即文章要有一点闲色为好。供参考！”我给他回信：“您的意见我完全赞成。我虽然学的是历史，但也钟情文学，写过一些评论文学的文章。所以对于您说的闲色十分认同。前几年我编过一套背影书系，在工人出版社出版，多数文章既有厚重的历史内容，本身也是美文。但我和老冯都是二○一四年底进入炎黄春秋的。虽然我们有自己的编辑趣味和编辑伦理，但我们没有终审权，只能在现有的格局里做事。有些文章被删得只剩几根骨头，并非我们的本意。希望您能谅解。炎黄的处境可谓风雨飘摇，一年前我还想如何更上层楼，现在只能勉力维持了。多谢您的支持！”

好稿伤筋动骨十分可惜

这封回信，道出了我的无奈。我参与《炎黄春秋》之初，也曾有不少设想。经手的一些好稿因为篇幅所限，编发时伤筋动骨，十分可惜。比如茅青的《大伯父陈仁炳》，全文二万七千字。八十七岁高龄的茅于轼先生亲自把外甥女撰写的这篇文章送到编辑部。我一看史料价值颇高。右派大规模改正时，中央决定保留章伯钧等五人不予改正，证明反右运动之必要。当时五人中只有陈仁炳一人在世。他是什么人？有怎样的经历？为何不予以改正？后来是怎样的命运？公众知之甚少。而陈仁炳晚年留下英文自传，不曾出版。茅青因为亲属关系，得到了陈仁炳女儿提供的第一手数据，撰成此文。文章不但史料翔实，文笔也堪称上乘，生动细节比比皆是。我拿到此文，颇为踌躇。当即给作者去信：“拜读后感到内容十分厚重，文笔也很好，让我似有读章诒和的感觉。只是炎黄内部规定文章一般不超过万字，个别特殊情况也只能放宽到一万二、三千字。如何处理，我想和编辑部的同仁沟通一下，尽量放宽篇幅。但无论怎样放宽，也不可能保全完璧。所好现在是网络时代，你可在炎黄发表后将全文在网上披载。不知意下如何？”作者回信同意。我忍痛将文章压缩至一万五千字，但终审时仍然被砍到一万二千字。回想数年前我初次拿到章诒和的大作，嘱冯克力在《老照片》发表时不要删一字，使文章完璧面世，也算在自己的编辑生涯中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在《炎黄春秋》不能坚持这种充分尊重优秀作者的编辑伦理，内心不免留下诸多遗憾。好在茅青此文在《炎黄春秋》刊出后，我当即把全文推荐给共识网，发表后马上点击量居首，算是有所弥补。

《炎黄春秋》来稿很多，不少出自名家之手，还有许多作者是老朋友，都想在这个平台上发声。二○一五年我就建议增加印张，从九十六页扩展到一百四十四页，定价相应提高到十五元，以便容纳一些篇幅较长的佳作。但二○一五年期刊年检手续一直被搁置，改变印张和定价都必要到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办手续，所以这项建议在杂志社内部提不上议程。转眼到了二○一六年，刊物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扩版之事就更谈不上了。

改组后拒绝应聘副总编辑

七月中旬，不祥的预感终于成为现实。十三日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楫向《炎黄春秋》宣布了人事改组决定，撕毁了二○一四年十二月的协议，并马上派人进驻，上演了一出震惊中外的夺权大戏。杜老主导的《炎黄春秋》，从此戛然而止。

在此期间，我在办公室见过郝庆军一面。他说，想约陈剑澜与我和老冯一起商议编辑事宜。我说，在艺术研究院与杜老达成共识以前，一切免谈。我们现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面对历史。又过几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给我发来公函，称聘我为副总编辑，如五日之内不答复，视为接受聘任。我明确表示，与杜老共进退。杂志社其他同事，不分男女老少，都是同一选择。

我之所以选择与杜老同进退，的确出于我对历史的感悟。《炎黄春秋》创办二十五年来，努力还原历史真相，成为中国大陆政界、学界追求自由民主宪政，推动转型正义的首选平台，成为五湖四海的炎黄子孙求真向善、向往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园，也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和晴雨表。我在此工作一年零七个月，接触了不少作者、读者，他们对杂志的感情之深，期望之高，难以言表。

