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之后，中共进入了无理念、无底线时代，大大小小以权谋私的官员们迅速集结在他祭起的自私贪婪的恶魔旗下。——题记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多与贫困、集权、迫害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国家，像中国、北韩、越南、古巴，屈指可数，末日可期。
　
这一切，似乎一千年前北宋邵雍在梅花诗中早有预言：“豹死犹留皮一袭，最佳秋色在长安”。今天的共产党，犹如“豹死犹留皮一袭”的“皮囊”，被中共继承下来，维持着共产党的统治。世界最后一个共产大国的魁首江泽民，2002年3月对华盛顿邮报记者这样宣称：“我年轻的时候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我现在不这样认为了。”现在仍然真正信仰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已经寥寥无几。
　
尽管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风雨飘摇，被世人唾弃，以其为权力依托，刚刚过上独裁瘾的江泽民怎肯让独裁者之梦轻易的得而复失？
　
按照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分析，统治的类型有三种：传统型权威（traditionalauthority），法理型权威（rational-legalauthority），魅力型权威（Charismaticauthority），但江泽民是一个例外。他既不来自皇权天命，又不得自民主选票，更不是出于个人的能力。加上“六四”事件后中共面临的内外交困，江对权力的不安全感可想而知，既惧怕在中共内部被人取而代之，又害怕中共一朝瓦解失去权力。不过，黑箱操作的中共政治却恰好给了深谙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的江泽民一展身手的机会。他挑拨军头杨尚昆和邓小平的关系，１９９２年把掌握军权的“杨家将”拉下马，在军中安插他的亲信，从而控制军队。１９９５年利用反腐败作为工具，把政治对手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送进了监狱，铲除了不买江泽民帐的“北京帮”。１９９７年，邓小平去世，江泽民终于媳妇熬出了头。１９９８年，江泽民再一次与中共元老薄一波做交易，以年龄为藉口逼原中共第三号人物、享有广泛威望的乔石退休。同时，通过放手腐败把各级官员捆绑江泽民的利益战车上。于是，江泽民的权力得到不断巩固，最终掌握了实权。一个原本被外界认为没有权力基础的过渡人物，江泽民在台上一蹲就是１５年。
　
第一节江泽民和中共的心结═执政合法性
　
“六四”事件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共极端自私性与无道德底线的特征。作为一个分明知道自己对人民犯了罪的政党，为了维护专制权力中共可以不断地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永远把中共自身的利益凌驾在人民和国家利益之上，一次次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彻底地破产，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政治信用丧失殆尽，中共陷于极其严重的信任危机。在江泽民的统治下，直到现在为止，中共不但没有从这个信任危机中解脱出来，反而越陷越深。中共各级干部对中央的方针路线一点都不相信，上边骗下边，下边骗上边，中央骗全党，全党骗中央，人民不再相信共产党已经是普遍的事实。
　
新华社下属的《国际先驱导报》在《请让我来相信你》的报导中对这一事实作了非常形象的描述：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导，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1】
　
1991年8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压力。当时除了苏联解体外，柏林墙倒塌、波兰团结工会获胜、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匈牙利完成了民主转型、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推翻和处决、保加利亚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大选……共产世界土崩瓦解。有个形象的说法，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10个月，民主德国10周，捷克10天，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个小时。共产政权的连锁崩溃，令江泽民和中共如坐针毡，极度不安。
　
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迅速改变。貌似强大的苏联在几天之内的垮台，耗费巨大的冷战正式结束，使得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
　
内外交困的形势使中共统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已使中共无法再用马、列、毛的原教旨主义整合其党徒和欺骗民众。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在他著名的1992年初南巡中喊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再次推动经济改革，想通过经济发展的方式重新赢得民众的政治信任，继续党的权力。从此，经济发展成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唯一筹码。
　
抱着共产主义的僵尸不放
　
然而，在意识形态破产后，没有真正的悔过自新，也没有道德和理想上的重新起步和新的追求，造孽太深的中共因害怕人民秋后算账，是不可能有道义上的勇气来抛弃共产主义的，而只能坚持政治高压以维持其专制权力，死抱着共产主义的僵尸不放。
　
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的旗子。这是因为中共自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中华传统文化，而是泊来糟品。但是中共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旗帜下，用武装抢夺方式公然的篡取政权，得到不少好处，所以中共一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依据。“以革命的名义”，中共持续暴力统治中国人民，一党专制。“以革命的名义”，中国共产党人还时不时的窥视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位置。
　
马克思主义毕竟还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人民画了一个遥远的大饼，“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中共当时给中国人民开过无数空头支票，例如“耕者有其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物质极大丰富”，“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人人平等”，“人间天堂”。
　
现在的中国人民连这个大饼的影儿也没摸着，且不说工人阶级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普通人能和官员、高干子弟平等吗？总不能把社会完全颠倒成了“耕者夺其田”，“按捞分配”和“按权分配”，没有天堂也就算了，总不能让全中国人民都生活在“人间地狱”中吧。中国人从来讲个“名正言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当然遭到有史以来空前严重的质疑。
