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体制内学者日前发文，分析中国财政供养人员膨胀之困，并警告税费供养失衡紧张到沸点，极易形成社会极不稳定的局面。体制内学者：中共机构超级庞大税费供养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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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陆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官媒发表文章《税费供养失衡与温水煮青蛙的可能性》。
　
文章表示，有文献研究，中共建政初时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为1比600。从1949年建政后到“文革”结束，国务院机构设置的变化一直处于“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之中。1949年时的政务院设30个部委署行院，1965年国务机构达到79个，1970时合并为32个。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国家机构和人员规模再度膨胀。从机构方面看，1981年时，国务院机构设置到了100个之多。加上党群、事业、行政性协会的不断增加，目前财政供养的党、国家行政事业群团协会等机构，要比“改革开放”前多出三分之二左右。
　
这许多年里，中共不计成本，在持续地扩大财政发放工资津贴的队伍，或者设计其收费罚款的名目和渠道，实际是在不断地增加著国民经济的税费负担。
　
文章提出朝代兴灭的“温水煮青蛙定律”，并说明及其作用过程和后果：在一个国家中，将缴纳税费的企业居民与需要供养的机构人员之间关系划分为凉、温、热、沸程度，将企业、劳动者和国家治理体系综合视为青蛙。
　
在经济下行时期，国民经济供养的承受能力大大降低，纳税与供养的关系极易紧张到沸点，极易由欠发工资退休金、企业倒闭、下岗失业、金融不稳、找不到工作、债务所迫、生活困苦、大病大难等等，对社会绝望，对政治不信任，形成社会极不稳定的局面。
　
文章还分析了“如何防止社会沸水危机”。
　
中共党组织“吃财政饭”纳税人不堪重负
　
今年4月，网上热传一篇“中国人供养了一个超大的政府”的文章。文章引用学者任剑涛的话说，现在中国政府的规模太大，养的公务员有900万左右，而吃财政饭的有4500万人左右，编制外要由财政拨款负责收费来养那就更庞大。所以，要想真正减轻个人和企业的负担，必须要下重功夫缩减吃财政饭的人口。
　
中共有一个庞大的党组织，有8000万党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吃财政饭的。也就是要用老百姓的税收来养活。
　
这些人分布在众多机构中，这些“吃财政饭的”机构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别的价值，它就是吃饭来的”，是纯消耗性的支出机构。这种靠老百姓养活的人太多了，中国纳税人不堪重负，而且会造成整个社会效率的低下。
　
3月8日，一篇题为“年收24万亿中国政府的钱都从哪里来？”的文章表示，中国人一生中要缴纳高额税费，在政府税收中，包括关税、消费税、增值税在内的间接税要远远高于个人所得税。而发达国家政府收入的主体就是个人所得税。
　
另外，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有政府公务员，但是政府是一个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机构，其内部没有“党务机构”，没有当代中共的那种“党办机构，宣传机构”，美国纳税人是不供养民主党和共和党等党派的。
　
时事评论员杰森曾在2014年表示，早在2005年就有中共体制内人士承认，中国大概26个老百姓就有一个中共官员。
　
更关键的是，中共政府很多部门是让老百姓养著，而且地方财政收入不够的时候，又依靠土地财政卖地赚钱、推高地价房价，以及依靠苛捐杂税从老百姓手中弄钱。这里真正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共的这个体制，要想解决问题，就要拿掉中共这个体制。
　
中共党务机构铺张奢侈
　
文章提到，在中国，政府耗资巨大，可以说是奢侈浪费，以政府大楼为例，都是本地区盖得最好的。媒体公开资料显示，一些地区，甚至是贫困的县城，都可见耗资数千万元的政府大楼。
　
济南政府大楼龙奥大厦于2007年完工，建筑面积37万平米，造价40亿（人民币，下同）。2003年曝出，苏北某贫困县一条街就有七栋豪华楼，都是该县的政府大楼。
　
河南省濮阳县是贫困县，但是在2002年到2004年期间，濮阳县政府耗资3284万元修建了新政府大楼。
　
2012年媒体曝出，陕西省贫困县汉阴县耗资千万元为36人建豪华办公楼。同年曝出，中共河南省明港镇党委、镇政府3000多万元修建了一栋豪华办公楼，而该镇2012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000多万元。
　
另外，中共的“三公消费”，即公费旅游、公务用车消费、公款吃喝等现象非常严重，而且谁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
　
2013年3月份，大陆十多位专家学者表示，近年来“三公消费”总额超过9000亿元。
　
2006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引用时任中共政协委员刘光复的话说，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同年10月31日，《瞭望》周刊报导，2004年大陆公款吃喝达3700亿元。《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利用公费出国的财政支出就高达3000亿元。
　
来源：大纪元记者方晓报导
　
2016-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