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谢振华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作了如下注解：“江青曾对张春桥和王洪文说，陈永贵这个人对我们有用处。于是，‘四人帮’便把陈永贵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硬是把陈永贵塞进了中央委员会，以后又拉进中央政治局，同时还让他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捞到了政治资本以后，便为‘四人帮’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充当打手，他自己也到处招摇撞骗。不想，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之后，在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我时，竟逼着我承认整了他的黑材料，企图致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陈永贵在抗战期间，加入日伪情报组织，直接与日军宪兵队长联系。（网络图片）
陈永贵在抗战期间，加入日伪情报组织，直接与日军宪兵队长联系。（网络图片）

据《百战将星谢振华》一书披露，发现陈永贵在抗战期间做过日军情报员的历史问题之后，谢振华曾向周恩来详细汇报。当时周恩来回答说：“可以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由于谢振华在山西“支左”采取“一碗水端平”的办法，这样就损伤了“总站派”日益扩张的利益。陈永贵想利用“大寨红旗”的金字招牌，彻底砸烂“兵团派”，使“总站派”在山西取得说一不二的地位。谢振华则以客观、公正、冷静的态度观察、认识问题。他发现刘格平、陈永贵等行”左“实右，表面唱高调，实际上支持打、砸、抢、抄、抓，维护他们的派性利益，给山西造成了巨大危害，所以，逐渐与刘格平、陈永贵之间产生了分歧，以至发生了矛盾。

1968年初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中共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这样，无形中又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事情的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具有丰富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的谢振华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同志说：“我们要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不能伤害一个好人，但也不能有一丝疏漏。”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人商量后，决定责成由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三人负责查证此事。

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的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的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由共产党员担任村长的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好话。他说：“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村长，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后来，陈永贵终于又保住了性命。

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谢振华汇报。这时，中共九大要准备召开，中央责成山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资格，并指定谢振华为审查小组的负责人。

陈永贵得知此决定后，立即主动找谢振华交待自己的这段历史问题。当时，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市的迎泽宾馆谈话。在宾馆第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陈永贵主动向谢振华司令员兼“支左”领导小组组长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谢振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

陈永贵很想当党的九大代表，没料到在节骨眼上露出了疵点，让他如何不着急？他转念一想：应当主动找谢司令交待，或许情况会好点。

陈永贵低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小组的负责人。”

老保卫科长出身的谢振华提问题会抓关键，他单刀直人问陈永贵：“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

陈永贵回答：“是和日本驻阳泉宪兵队的清水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不过，情报有真有假……”

谢振华认为问题已非常清楚了，于是，让陈永贵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组织，不要有过多想法。随即，谢振华召开六十九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最后决定，严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则处理此事。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

周恩来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恩来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12月，六十九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党中央。不久，周恩来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周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代表的问题。

周恩来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作为山西省出席中共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人，谢振华坚只得同意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阳泉矿的劳动模范王体、大同矿的技术干部韩英分别作为山西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后来，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中央委员，王体、韩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山西省也把他们四人同时选人省委领导班子。

陈永贵从九大当选中央委员以后，又接连在中共十大、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究其原因，1992年，谢振华在《难忘的回忆》一文中作了如下注解：“江青曾对张春桥和王洪文说，陈永贵这个人对我们有用处。于是，‘四人帮’便把陈永贵划进自己的势力范围，硬是把陈永贵塞进了中央委员会，以后又拉进中央政治局，同时还让他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捞到了政治资本以后，便为‘四人帮’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目的充当打手，他自己也到处招摇撞骗。不想，事隔几年，陈永贵摇身一变之后，在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主持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我时，竟逼着我承认整了他的黑材料，企图致我于死地，杀人灭口，以隐瞒他的罪恶历史。”

曾一直报道大寨真的和假的先进事迹的新华社记者冯东书说过一句妥帖的话：“‘文革’翻来覆去的尔虞我诈，可把陈永贵培养‘好’了。”

2016-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