　
倒旗还是不倒？真的倒桩了，还不得不说中共有种，搞暴政不用说是提倡民主，至少里子面子是一致的。不，中共那就不是中共了。中共的特点和多年执政经验中最宝贵的一条就是，无所不用其极，无所不用其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还得扛着。连人都懒得骗了，中共也该垮台了。那要骗人就骗到底，就连自己也一块儿给骗了得了。
　
有了这杆旗，中共才能绘声绘色地继续宣称自己的合法性。
　
江泽民比谁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招牌
　
江泽民不是毛泽东，邓小平式的共产党“伟人”，从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中为共产党建政“出生入死”，赢得党内的声望和支持以及服从。身世不明的江泽民在民愤极大的镇压中莫名其妙的“鼠窜”上台是他最大的软肋，党内和民间都大不以为然。尽管他到处表演“扬州戏子”的吹，拉，弹，唱，仍然得到的是中国人的公开奚落和嘲笑。
　
能发展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历来被中国共产党人视作自己的殊荣，这样的殊荣往往是特殊授予党魁的，用于表彰并命名他的时代。有了这个规矩，江泽民以他仅有的“科长”级别的能力，“创造”出了点什么没有？
　
江泽民在扫除权利高层障碍连胜数算后，仍然感觉到党心和民心的背离，这对他的巨大权利欲望是个不可忍受的蔑视。在打响他的个人战争，以镇压法轮功凝聚党内集权时，他知道必须尽快的在党内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因为如果不把自己紧紧绑牢在中共的利益支柱上，他可能被当时仍然希望通过改革维持执政合法性的其他党人抛弃出中共历史的轨道。
　
中共是以党的利益，党的原则高于一切的。党内历次斗争，谁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挂在门脸上，谁注定会被同志们淘汰出局，这是共产党的党性运行原则。江泽民的贪婪使他不仅把自己的合法性和党拴在一起，还必须让中共党把他的浅薄记入党的纲领，作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贡献，写入中共党的党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江泽民说：“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2】“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3】在中共建党80年时，江泽民自己出来把他什么也不是的“三个代表”定位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4】江泽民连个合格的共产党人都算不上，却巧妙的厕身于共产主义伟人的行列，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国的残余因素，确立自己在中共党内至高的地位。
　
经不起放弃共产主义的任何风浪
　
就像中共已经再也经不起哪怕是一点点真相的披露，由此可能造成整个中共体制的全线坍塌一样，中共经不起任何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风险，因为人民会质问，放弃意味着否定，那么此前所有的历史错误由谁负责？都是谁的手上沾满数千万中国人民鲜血？党对历史的错误无法交代，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稻草，是中共没有纠错机制，也没有真正的纠错动机，因而一错再错，为了掩盖过去错误而继续现在和今后的错误，并把错误包装打扮的比胜利还要伟大光荣正确，错得永远光冕堂皇，永远有理的一种反映。
　
1991年苏共垮台造成了江泽民和中共心惊肉跳的无数日日夜夜，可是他们总结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1991年8月24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了两项震惊世界的消息：一是‘苏共中央不得不采取自行解散这个艰难但又是唯一合理的决定’；二是‘我不认为我本人今后还能够完成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责，我将辞去自己的所有职权’。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总统府圆屋顶上苏联国旗悄然落下，苏联自此成为‘过去式’”。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质上改旗易帜，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苏共最终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手里。”【5】
　
为了避免血债被清算，被送上断头台。江泽民想到这些时是发抖的。所以江泽民和中共煞有介事的继续高扛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历史给过中共机会
　
历史并不是没有闪烁过一线的阳光，照亮中共这个阴暗的幽灵。
　
星岛环球网报导，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魏萼回忆，主导这波历史改革潮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在1988年9月向他坦白，“中共的‘四个坚持’应适时从《宪法》中撤走，保留在党章；邓小平当时已决定将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从天安门广场撤走。当年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与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会晤他时，魏萼抛出‘四个坚持’（即坚持马列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是不是要考虑放弃的问题。邓小平闻言，严肃地说‘我们不放弃四个坚持，’；‘四个坚持可以适时的从宪法中撤走，仅保留在党章里头。我也决定先将马、恩、列、斯等四个画像从天安门广场撤走，只悬挂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事隔整整二十年，‘四个坚持’并没有如邓小平所愿地从《宪法》中撤走，但马、恩、列、斯的画像，确是从1989年4月26日即被撤离广场。”【6】
　
为什么“四个坚持”并没有如邓小平所愿，如全中国人民所愿，从《宪法》中撤走？是因为党的权力移交到江泽民手中。江泽民为什么要祭起共产主义？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模式和主义，任选一种不比共产主义更能让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接受吗？江泽民为什么要为中国定下社会主义，既共产主义初级阶段，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国家路线？为什么不愿放下这个背在中国人民身上无比沉重的历史和现实包袱？
　
