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要谈到中国的贷款总额，分析师就只能看着宏观报道里的所谓社会融资总额(TSF)。该数据显示，在十年里，中国累积了超过20万亿美元的贷款，远超所有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QE)，其中大部分资金在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被用于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产生了一个世所罕见的巨大资本错配泡沫，并且形成了数以万计的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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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约一年前，分析师们发现中国的社融总额远不足以完全反映中国的新增贷款，高盛的调查显示：“中国去年创造了一笔金额庞大的贷款，表明其信贷供应量相当大，估计高达25万亿人民币(占2015年GDP的36%)。”

这一庞大的金额比社融总额数据高出了9%，这意味着中国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四分之一是新增贷款的结果。高盛进一步指出：“自从去年二季度，政策立场转为鸽派，社融总额就与真实的信贷额度显着背离。”

除此之外，中国还伪造了贷款生成数据，而更广泛的官方货币总量也将真正的新增贷款总额削减了约三分之一。原因很简单：中国不希望世界，或者本国国民认识到它对凭空创造出来的贷款的依赖(以及对越来越不值钱的资产的“抵押”)，因为这将使本国国民感觉到国内银行体系有多么不稳定，从而导致更快的资本流出。

不过，真正的数字还是有办法找到的。高盛是这么做的：不直接量化发放贷款的数额，因为金融机构不可能清晰地提供其资产的性质，因此很难断定其中有多少真正是向企业和家庭的贷款，相反，高盛看到了信贷的镜像，也就是“货币”，这是一个金融机构融资侧的相关指标，其基本思想是，信贷的产生本质上是一种货币创造的过程，因此，对“货币”的有效评估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信贷投放的节奏，但官方公布的广义货币(M2)已通过持续的财政多样化而变得缺乏相关性，因此高盛构建了他们自己的资金流向指标来测算真正的信贷总额。

将来自家庭和企业的资金流量化至各种金融投资手段，包括来自家庭和企业的银行存款，以及家庭和企业的非银行存款类的金融投资，包括理财产品(WMPs)，投资基金，保险计划和集合信托产品。

根据影响货币数量而与信贷生成无关的因素调整资金流向指标，包括净政府财政平衡的变化，家庭和企业兑换的外汇，以及人民币的跨境流动。

在调整后的资金流向指标中加入委托贷款(这是公司对公司的借贷，并不创造货币，使其与社融总额的概念相匹配。

下表显示了高盛对2011-2015年以及2016年上半年的估计值。经过季节性调整，高盛对2016年上半年信贷流动的估计是GDP的35%。

高盛2016年Q1Q2信贷流动估计

好消息是：相比于2015年末，创记录的信用创造已经有所放缓，而且与社融总额数据的差距已经逐渐缩小。差距的缩小似乎与201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投资应收款”扩大速度的减缓有关，这可能部分反映了近几个月监管者对影子贷款更加强硬的立场。

不过坏消息是：这个“强硬立场”还远远不够强硬，如下表所示，以年移动平均值来看，近40%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由新增信贷所创造，或者换句话说，是新的贷款。

也就是说，根据最近美国国际金融学会(IIF)的估计，中国债务占GDP的比值已经达到了300%。而且现在还在以每年30%-40%的速度增长，如果算上无法说明的“影子”信贷通道。

对于所观察到的惊人的现象，高盛总结道：

在过去几个月内，中国人民银行似乎已经转移到了尽管还是稳健的，但是已经不太鸽派的货币政策倾向上。然而，鉴于在未来数月住房建设的减缓以及财政预算的收紧等不利因素，中国仍然需要维持一个高水平的、信贷密集型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实现6.5%的全年增长最低目标，这就对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保持信贷遏制造成了在约束。

高盛还表示，2019年中国的总债务与GDP的比值将超过400%，这绝对是一个荒谬的数据，会造成如果不是全球，也是银行业的金融危机。目前，唯一的可取之处是暂时来说，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成功通过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转移注意力的运作，以及国有化股票，债券和外汇市场，将这个不可修复的问题隐藏了起来。

当然，这也是其他发达国家“复苏”的基础，因为此时此刻，世界各国央行之间的竞争并不是比谁的货币贬值速度最快，而是谁能避免第一个失去信誉，看着这些由凯恩斯主义堆积出来的前所未见的巨额债务终将轰然倒下，凯恩斯所说的“终究(long run)”也终将让所有人尝到恶果(Keynes’s statement: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宏观资本独家翻译及整理自Zerohedge）

来源：网易

2016-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