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日前表示，中国经济陷入低迷的深层原因中，有一半是人口问题，而造成这一恶果的是中共的计划生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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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凤凰财经11月12日报导，周天勇在文章中表示，造成中国经济自2014年起增长速度下行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人口增长速度快速放慢，这占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55%左右；第二，与国民经济高税费、高社保、高借贷成本、高房地价格及租金、高运输费用等有关，这占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15%左右；第三，与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教育、旅游服务贸易逆差，以及移民和资金外流有关，这方面占15%左右。

周天勇认为，从数据可以看出这次形成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内在成因，以人口的急剧变动为主。

人口增速的放慢和加快会导致劳动力资源、消费需求等因素变动，最终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应变动；从结构上看，当期劳动力人口和老年人口的增减会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下降，也会造成产品养老金成本的增加和减少，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还会影响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学界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少子化和老龄化。而20到45岁区间的经济主力人口在就业创业创新、投资和消费等方面都是最富有能力的人口资源和人力资本。这部分人口的增加或者减少，也就意味着劳动力供给，住宅、耐用消费品、汽车、奢侈品购买和消费，创业投资，发明专利和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增加或者减少变化。因而，这部分人口规模的收缩或者扩张，对国民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影响较大。

周天勇表示，中共实施计划生育制度只能使人口总量有计划，但是对人口结构不能通过计划使其按比例平衡。与对产业运行和发展进行政府集中管理不同的是，对人口计划生育，只能对新生人口实行计划，而不能对已经出生各年龄人口进行计划和再平衡，特别是不能计划减少老年人口数量，使其与青少年人口数量相平衡。其经济后果是：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导致成本上升，特别是养老金在产品成本中的比例会越来越大，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发生突然的转折，并长期可能陷于不利位势；由于不同年龄人口的边际消费率不同，对消费增长和需求结构发生较强烈的影响（比如青年人多和老年人少会使房地产业繁荣，而青年人少而老年人多则会使房地产业萧条——住宅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停止，因老年人死亡而住宅供应量增加），以至于产业结构也进入快速的转折期。

而对自然生育的政府干预，如果程度过高和时间太长，还导致了人口男女结构的失衡，以及主体民族比例相对萎缩、规模化的少数民族比例快速扩张，造成一系列的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负面后果。

此外，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和集中是一个国家高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人口流动，特别是城市化，既是流动过程中通过学习形成人力资本的过程，也是剩余劳动力得到利用、收入提高和相关土地等资源重新配置，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经过计算，发现美国20世纪初的经济增长动力有1/4来自于人口流动。

周天勇认为，中国与其它国家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的不同在于：由于户籍限制、房地价格太高、无土地等财产收益基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公平，人口向城市的流程是“青出老回”和城镇中漂泊；农民使用的耕地、宅地和林地等，由于所有权结构的复杂性，其到城市务工后，农村资源的再配置存在障碍，规模经济和现代农业举步维艰；政府强制征用和寡头垄断卖地的方式，盲目扩大城区和开发区，项目用地高算多报，使土地的再配置浪费很大；城市中的资金不能通过交易和股份等长期共盈的方式，进入农场、林场和其他农村项目；大部分儿童、妇女和老人留守农村，包括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由于不平等的歧视）在公共和准公共产品方面的消费水平也较低，对教育、医疗、健康和养老等服务的消费能力和支出有限。

所以，中共在户籍、流程、公共服务制度和土地体制上的巨大差异。城乡户籍不统一，教育等公共服务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公平，土地体制僵化等等，使得人口流动、消费和投资、农村土地等资源的再配置，这些其它国家可以强劲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因，在中国锐减一半。

来源：阿波罗网于飞报道

2016-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