这是江泽民的个人特点和中共的政党特点决定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主义才能让他尽情的用国家资源弄权，极尽国家甚至世界欲望之肆掠。这也就是中共强调的，在其经济足够强大时，将用以重新划分世界意识形态的中共核心价值体系。中共把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继承者，捍卫者，发展者，甚至领导者，尽管世界抛弃了共产主义，江泽民和中共还是要玩弄共产主义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眼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绝对不能倒，这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关系中共权力的最高拥有和其合法性。江泽民当然不会冒党之天下大不韪易帜改辙，他正志得意满的乘坐在中共桅杆之巅，后来的事实证明，当上天再次给予中国机会，再次给予中共机会，法轮大法在中国洪传，江泽民不惜用最残酷的暴力，满足他豁口大开的贪欲，显示他的统治者地位，即使是面临行将自毁中共的万丈深渊，他的个人品质不会让他悬崖勒马，他死守住这条逆历史的荒唐主线丝毫不松手。
　
就这样，在这个素以谎言治国而著称的专制国度里，产生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谎言：
　
“中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7】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在当前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遭受严重挫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和理想普遍遭到怀疑的情况下，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的性质有其特殊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8】
　
第二节清洗左右
　
1992年清洗杨家将
　
江没有打过仗，军队高级将领根本不拿江泽民当回事，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邓小平给江泽民安排的“顾命大臣”杨尚昆取笑江一摸枪就哆嗦，不知射击是什么滋味。
　
1992年8月，邓小平中风病危住进医院，当时，中共十四大人事权位安排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江因拖延支持邓的南巡讲话极度被动。中共军队中有几个派系，和当年野战军出身有关。二野出身的邓小平当军委主席时，其它派系的人马如原来三野和四野的非常不满，当时掌管军权的杨氏兄弟都是邓小平的人。杨氏兄弟在军中权力大，军队内其它派系的不满自然就转嫁和集中到杨氏兄弟身上。这股力量被江利用来作为“倒杨”力量之一。
　
8月下旬杨白冰召聚了高级将领四十六人，在北京召开“碰头会”，商讨军队人事安排，重点是江泽民能不能胜任军委主席一职。杨白冰提到中共党内外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人很多，提出邓百年之后军队如何保驾护航，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问题，请与会者谈谈各种设想和应变之道。这些人毫不留情的数落江泽民反对改革而又平庸无能，对军事一窍不通，没有魄力，无法胜任军委主席的职务。
　
江泽民当然未获邀请，得知这一消息后，惊恐失措，对杨白冰更加咬牙切齿，此后一直想置杨氏兄弟于死地。此时江从上海带进北京的军师曾庆红，给江出了个借邓刀杀杨氏兄弟的计策。这样，江泽民一边向外面散布谣言，一边向病中的邓小平多次告“御状”，说杨氏兄弟已经有迹象夺邓的权，他心中非常忧虑。几次吹风之后，邓小平开始怀疑，再让人去打听，果然外面有这种说法，于是杨氏兄弟失去了邓的信任。
　
与此同时，江泽民和曾庆红为了离间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的关系，采取多方位进攻的方式。邓小平晚年深居简出，深受其子女的影响。身为太子党一员的曾庆红了解这一点，于是策划利用邓的子女来离间邓杨之间的关系。曾庆红通过同是太子党的朋友刘京和俞正声，让他们和邓朴方联系。刘京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原作者之一，也是曾庆红曾在北京工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友，当时任昆明市市长；俞正声当时任青岛市市长。俞正声和刘京曾先后担任过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在曾庆红的授意下，俞正声和刘京同邓朴方见面时，故意耸人听闻，大谈“杨家将”的危险，要提防他们。
　
随后，曾庆红亲自和邓朴方会面，强调江泽民忠于邓小平，有能力，只是被杨氏兄弟架空，无法施展。曾庆红对邓朴方说，杨尚昆、杨白冰的势力过大，要在军队内彻底替换“老爷子”邓小平的人马，这非常危险。曾庆红分析，杨尚昆在“六四”问题上内心矛盾，有较明显的平反意图，一旦杨尚昆与赵紫阳联合，整个形势就翻过去了。曾庆红摸着邓小平的政治心病，“对症下药”，在“六四”问题上大做文章，离间邓杨关系。曾庆红进一步恐吓邓朴方说，那样的话，政局就要失控，“老爷子”就会被秋后算账。曾庆红和邓朴方见面之后不久，江泽民带着总政治部副主任于永波一起亲自拜见了邓小平，当面向邓小平指控杨氏兄弟有野心，要夺取军权，当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也在场。
　
9月7日至10日，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讨论军方在十四大上的人事安排。掌握军队人事组织大权的杨白冰列出了提拔100名中高级将领的名单，交给刘华清和杨尚昆批准之后，交给江泽民审核批准。江泽民和曾庆红对名单进行一番分析之后，觉得这是离间邓杨的大好机会，于是扣而不批杨白冰列出的名单。杨尚昆见江泽民扣住“100人名单”，问江泽民为什么不批，江泽民回答说要请示邓小平。
　
江泽民、曾庆红更加紧搜集打击杨氏兄弟的黑材料，一方面越发在暗中鼓动扩散杨白冰所提“100人名单”事件，另一方面继续在私下叫人散布谣言。一时间北京针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谣言四起，说“杨家将不可一世”，“杨尚昆想取代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试图搞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邓小平将不久于人世”、“杨尚昆想当军委主席”等等。
　
中共军队中本来山头林立，矛盾错综复杂，一些人对杨尚昆、杨白冰兄弟不满。于是江泽民、曾庆红找来张爱萍、汪道涵等人，让他们联络军中反对杨氏兄弟的势力，向邓小平打小报告，说杨氏军中势力太大，有篡权的野心，建议改组中央军委，解除“杨家将”的军权。
　
江泽民、曾庆红通过多方渠道把杨氏兄弟要“夺军权”和“平反六四”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小平觉得问题严重，尤其是经过了这一场病，意识到要对后事进行安排，既要在十四大上确保改革开放的路线，又要防止“六四”被翻案。在江泽民一连串的刻意效忠假象下，邓小平完全中了江泽民和曾庆红的阴谋毒计。加上陈云和薄一波的反对，事到如此，邓小平也只好放弃撤换江泽民之意，并且废除了杨氏兄弟的军权，举荐刘华清、张震等老军头辅佐江泽民执掌军权。但邓小平内心深感江泽民靠不住，只能作为过渡人物，要从长远打算，挑选年轻的“跨世纪接班人”。在中共十四大上邓出人意外地给江泽民安排了接班人──四十九岁的胡锦涛。给接班人安排接班人，在中共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据刘华清回忆，在十四大召开前夕，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于1992年10月6日给中央政治局写过一封信，谈到了对中央军委人事安排的意见：“今后主要由刘华清、张震两位同志在江泽民同志领导下主管军委的日常工作。将来挑选接班人的工作，需要熟悉军队的人来承担责任。”邓小平在信中对新一届军委领导班子有个具体方案。
　
