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导致柬埔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百万，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七分之一。在柬埔寨的华人同样遭遇了近乎灭种之灾。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在柬华人大约有60万，然而，在经过红色高棉的短暂统治后，只剩下20万到30万。生命危在旦夕，柬埔寨华侨曾经寻求解救。然而，直至波尔布特政权瓦解，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而另一边厢则是另一番景象：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本文摘自2013年腾讯网，作者黄家扬，原题为《红色高棉为何造成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

2014年8月6日，柬埔寨金边市郊，柬埔寨民众观看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在特别法庭上受审的直播（图源：Reuters/VCG)
2014年8月6日，柬埔寨金边市郊，柬埔寨民众观看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在特别法庭上受审的直播（图源：Reuters/VCG)

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

为了确保新生政权稳定在城市肃清敌人，居民被武装押送到集体农庄，过程中大量死亡

1975年，由波尔布特执掌的红色高棉扳倒了朗诺政府正式上台，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在内部公布了各项政策：撤空城市；废除货币；关闭佛教寺院，废除宗教，把僧侣赶下去从事农业劳动；处决所有朗诺政府领导人；在全国建立高级合作社，实行集体食堂制；把所有越南族赶出柬埔寨；等等。

“撤空城市”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进入主要城市后就迅速推行。当时全部城市人口在三天至一周内被强制遣散出城，武装押送到农村集体农庄。

关于为何要“撤空城市”，红色高棉官方解释是，一是美国可能的轰炸，二是城市粮食的短缺。三是配合消灭私有制。真正的缘由直到1977年9月才曝光。波尔布特承认撤空城市是为了“安全原因”，即摧毁那些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基地。这项决定是在进城两个月以前就作出了，但却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1989年4月，红色高棉总参谋长塔莫在谈到疏散城市人口时也透露了同样的意图：“当时在金边做生意的有华侨、越侨，还有旧政府人员、旧警察，越南和美国特务，朗诺军队的官兵。负责城市工作的农谢和温威工作能力比较薄弱，无力摸清敌我情况，因此只能将城里人统统撤到农村，想以此一举搞乱敌人。”可见，“撤空城市”并非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好，目的还是为了确保红色高棉这个新生政权的稳定。

然而，“撤空城市”这项计划完全缺乏相应的物质准备，甚至最终目的地都没有确定，殃及普通百姓。大量的年老体弱者和妇孺死于饥饿、疾病和疲劳。

政权在握后，有计划地屠杀异见份子，普通人抱怨工作繁重会被以“反革命分子”名义处死

1975年5月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农谢（Nuon Chea，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在第一天的讲话中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认为在推动政策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红色高棉掌权后，针对反对派和异见分子有计划的大规模清洗乃是常态。波尔布特的理论是搜寻和消灭“细菌”：

“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它究竟在那里。病源必须要暴露出来才能被检查。因为人民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热量还不够……我们在党内搜寻细菌的工作还没有成果。他们埋得很深。然而，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时，他们渗入党、军队和人民的每个角落。我们会找出这些丑恶的细菌……但如果我们有片刻的耽搁，这些细菌就会造成真正的危害。……根据我们十年来的观察，很清楚，敌人根本没有消失，因为他们不断地进入党内。”残酷的大清洗发生在1978年几个反对“民主柬埔寨”的单位造反之后，在六个月中10万人被处决了，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70-1/80。这种大规模的处决已经不是为了解决党内一部分人的问题，而是要把整个一块地区通过消灭很大一部分原有人口而达到政治上的纯洁。

至于普通人，只要轻微违反了法规，比如抱怨工作繁重或者偷吃食物，就有可能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甚至被处死。Phsos Prai，一个住在Mondul Kiri省的Pnong族人，讲述了他家的经历。在Koh Nhek，人们从早晨工作到夜里，只有很少一点食物，因此变得筋疲力尽。我的女儿刚刚生了孩子，除了木薯，没有别的东西吃。因此她的丈夫从别的村子弄到了八小罐米和一只鸡。小区的领导指控他们私自吃东西，他们全家都被逮捕了。在LamTik村，两个人被逮捕和杀死了，因为他们没有把一巢蜂蜜交公，而是自己吃了。（《“民主柬埔寨”时期的日常生活》，Khamboly Dy著，王友琴译）

农民被剥夺土地，市民被遣散下乡，大量人口在集体农庄中因过度劳动、饥饿而死亡

当时，大量城市居民被遣散下乡后，农民也失去了土地，他们被用来当作无偿农业劳动力使用，被死死钉在集体农庄。柬埔寨西北地区是主要产粮区，这项工作很大程度上要由100万被遣送到这里的“4月17日人”来承担。所谓“4月17日人”又称“新人”，是指寄生在“资本主义毒瘤里”的市民们，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旧人”，指那些金边解放以前生活在农村里的农民。“新人”需要到“旧人”中间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成劳动力。如此将社会划分成各“阶级”，红色高棉实际上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

在两年艰苦的开荒和修筑水渠的劳动中，大量人口因过度劳动、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而死亡。大量减员的消息上报到金边时，领导层往往迁怒于“阶级敌人”捣乱。加之随着“每公顷三吨”和“四年计划”等“大跃进”计划横空出世，由中央制订的指标成了政治任务，完成不了就要向地方干部问罪，这就迫使红色高棉基层干部把“4月17日人”和农民驱使到极限，到了1977年和1978年，红色高棉增加了对各个集体农庄的粮食征收额度。粮食配给越来越少，而体力劳动则越发繁重——另外一些人则尝试着自己采集野菜甚至昆虫，他们也被拖走，打死。悲伤的情绪是对党的路线的不满，要被消灭；高兴则是小资产阶级的腐败堕落，也要被消灭——农村集体农庄成为了大屠杀的又一个组成部分。

