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盛世背后惨绝人寰的哀痛

今年九月，媒体报道甘肃省康乐县农妇杨改兰，因被县政府取消生活最底保障，贫穷活不下去了，用斧头砍杀四个儿女，然后自己喝下农药与儿女一起身亡。外出打工的丈夫回家，掩埋了妻儿的尸体，也喝下农药，一家六口离开了这个使他们贫穷而且绝望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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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杨改兰一家的悲惨深深震撼的心还没有平复，近日又从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江苏省淮安市城东乡罹患癌症的七十多岁老人王某与罹患糖尿病的老妻，贫病交加，老两口用一根绳子绑在一起，跳楼自杀，也离开了使他们贫穷而且绝望的中国。

我旅居美国二十六年了，近十多年来，每年都有从中国来的人，或者从美国去中国旅游、探亲回来的人，告诉我：中国富起来了，你看北上广的高楼大厦，比美国纽约的曼哈顿气派；就算二线、三线城市的中国人，也比美国人有钱。果然，这些年我见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美国旅游，他们每到一地，就抢购名牌商品，像是有花不完的钱。

这些中国人，包括这些海外华人，不去追寻现象后面的本质：不知道那些高楼大厦的下面就埋着杨改兰一家六口和王姓老人与他老妻的尸骨；有花不完的钱买名牌货的中国人，掏出的每一分钱都沾着倾尽全力劳动也吃不饱肚子、养不起孩子、看不起病，唯有走上绝路的杨改兰们和王姓老人与他的老妻的血泪。而这种普通中国百姓普遍贫穷的情况，现在与三十年前、六十年前并无不同，现在可能比过去更加严重。

三十多年前的故事仍在延续

我是个职业新闻工作者。三十年前我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工作，担任该报驻深圳特区记者。那时《人民日报》驻各省市的记者每年都要回北京开会，是各地记者们每年一次聊各自见闻的机会。我从我的同事那里，印证了许多关于中国人贫穷的听闻，而这些事实，记者们是不会写成报道刊载于报上的。

杨改兰一家居住的甘肃省，三十年前就和现在一样贫穷。驻甘肃的记者说：他曾到这个省不算最穷的一个县的农村采访，见一户农家的口粮仅剩下十几个土豆。甘肃省旁边是陕西省，驻陕西的记者说：外传延安十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实际情况是：全家人只有一条穿得出去的裤子，家里有人穿这条裤子出门了，十八岁的姑娘就只能待在家里。陕西的旁边是河南，驻河南的记者说：黄河沿岸一位贫苦农民汉子，妻子临死也没能给妻子吃上一顿白面馍，他神经失常了，把吵着要吃白面馍的儿子一刀砍死，把儿子的头割下来，用布包上，提着儿子的头到郑州共产党省委大院去找省委书记。

我也向同事们讲述了我的见闻：七十年代末我去粤中山区紫金县采访那里普及小学教育，来到县城城郊的一间学校，见学生们的课堂四面透风，课桌是几块砖头支起的一块木板，凳子也是几块砖头；老师没有粉笔，用像是石灰一样的硬块在涂了黑漆的木板上写字上课。有的孩子每天走几公里的路来上学，孩子们从家带来的午饭是糠和米混合的一个饭团。

这些都是三十多年前的故事。假如现在我的同事们都还自己的记者岗位上，聚在一起，我相信讲的还是同样的故事。不然中国就不会有杨改兰一家死亡、王姓老人和他的老妻跳楼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一九八七年由《人民日报》调新建的海南省任《海南日报》总编辑。我奉调去海南工作之前，曾多次到海南采访，海南人的贫穷令人惊讶。有一次，我住在五指山区黎村的一位生产队长家里，全村房舍皆茅草搭成，生产队长家也不例外。我四顾他家，见炉灶是由三块砖头支起的一口锅；床上没有席子，盖的是一条满是破洞的被子。我估算了一下，他全家的财产，折成人民币不超过三十元。生产队长的儿子到外面摘个生木瓜做菜为我烧饭，肉也是有得吃的：黎族人满山遍野的抓些青蛙、老鼠、蚂蚱、蛇等等，回家倒进一个米水缸里，沤上十天半个月就可以吃了。平常舍不得吃，生产队长为招待我，把他们的肉食端上来。海南黎族人有肉吃还算好的，最近我看到一篇网上文章，说四川大凉山有的孩子，十年没吃过肉，七年没洗过澡。写这篇文章的人已经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中国人贫穷的根源

海南其实是个饿不死人的地方，覆盖全岛的绿色植物，一年四季能为人提供蛋白质和热量。海南有四大资源：热带作物、渔业、矿产和旅游，是比台湾还要富饶的宝岛，但海南人一贫如洗。那一年我随省长梁湘到文昌县了解民情，那是民国宋氏三姐妹的家乡。梁湘走进一家农户，打开米缸，一粒米都没有，掀开锅盖，锅里是清水煮的野菜。梁湘老泪纵横，对那家农民说：共产党对不起你们！我在中国生活了半辈子，第一次看见共产党官员为农民的贫穷落泪，第一次听见一位共产党官员向百姓说一声对不起。

中共在海南省办“大特区”，省会海口市迅速繁荣起来，权贵们争相来海口掘金、寻欢，一时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离开海口往北走三十里，就见农村死气沉沉，农民衣食无着。不久前有一位《海南日报》的同事来美国旅游，抽时间探望我，他告诉我：海口比过去更繁华了，成了销金窝。我问离开海口三十里便是贫穷农村的现象是否还存在？他说：情况有改变，三十里现在变成五十里了。至于黎村，他说也有变化，黎族人靠与来参观黎村贫穷落后的汉族游客合影赚了不少钱。

那时我是共产党的记者，我得承认，我所看到的与中国人实际的贫穷相差甚远，不及大跃进后的三年饿死四千万中国人、农民易子而食的穷困与悲惨之万分之一。我在中国当记者的任务是报道中国共产党怎样为人民谋幸福，但我不止一次在采访中遇到尴尬情形：我请老农民忆苦思甜，老农民讲起逃荒讨饭，一问，他们诉的苦都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以后。

我写了我所见到的中国人的贫穷，我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人的穷根》，穷根在那里？谁制造了中国人的普遍贫穷？这是任何人都能讲出同样一个答案的最显浅的问题。还用问吗？谁让中国人遇上了贪婪凶残、视民如草芥、陷民于水火的中国共产党呢。

再写一段故事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吧。在跳楼自杀的王姓老人和他的老妻居住的江苏省，当年《人民日报》驻江苏的记者说：有一年联合国资助一亿美元给苏北一个贫穷农村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和安装沼气发电设施，一亿美元到了北京，下发到省，就剩下一千万了；从省下发到专区，剩下一百万；从专区到县，剩下十万；从县到乡，剩下一万；一万美金对于乡干部，是一笔天上掉下来的横财，于是他们拿出一千美金给联合国指定的那个地方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其余九千美金，进了乡干部的小钱柜。

来源：《动向》2016年11月号

2016-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