中共十四大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杨氏兄弟出人意料地被剥夺了军权。杨白冰明升暗降，成为有名无实的政治局委员。
　
邓小平虽然老谋深算，久历沙场，但是这次却栽在鼠辈小子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身上。从此，亲密无间的邓、杨两家断绝了来往，邓小平和杨尚昆之间60年的友情在中共残酷内斗中付之东流。事实上，邓小平砍掉胡耀邦、赵紫阳、杨氏兄弟后，等于是自毁长城，在党内和军队中失去了最有力的助手。刘华清虽然忠于邓小平，但是一方面年事已高，另一方面能力有限，在政治斗争中不是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对手，几年后也遭到江、曾的整肃。
　
1995年陈希同入狱
　
中共十四大上邓小平让多年的铁杆支持者杨家将兄弟退出军队核心，随着邓的健康每况愈下，一批元老们也风烛残年，而江泽民在军队中也逐步提拔了亲信。此时，江泽民开始盘算着把矛头指向北京市这个重要的政治滩头阵地了。
　
北京市是权力斗争的必争之地。如果不能把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委、市政府和中央警卫团的权力牢牢抓在手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就毫无安全感可言。但在干部如何选拔上，江泽民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对他不效忠的人都不用。
　
陈希同在北京当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北京成功举办了亚运会，打通了二环路和三环路，北京市的面貌改观很多。而且，陈希同在六四镇压时态度强硬，因此认为自己维护中共江山有功，至少在政治局委员的位置上应该再上层楼。谁料想却被江泽民捡了个现成便宜，窜上高位，心里自然十分不平衡。
　
此外陈希同与邓小平的关系非常好，在1992年邓视察首钢的时候公开宣称陈是改革派。陈在当时北京电视台的节目间隙不断打出深化改革的标语口号，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改革言论。陈要求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尽快对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精神作出反应”，在陈的授意下，《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深圳报纸上关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内容，比中宣部按江“统一报导口径”报导的《人民日报》还早了一天，令江泽民十分被动。这些都给了陈看不起江泽民的本钱，因此，江泽民要想控制北京，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陈希同。
　
1995年，首钢前董事长周冠五因经济问题下台，其子周北方也被捕入狱。北京市秘书集团受贿案被曝光，副市长王宝森在同年4月死在了北京近郊怀柔县一个叫崎峰茶的山上。官方的口径是王吞枪自杀，而实际上从现场的脚印、创口、火药、弹壳等线索可以看出：王是他杀而非自杀。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现场只找到了子弹头，而子弹壳是干警们用探雷器找到的，该子弹壳已经被踩入土里。王死的地方人迹罕至，事发后又保护了现场，弹壳被“踩入土里”说明王死的时候身边有人。
　
王宝森的死使陈希同慌了手脚。按照中共官场的规矩，什么能够报导什么不能报导，完全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喜好。既然王宝森的死通过中央电视台大播特播，这预示着权力斗争的风暴拉开了序幕，邓已无心保陈，陈终于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了。
　
江泽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搞出的证据也不过是陈希同“自1991年7月至1994年11月，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22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表6只，名贵水笔4支，照相机3架，摄像机1台），共计价值人民币55．5万余元”【9】。这对于政治局委员这个级别的领导人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说相当“清廉”了。陈希同为此锒铛入狱，因贪污罪被判13年，因玩忽职守罪被判4年，两罪并罚共计有期徒刑16年。
　
2003年底，陈希同因为患膀胱癌保外就医。出狱后，陈写了五万字的申诉书，指控江泽民对他的政治迫害，称自己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并举报江泽民父子的经济犯罪问题。中共的腐败，早已渗入整个系统从上到下的每一细胞。江泽民“反腐败”是为了权力斗争，在中国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1997年逼乔石退休
　
乔石是江泽民的老上级，是江泽民深为嫉恨的人，也是江泽民的克星。19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为了让自己在中共政治局里为所欲为，江泽民非常想把乔石搞掉。江泽民、曾庆红知道乔石深孚众望，威望、资历、能力、民心都远在江之上，没有正常办法可以逼乔石离开政坛，只好在乔石比江泽民年纪大二岁这一点上做文章。江泽民、曾庆红与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密谋，针对乔石，提出了“政治局常委70岁退休”的政策。他们知道乔石为人正派，一定会服从组织。果然乔石光明磊落，答应退休，让“70岁”退休成为政治局常委的年纪红线，要求江泽民再任一届就把权力移交给胡锦涛。事实上，江泽民当时也已经71岁了，也该退休，但是曾庆红以江泽民是总书记，可以特殊为由赖在台上不下来。
　
政治局常委乔石、李瑞环和元老万里等人，在不同场合不约而同地公开了当年邓小平及政治局常委确立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核心，政治局是有通过的，是合法的消息。显然，他们爆出这一内幕的目的，就是向党内昭示这一合法性，并说明任何企图推翻这个决议的做法，都是非法的。乔石在退休之前的一系列动作，使得江泽民只能在邓小平所建立的游戏规则下运转。
　
江泽民当时还有一块心病就是自己没摸过枪，军队里没有人脉，薄一波出主意说：党指挥枪，那政治局常委会里有军人就不合适了。老规矩该改的还是要改。从十五大开始，军人被挡在政治局常委会之外，这又为江泽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部门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但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对乔石等人公开他的继任者的作法异常嫉恨，所以是凡乔石推崇的，他就要打击，这是由极强的妒嫉心理决定的。
　
说起江的妒嫉心，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92年9月，当时江泽民去浙江余姚市的“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参观，这个博物馆很有名，堪称7000年前的古动物王国。1982年，河姆渡遗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招牌题词是由乔石写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因为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于1949年至1954年曾经在浙江工作过；另一个原因是乔石夫人是余姚人。但江还是要重新题字，博物馆虽然很为难，还是于1993年5月，藉口博物馆整理后重新对外开放，把乔石的题词拿下来，挂上了江泽民的题字。