回望中国现代报刊史，《炎黄春秋》的确有其特殊意义。虽然，在当下中国，炎黄并非一枝独秀。三年前，有《南方周末》与之南北并誉。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先后有《东方》、《方法》、《书屋》、《百年潮》、《战略与管理》、《南方都市报》等也曾一度辉煌。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有《读书》、《青年论坛》、《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就是文革初期，也有《中学文革报》，上世纪五十年代海峡对岸有《自由中国》，延伸到民国年代，更有新记《大公报》，《观察》等一大批报刊杂志，都曾引领风骚。现代报刊从晚清传入中国大地以后，存在两个不同的政治传统，前仆后继，延绵至今。一个传统是国家的喉舌，党的喇叭，一个传统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清朝的帝政，到民国的军政、训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政，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走出历史的三峡，进入宪政的境地。掌握国家权柄者视独立声音为敌手，区别只在对报刊的管控或张或弛。每当强权使出重手，处于弱势的报刊总不免悲剧的命运。不同点在于有的是扼杀致死，斩立决；有的是慢刀阉割，失去雄风。前面列举的报刊都已加载史册，他们有活力的生命短者只有数月，如《中学文革报》，一般为数年，最长者如新记《大公报》，从一九二八年标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到一九四九年按官媒党报的模式改造，驰骋了二十一年。《南方周末》一九八四年诞生，二○一三年被斩首，好光景有二十九年。《炎黄春秋》自一九九一年七月创刊，到二○一六年七月“玉碎”，主政者始终为杜导正一人，一直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谓中国报刊史上的奇迹！在中国的政治史、文化史和出版史上，《炎黄春秋》必将写下有声有色一页。在人类走向普世文明的漫漫长途上，也将留下不寻常的足迹！

杜老政治家办刊十分罕见

我和杜老原先并无私交，只是一般的认识。到《炎黄春秋》上班后，才和他有较多的近距离接触。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像他这样自觉以政治家办刊定位者，十分罕见。长期以来，他为了刊物的可持续发展，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一直声称自己是体制内改良派。如果《炎黄春秋》一开始就以更加激进的姿态莽撞行事，莫说在严酷的政治夹缝中周旋二十五年，能否存活几天都很难说。面对复杂的现实，政治家的言行不同于文人单打独斗。公开言论要有分寸，有些想法只能引而不发。其实，他对置身其间的政治体制，对从少年时代便参与的革命，均有深刻的反思。他当过《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在党国序列里算是一个高官。对他的人生价值而言，这并不重要。在中国，比他位高权重的官员数以千计，有资格青史留名者却实在数不出几个。因为多数高官对文明并无独特贡献。而杜老退出官位后，年近七旬时却开启了新的事业–创办《炎黄春秋》。我曾见他当面向中国艺术研究院来人宣称，如果要把《炎黄春秋》变成《人民日报》、《求是》，《炎黄春秋》可以不办！他要办的是民刊，而非党刊。这种的鲜明自觉，使《炎黄春秋》从众多的文史刊物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一个启蒙思想的策源地，成为中国人向往民主自由的一面旗帜。那些靠垄断思想、钳制舆论推行愚民政策的权势者，总感到芒刺在背，坐卧不宁，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杜导正不但有勇气，而且有智慧，广泛团结国内向往民主宪政的健康力量，其中既有胡赵余部的离休高干，有红二代中的开明人士，还有学界自由知识分子，巧妙周旋，让他们打不死，除不掉，居然延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风波发生以后，他在七月下旬举行的《炎黄春秋》创刊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还演讲：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决心为中国走向民主法治奋斗到死！立德、立言、立功，人生三不朽，莫过于此。

《炎黄春秋》被夺权以后，《领导者》、共识网也相继沦陷，一些在国内影响较大又有独立追求的报纸、杂志，有的改组了领导班子，有的被兼并重组，中国大陆的舆论生态，有如《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冬天终于来了。

但我还是不免想起雪莱的名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作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丁东 来源：明报月刊

2016-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