家庭被消灭，民众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失去自由，实际上红色高棉乃“契约奴农业国”

人们住进了集体农庄，被组成各种合作社，家庭随之被“消灭”。红色高棉用“安卡””（即“革命组织”）取代每个人的“父亲和母亲”，要求所有的柬埔寨人只相信、服从和尊敬“安卡”。在集体农庄里，女人、孩子各自住在不同的宿舍里，干部们要求孩子们监视家人，报告大人的“反动行径”。一些人为活下来，装作不识字，但却被自己的孩子发现私藏了书本，然后报告给“安卡”，倘若父母被杀害了，而孩子们则得到奖励。成千上万的孩子变得只相信“安卡”告诉他们的话，学会了服从“安卡”的指挥。如果“安卡”要孩子们杀死自己的父母，孩子甚至也敢照做。许多孩子也在“安卡”的指挥下成为童兵，在1977~1978年对越南的战争中，很多士兵死亡或受重伤。红色高棉于是招募了儿童上前线，数千孩子在战场上受伤或被杀死。

家庭、土地和宗教，这些赖以生存的要素都被剥夺，柬埔寨人民束缚在国家权力之下，已经失去了自由。正如《波尔布特体制》（The Pol PotRegime）一书的作者柯能（Ben Kiernan）分析，红色高棉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契约奴农业国”（Indentured Agrarian State）。

红色高棉也高度集权，领导人亲戚遍布各级领导职位

红色高棉消灭家庭的同时却把自己家庭的功能发挥了极致。红色高棉政权依然高度集权，毫不避讳家族政治。柬共两个最高级领导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连襟，他们从巴黎留学时期就结成了政治同盟。革命的“亲戚关系”使得高级领导人的家庭成员遍布各级领导职位。波尔布特的妻子乔藩娜莉是柬埔寨全国妇联的领导人，她的妹妹乔蒂迪则是社会运动部部长，乔蒂迪后来嫁给了英萨利，改名为英蒂迪。而这对姐妹同时也是乔森潘的表亲。英萨利的女儿担任柬埔寨最先进的一家医院的院长——她具有高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

有代表性的还有，被一些中国大陆媒体称为最“善战”、“威严”、受下级“敬畏”的红色高棉西南大区领导人独腿塔莫（Ta Mok）。此人不但因血腥清洗东部地区而有“屠夫”之称，而且把自己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安排进自己控制的西南区（个别的进入金边地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Tram Kak区的书记（这是红色高棉的样板区，其书记原来由这个女儿的丈夫担任。正是这种家庭权力网使得塔莫得到另一个绰号：“塔莫大爷”。（《以革命的名义——红色高棉大屠杀研究》，程映虹）

红色高棉统治期间，有40万至300万人非正常死亡

红色高棉政权只维持了短短四年，可是在短短四年中，红色高棉为柬埔寨带来无尽的苦难。

红色高棉时期有数以万计的人非正常死亡，死亡人估计从保守的40万人到所夸大的300万，一般认为100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估计。无论哪个数据，对于一个当时人口在700万到800万之间的小国来说，即使100万也是一个难以想像的数字，它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的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Jean Lacouture）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autogenocide）。

柬埔寨的华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深的苦难

红色高棉不但杀害了许多柬埔寨民众，还杀害了数以万计的华裔、越南裔、老挝裔、泰裔和伊斯兰教徒。据估算，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在柬埔寨的华人同样遭遇了近乎灭种之灾。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在柬华人大约有60万，然而，在经过红色高棉的短暂统治后，只剩下20万到30万。此前，高棉民族少有反华思想情绪及发生反华暴力事件，种族矛盾的无法解析华人的锐减。可以说，红色高棉的执政，以及随后结束其统治的越南军队的大举入侵，直接造成或促成了华侨的大量死亡与逃离。

那时华人在柬埔寨经商，许多就是因“资产阶级”的身份被屠杀——红色高棉认为“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红色高棉的华人干部。红色高棉与朗诺政权激战之初，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红色高棉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到了1976年，这些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生命危在旦夕，柬埔寨华侨曾经寻求解救。然而，直至波尔布特政权瓦解，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当时，华侨所能接触到就是援柬专家，但都毫无例外失望而归。1975年4月底，被驱往农村的华侨在中援三合板厂时见到专家并向他们诉苦。结果，“专家们抬了一块写着‘华侨都是坏东西’的大木板来回敬”。马德望省某县曾有专家去过。“当他们在吃午餐时，把吃剩的鱼骨碎物丢在地上，被路过的一两位华侨看到，忍不住蹲下拾上来吃时，专家恶狠狠地对他说：“哼，这就是资本家的下场!”而另一边厢则是另一番景象：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

结语

人们反思红色高棉的反人类罪行时，或指责他们的“乌托邦”社会构想不切实际，或批判他们为实现“乌托邦”不择手段。然而，这些反思都值得商榷。实际上红色高棉的大规模屠杀与“乌托邦”社会构想丝毫不沾边，无非就是为了巩固政权实行简单粗暴的镇压罢了——与历史上极权政权并无实质区别。

2016-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