　
不要忽视人的这颗妒嫉心，它能小到制造事端，大到改变历史。江泽民在权力稳固后，就是因为，妒火中烧，不惜拿整个国家和全中国人的未来作赌注，干出了一件惊世骇俗，人神共愤的大恶事，此乃后话，先按下不表。
　
2002年“七上八下”诱李瑞环下台
　
由于70岁而退的规矩，到了2002年中共十六大，江泽民也必须退下，但江想幕后继续掌权，政治局常委里的李瑞环是个障碍。李瑞环资历与江泽民一样，1989年之前威望还比江高，李的能力比江强、民望民心远胜江泽民。
　
江泽民在1987年能得到政治局委员身份是沾了李瑞环的光。李瑞环是木匠出身，1987年前后在政坛上就斐声中外，1987年中共13大要进政治局，但是中共大老们觉得他最年轻，只是天津的市委书记，如果他单独进入政治局，会显得太突出，所以就让北京的书记李锡铭、上海的书记江泽民和最大省份四川的书记杨汝岱都跟随李瑞环一起进入政治局。
　
如果中共十六大李瑞环还留在政治局常委里，那江泽民就不可能当慈禧太后，江的军师曾庆红也就无法操纵书记处和政治局常委会，因此又操纵年纪问题诱李瑞环下台。2002年时李瑞环68岁，不到江泽民、曾庆红在1997年搞出的“70岁”的大限，所以江、曾只好新搞个“七上八下”，67岁还可以新任一届政治局常委、68岁就必须退休。这就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由来。
　
“七上八下”本来只是江泽民、曾庆红用来搞李瑞环的工具，最终却也成为了一个党内的政治规则。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曾庆红也是68岁，蓦然发现自己搬起的“七上八下”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自己必须在十七大退休。
　
1997年上海帮现象
　
“上海帮”是江泽民1989年上台后为维护个人统治拼凑起来的，以上海和江苏省干部为基础的地域性派别。这一派别具有明显的上海江浙人的特点，精明，讲实利。江泽民执政十三年，”上海帮”干部遍布中央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势力。
　
中共建政后，上海由于它作为中国工业中心和第一大城市的地位，重新在中共的权力运作和人事构成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上海市委书记常常在中共政治局中占有一席之地。
　
文革时期，曾经在中共党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四人帮”又被人称为“上海帮”，因为其中三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都在上海长期工作过，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三十年代曾经在混迹于上海演艺圈，也算是与上海有点儿关系。
　
第二次就是江泽民时代，像曾庆红、吴邦国、黄菊、陈良宇、陈至立等等，有人认为，江氏“上海帮”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因为中共高层中来自上海的干部并不一定就是同舟共济的”帮友”，比如上海出来的朱镕基就与江不是一路人，有的也并不一定都是缘于江泽民的直接提携。但是，凡上海帮成员都有各自与江的利益脉络有关，陈良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出生于1946年10月的陈良宇，在1984年3月任上海电器工业公司党委书记时，得知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江的夫人王冶坪是他公司属下一个电器研究所的总务室副主任，陈觉得这正是巴结讨好江的绝好机会，顿时喜出望外，于是，便经常以“调查研究”为名到电器研究所，想法设法的和王套近乎，拉关系，在王的面前毕恭毕敬，一口一个“王阿姨”，并下令把王提升为总务室主任。这以后，他经常亲自到王家送这送那，跑里跑外，慇勤备至，关照不已。在得知王有病时，更是常去问候，并介绍当时最好的医生医治，亲自下厨房为王煎药。当知道江的小儿子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时，便立即下令将他调到其母的电器研究所工作，随后又要所里出资让其到上海工人业余大学读书深造。这使王非常感激，为了报答陈的照顾，王在江回上海时，和江一起看望时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时特意提起陈良宇，汪道涵随后向上海市组织部打招呼，并于1985年1月将陈任命为上海市老干部局副局长，后又提升为上海市黄浦区区长。江任上海市委书记后，迅速将陈提拔为上海市副市长。江因六四被提最高领导后，更是将陈提为上海市长、上海市委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使得陈如火箭般快速上升而官运亨通，成为江最信任的干将和守护上海大本营的大管家。在中共十六大后，江已有意将陈作为江自己隔代接班人培养，以接替胡锦涛。但在2006年7月陈以腐败案件而落马，成为上海帮的重大折损。
　
多年的江胡斗
　
江一直对胡锦涛不放心，其中原因之一是后上来的胡不愿意替江背镇压法轮功的黑锅，这让江一直在寻找可以接替胡的心腹人选。同时，因狂热执行江的镇压路线而养壮起来的中共政法委及610体系，几乎成为了第二个权力中央，不仅消耗大量的资源，而且任意行事，架空了胡锦涛、温家宝的新政，江、胡斗也就成为中共近年年来的路线斗争的主线。
　
陈良宇被拿下，江不得不另选人选，太子党薄熙来因在当地镇压法轮功积极被看好，但江最紧急的是在2007年阻止胡看好的李克强上位。由于江系自己手里没有人选可以在2007年上位起到阻击作用，作为缓兵之计，无派系的习近平被江胡双方接受，立为储君。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元老，开明，有人性，与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关系亲近。胡锦涛、温家宝是胡耀邦当初提拔的，受惠于胡耀邦，自然对于习仲勋也非常亲近、尊重。
　
江系提出了习近平，由于习近平正是胡锦涛、温家宝的“师弟”，自然乐于接受和善待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不属江、曾的派系，其上台只是江曾的权宜之计。江、曾的算盘是先在2007年阻止胡锦涛的接班人上台，在2007年-2012年期间内，让江、曾真正的接班人薄熙来锻练成熟、取得威望和权势，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至少得到常委和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位置，这方面江系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一直在力挺薄。
　
江、曾预计在十八大后再经过二年左右的时间，利用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全国通过“唱红打黑”取得的对全国的挟持和操控，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再利用薄熙来掌控的全国政法委、武警部队、以及全国众多被薄熙来掌握的军队人缘、江泽民在军中的力量等，罢免甚至逮捕习近平等人，到时候全国又是江、曾的天下。本来江、曾的计划得到了顺利的贯彻，薄、周已经完成了一半的进程，谁知道2012年3月薄熙来手下副市长王立军与其反目，出逃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使得整个计划曝光，江系全盘崩溃。
　
第三节放手腐败和选择性打击腐败
　
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共产主义已被证明彻底破产。既然这个罪恶的意识形态无法凝聚党徒的忠心，江泽民于是选择了用腐败来收买党徒对这个制度的维护。在此过程中，江泽民还发现，腐败还可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
　
江泽民之前，中共无论“保皇派”或“造反派“，“保守派”或“改革派”，都有其政治纲领为标准。江泽民之后，中共进入了无理念、无底线时代，而江泽民建立权力基础的过程，更是在中共树起了一套新的权力模式，那就是放手腐败，共谋权、利。
　
怂恿三峡工程，这只是江泽民放手腐败政策的第一部。邓小平1992南巡重启改革，保守派被击溃，江泽民既感到继续投身保守派的危险，也本能的看到了放手腐败的机会。他一方面投邓小平之所好，拉起了改革的大旗，另一方面却偷换改革的内容，将邓小平所肯定的市场经济搞成了权力经济，将中国五千年文明都不曾有过的官府与资本的通奸变成他建立、膨胀权力的诀窍。第一批江家帮的班底，如李长春、贾庆林、陈良宇、曾庆红，周永康等，几乎无一不从走私、招商、圈地等赚个满兜满裆，大大小小以权谋私的官员们迅速的集结在江泽民的旗下。于党于军于国从未有过任何建树的江泽民，通过此一波放手腐败，祭起贪婪与自私的恶魔，奇迹般的在几年内建立起他的权力基础，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就此站稳了脚跟，并左右中国政坛达二十年，直到今天。
　
从江泽民时代开始，腐败甚至成了官员晋身的投名状。清廉的官员则成为被清理的对象。
　
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为查自己辖区内的腐败大案，一方面受到上头压力，另一方面受到黑社会威胁，6年带着防弹衣上班。2004年8月11日，无奈投书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题目为《为何防弹衣随我六年》。结果一年后黄还是被逮捕，并于2005年11月8日被判处无期徒刑。
　
2012年1月25日下午8时12分，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在新浪微博上发帖：“我们所有的媒体都充满谎言！没有一句真话，到处吹嘘歌功颂德，我们的官员96%都贪污包二奶。”可见江泽民以“腐败治国”造成的腐败之烈。
　
“中国第一贪”江绵恒
　
八十年代江泽民地位不稳，便让江绵恒去美国留学、拿绿卡，观望中国形势。92年江泽民手握党政军大权后，让江绵恒赶快回国“闷声大发财”。于是江绵恒带着全家回来了，1993年1月他在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工作，四年后担任所长。
　
随着江泽民地位的稳固和权势的增大，江绵恒投入商海，当官发财两不误。
　
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开始了他的“电信王国”生涯。上联是由一位姓黄的上海市经委副主任策划创办，为此而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成立和运作了三个月之后，黄突然被调回经委，然后“空降”而来谁也不认识的江绵恒，并且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而成“电信大王”。那位黄先生就此消失，连名字都没有人记得了。“上联”就这样被江绵恒抢去。
　
明面上“上联”是国企，但实际等于江绵恒私产。江绵恒以上联为个人事业的旗舰，坐镇上海。由于他是江泽民的儿子，所以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做生意包赚不赔，海外华裔和西方商人包括雅虎掌门人杨致远等纷纷上门拜访或投靠，几年时间江绵恒已建立起他的庞大电信王国，2001年上联和上联控股的公司已有十余家，如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业务相当广泛，如电缆、电子出版、光碟生产、电子商务的全宽频网络等。
　
上海商界人士称，江绵恒的董事头衔多得数不清，上海若干重要经济领域他都染指。甚至上海过江隧道、上海地铁的董事会，他也有份。有位商人坐上海航空公司的班机，无意中发现空中杂志上刊登的上航董事会举行会议的照片，其中一人即是江绵恒，但上航正式股东名单则从未向社会公布过。他们说，江绵恒既是中国电信大王，也是上海滩的大哥大。
　
这还不能使江氏父子满足，因为在中共的历史上，富商做的再大，没有官位做保证也是危机四伏。于是1999年12月2日，国务院宣布的任免名单中，令人跌破眼镜的出现了江绵恒的名字，他被江泽民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坐着火箭挤进国家领导人的行列。
　
2001年5月，在香港举行的《财富论坛》，江泽民带了“国家领导人”江绵恒出席，介绍给非富即贵的国际要人认识，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富豪们，以扩大江氏王国的实力。果然在中国申奥成功的第二天，江绵恒就开始与这些外国富豪们签下大笔订单。此时，江绵恒已经成了中共“官商一体”的最高代表。
　
在没有“中国网通”之前，江绵恒是“网通”老板，他扬言说要吞并“北方电信”，其实“网通”早已经让江绵恒给折腾空了，他根本没有能力收购“北方电信”。为了解除江绵恒的危机，江泽民亲自下令中国电信必须一分为二，分为“北方电信”和“南方电信”，把“北方电信”十个省固定资产白白送给“网通”。
　
2004年9月，作为大陆四大电信商最后一个没有上市的公司，“网通”的上市时间表一拖再拖，10月是最后期限。为何中共四大电信商中的三个都有上市实力，而江绵恒却在得到北方电信十个省固定资产后还是没有资产？钱哪里去了？
　
这段时间，江绵恒把网通三次整合后又统统撤销，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整合、撤销把戏中，他把国家电信资产都收集到自己腰包里。江绵恒亲自网罗来的中国网通总裁张春江毫不隐讳的说：这一切就是“为了股票上市”。说白了就是自己把官产掏空了化为己有，让买“网通”股票的人当冤大头。2011年7月22日，张春江受贿案一审开庭，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新唐人电视台2012年5月10日报导，江绵恒以对台统战为名义动用巨额国家资金投资个人事业的黑幕亦被曝光。1994年江绵恒抛下上海冶金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以数百万元购下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有了上海联合投资公司，江绵恒在上海有了地盘搞自己的电讯王国。当年最轰动的新闻就是江绵恒与台湾企业钜子王永庆之子王文洋超级合作组建宏力集团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建晶圆厂一事，一度被称为两岸“金权太子党”的超级合作。
　
王文洋不过是一介书生，因搞婚外恋不被父亲认可被赶出家门，他那超级合作的巨资从何而来？在台湾媒体的连番追问下，王文洋透露他“投资”的十六亿美金资本，他自己其实没出一分钱。几十亿资金都是江绵恒单方面出资，江绵恒才是真正的大老板。江绵恒多年来一直对外隐瞒这个事实真相。
　
江绵恒最初购下上海联合投资公司的资金来源与刘金宝有密切关系。刘金宝也在1994年开始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97年调任中国银行港澳办事处副主任，再一路升到总裁、副董事长，可谓平步青云。2000年江绵恒又创立宏力微电子公司，投资64亿美元，所需资金当然都是从国库来的民脂民膏。
　
当年在江宣布不再当军委主席之前，黄菊就在上海大兴土木，为江建造了两处行宫。后来，江绵恒决定以上海为基地发展其“电讯王国”。于是从申请审批到银行贷款，黄菊均一路大开绿灯，为其实际操办者，正是黄菊的秘书王维工。
　
号称上海首富的大地产商周正毅在2003年5月被查扣，他逃税、操纵股票和不法贷款已经导致中银香港分行总裁刘金宝被撤职。此案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诈骗疑案”，调查结果直指江绵恒，因为当年宏力微电子公司成立时，刘金宝从中银上海批出的十几亿贷款都是违规操作。
　
香港有媒体透露，在调查周正毅官商勾结圈地问题时，甚至已查到江泽民两个儿子头上。据说调查人员查到在紧邻静安区的普陀区，发现江泽民长子江绵恒和普陀区政府也以周正毅在静安区的手法圈了一大块地。江绵恒和江绵康在上海圈的地都是批准使用的，但都是免费圈地，不掏一分钱。江绵恒比周正毅还恶，周还要给上海帮进贡，而惹不起的江大公子只需让住户强迁远郊，绝不按照规定给予任何补偿。
　
香港中国人权民运资讯中心发布消息，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卷入卷入了周正毅行贿案，胡温当局已经掌握江绵恒和周正毅的一卷谈话录音带。消息说，2003年5月26日晚，江绵恒与周正毅在一家歌厅会晤，期间江向对方泄露了国家机密，包括前香港中国银行总裁刘金宝的案情等内幕。由于在江与周会晤前，当局正调查周正毅行贿一案，周的手机其实已被监听。于是警方顺势在江周会晤的歌厅安装了监听器，两人的谈话全被录下来。当晚江绵恒离开歌厅后，公安部门立即拘捕周正毅，并把录音带送交中共高层。
　
江家亲属赚的钵满盆满
　
江泽民的次子江绵康没有哥哥那么火，但也被江泽民委托徐才厚塞进了南京军区任副政委，军衔为少将。江绵康本来是搞无线电的，历来的工作都与军队毫无关系。江泽民要退休前，觉得把枪杆子交给谁也没有交给自己的儿子放心，就想把江绵康调到总参，不料被迟浩田顶了回去。没办法，江泽民只好把儿子塞到总政组织部任第二局局长，不久升任组织部副部长，再提升为组织部部长。
　
江上青共有两个女儿，江泽慧和江泽玲。江泽民提拔江上青的女儿江泽慧当上部级干部。江泽慧原不过是安徽农业大学一名普通教师。江泽民升官后，江泽慧受到火箭式提拔，先升安徽农大林学院院长，随即再升农大校长，然后又任林科院院长。
　
江泽民有个在安徽蚌埠当了十八年扳道工人的姨外甥吴志明，是江泽民生母吴月卿一支的亲戚。吴志明不学无术，直到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才在1986年3月入了党，提了干，最后火箭式窜升成副部级干部：现在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一政委。
　
江泽玲的儿子邰展因炒作房地产而亏空1150万元人民币，但由于邰展是江泽民的外甥而在审判时受到层层阻力。邰展因炒卖房地产失败并无力偿还，于是伪造了“扬州港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将某港商的四十五套住房抵押给工商银行。该案被港商告上广陵法院而于2000年3月审理。虽然法院认定“房屋产权迁移证”上的公章是伪造的，但受到当时就任扬州市委书记的吴冬华、市政法书记冀仁贵及扬州中院院长帅小芳等人的施压，被迫于2000年3月30日宣布中止对该案的调查与审判。最后，邰展未受到任何处罚，港商也未能收回房产。
　
十几年来，邰展利用其为江泽民外甥的身份大肆进行买卖房屋、股票及投资娱乐业。他先后任“扬州大厦”总经理、“添展娱乐城”的老板及多家合资公司董事。邰也曾利用其江泽民外甥的身份向军方背景的“北方工业集团”借贷1600万元人民币买卖股票，此后邰一直活跃在商业火线上。2012年2月6日，发生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叛逃美领馆事件，重庆官场地震。邰展出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一职，同样官商通吃，并以此宣示江泽民在政坛的影响力还在。
　
2003年1月，江泽民把自己的外甥夏德仁调任辽宁省省委常委、大连市市委副书记、大连市市长。从此江泽民到大连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呼风唤雨。
　
周永康自称是江泽民夫人的亲侄儿，并时常吹嘘自己是“是江主席身边的人”。周品行恶劣。据接近周永康的人士透露，周时常以“忘我工作”为名，住在酒店晚上不回家，实际上暗中召妓嫖宿，并曾多次在实业宾馆奸污内部女工作人员。但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周永康是冲在最前列的几个人之一，后来被江提拔为公安部部长。在2007年十七大召开时，周因血债累累而被江泽民拔擢为政法委书记，跻身政治局常委，并成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重要政治钳制势力。
　
此外，江泽民还有多少或明或暗的亲戚在做官或闷声大发财，已经难以统计。
　
保护江系腐败分子
　
“远华案”的主角是厦门远华集团董事长赖昌星。赖于1994年成立远华集团，后来从事走私活动。从96年到案发，远华集团从事走私犯罪活动达五年之久，走私货物总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额人民币300亿元，合计造成国家损失830亿元。
　
尽管厦门远华公司走私案在港澳炒翻了天，中国媒体仅仅在1999年11月《北京晚报》的一个角落披露，然后媒体一片沉默。2000年海外媒体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开始大篇幅报导，远华案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远华案”案发的起因是1999年3月，当时的中共总理朱镕基接到一封匿名信，揭发厦门市的远华集团公司大规模走私详情，其中含有相当详细的人证物证，因此而扯出这起金额达天文数字的走私大案。对这起案件，朱镕基表示：“不管清查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绝对不讲情面”。江泽民也表示：不论是谁，都决不手软。但不久，专案组就发现案件跟江泽民身边的人贾廷安、贾庆林有密切关联，江泽民的立场立即发生改变。
　
2000年初，香港《经济日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说，中共中央派出的“四二○专案调查组”，必须在3月初两会召开之前全部结案，以使当局能在两会期间，将这一案件作为“跨世纪反腐败大案”的“重大成果”，公诸于众。这显示江泽民最真实的算计不过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案件来为自己贴金，同时希望尽早结束调查，免得查到自己的家门口上来。
　
到了2000年，纪检、监察、海关、公安、检察、法院、金融、税务等部门协同办案，厦门特大走私案及相关的职务犯罪的案情被基本查清。在这期间，共有600多名涉案人员被审查，其中有近300人被追究了刑事责任。2001年，各级人民法院已对厦门特大走私案涉及的167起案件做出判决，涉及被告人269人。在2001年7月还没有结案时，就已有几人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其中包括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市分行原行长叶季谌、厦门海关李宝民和李士专等人。
　
这么一个世纪大案，在没有完全查明的情况下就枪毙十几个从犯，事实上是把证据消灭了，让“远华案”成为结不了的悬案。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案件牵扯到了江泽民自己身边的人，所以江泽民迫不及待地要杀人灭口。而这种阴险的杀人灭口，却被江泽民拿来当作自己的决心和成绩在媒体上大吹特吹。
　
在远华案中，江泽民的心腹、江办主任贾廷安就曾向赖通风报信。赖昌星透露，他和江泽民五个秘书中的三个都很熟，包括大秘书贾廷安。贾廷安是江泽民当总书记时的办公厅主任。从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时，他就担任江的秘书。1985年1月，贾廷安跟随江泽民从北京到上海。1989年6月，又随江泽民回到北京。贾是江泽民最重要的秘书、幕僚，内部称其为“大秘书。”
　
2004年，江泽民把江办主任贾廷安调升军委办主任，还硬以“特殊情况”和“有利于工作”为由，提出将贾廷安从上校直接擢升为中将。军委委员们说贾的行政级别也就是司局级、军衔是上校，这样做底下会造反。江泽民不死心，再次提出，在中央军委讨论时，二度被搁置，可见贾廷安是江的心腹。
　
赖昌星对《远华案黑幕》的作者盛雪说，虽然他和江泽民本人没有直接接触，但他曾有意给中央军委捐款。江的秘书便报告给了江泽民。赖昌星披露，江泽民“他本来也知道我是他秘书的好朋友。”
　
远华案中牵涉到的另一个主角就是江泽民的亲信贾庆林。
　
厦门远华案涉案资金确定为700亿人民币左右，牵涉多达250名以上的地方、省甚至是中央级别的官员。他们被指控在1994年到1999年期间，收受数百万美元的贿赂，使价值数亿美元，包括汽车、燃油、原材料、重型机器和奢侈品的货物通过厦门港口走私到中国。而1994至1996年，贾庆林是福建省委书记和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是江泽民不让往上查远华案的原因。
　
贾庆林生于1940年3月，河北泊头人，因为与江泽民同具第一机械部工作经历，幸运地受到“老上级”江泽民的欣赏，因此随着江泽民后来当上中共总书记，政治前途一路水涨船高。
　
在江泽民打垮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后，1996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贾庆林，被江泽民提拔到北京当市长，之后再出任北京市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2003年，中纪委四位副书记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对贾庆林资格政审进行覆核，各民主党派和政协人士纷纷提出反对贾庆林任政协主席的同时，国务院审计署又爆出了贾庆林在福建主政期间的特大经济丑闻。
　
国务院审计署于2003年1月下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会提交了本届审计国债专项建设资金报告。该报告披露，1993年由福建省委决定，投资二十亿元，建设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至1997年初，已超支十二亿元。而1993年至1997年，贾庆林在福建省长、省委书记任期内，挪用和侵吞建造长乐机场建设费用。经查证，其中十二亿八千万元，是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挪用侵吞了，大多消耗在给高干搞福利或下落无据、不明。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建成后，从1998年初运营至2002年，五年间累计亏损达十五亿五千万元。其原因是建设规模过度超前，目前旅客量和货运量，只达到设计规模的百分之三十，机场建造实际成本是国内同等机场的一点二五倍。该审计报告还披露：在兴建过程中，贾庆林、贺国强先后十一次签发挪用国土专项资金来垫付超支经费达十二亿元。
　
审计署还查证：借建机场挪用、侵吞的资金，部份是兴建和购买了五百七十多幢豪华别墅，分布在福州，厦门，珠海、大连、青岛、无锡、杭州、北京等地，被二百三十多名高官匿名侵吞。
　
2000年12月，国务院审计署在审计国债专项建设资金时，已在审计报告中重点提出：在兴建机场、建设高速公路、三峡工程、农业综合开发这四大建设中，严重挤占挪用建设资金、严重超支、投资资金下落不明等情况严重，并点了“贾贺工程”（“假祸工程”）存在着挪用及资金去向不明等问题。
　
当时，这一报告送江泽民审阅时，江泽民仅作了简单的批示：类似长乐机场情况，比较普遍，问题出在管理上。之后便退回给国务院了。
　
贾庆林当福建省委书记时，他的妻子林幼芳在中国外贸集团福建省总公司任党委书记。林与远华撇不清关系，有严重贪腐行为。为此，2000年江泽民让贾庆林与她离婚，用来表明贾跟林幼芳“划清界线”。不过，林幼芳曾在2000年1月公开否认了有关她的丈夫已经同她离婚的报导。她说：“我结婚四十年，我们的关系很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当时，她还澄清指出，她“从来没有听说过那家在香港注册的华远公司”。当然林幼芳是在装傻，涉及走私的集团是福建厦门的“远华集团”而非“香港注册的华远公司”。福建人都说，林幼芳负责福建的外贸，不认识福建的第一大进出口大富户，只有傻瓜才相信。她的辩白是越描越黑。
　
1999年9月18日，江泽民刻意“考察北京城市建设工作”，和当时面临弹劾声浪的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同时出席公开活动。外界普遍认为，这是江泽民挺贾的一个政治动作。
　
临近十届人大、政协“两会”召开，被江泽民内定为十届政协主席的贾庆林，迫于压力正式以书面形式，以健康为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请辞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与妻子返回家乡“休养”，但被江泽民严词拒绝。江泽民说：你要下台了，我就完了。可见江泽民有不可告人的经济犯罪没有披露出来。江利用贾，贾保护江，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可见一斑。
　
尽管江泽民把贾庆林塞进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但远华案始终是贾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贾和远华案的关系，也成为中共腐败政治的最大经典，成了江泽民反腐空话的最大讽刺。
　
2011年7月23日，赖昌星被加拿大政府遣返回中国，正值中共大佬们云集北戴河召开会议，商讨十八大人事权力分配。赖昌星的回国，对贾庆林打击最大，贾庆林因此放弃了十八大人事安排的发言权。在2012年年初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中，贾庆林的态度一直暧昧，不像周永康那样与胡、温死顶，盖因远华案软肋被攻击之故。
　
像贾庆林这样的贪官，还有黄菊和陈良宇等，都一度是江泽民死保的对象。在2006年，江泽民为维持权力和十七大人事发言权而弃陈保黄，造成陈良宇被判18年徒刑。
　
以反腐打击政敌
　
以反腐打击政敌是江泽民的一大发明。前面提到的陈希同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在远华案爆发后，江泽民也根据涉案人员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或打或保。被江泽民重手修理的人中有中共资深外交官姬鹏飞的儿子姬胜德，被判处了死缓。
　
这次远华走私案，受牵连最深的党和国家级前领导人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和一儿媳妇均因涉远华走私案被捕。
　
刘华清是“六四”之后邓小平给没摸过枪的江泽民安排的军事“保姆”。邓小平安排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时，担心江泽民与军队毫无渊源，因而特地安排刘华清、张震两员老将出任军委副主席，为江泽民保驾，以稳定军心。
　
江泽民在翅膀逐渐变硬了之后，开始在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提拔了一批中青年将领。不久，江泽民改变了以往不问军事的习惯，更多的直接插手军中的事务。刘华清、张震曾经多次声称，要由懂军事的人领导军队，以此来表达对江泽民插手军队的不满。甚至有人说，刘华清在政治局会议上经常指着江泽民的鼻子教训他，因为他觉得他是邓小平安排下来的，在没打过一天仗的江泽民面前摆摆老资格是理所当然的。他哪里知道江泽民是小人，得罪不起。
　
1999年，五十年大庆，江泽民传令不许军队退休老军头穿军装，其实就是为了突出自己。阅兵前，江泽民到天安门城楼上会见党政军要员，但见刘华清上将军装帽徽威风凛凛，江觉得他简直是跟自己叫阵，憋着火问道：“不是说不准穿军装吗，你怎么搞的？”刘华清没有买帐，冲口而出：“你一天仗没打过都可以穿军装，我怎么就不能穿！”
　
江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气得脸色煞白，浑身哆嗦，直到阅兵式要开始被请下城楼坐上阅兵车时才缓过劲儿来。阅兵回去以后，江便对由喜贵说，要狠狠整整刘华清。
　
中共十五大以后，张震宣布退休，邓小平也已经去世。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布置，江泽民在军中的势力也已经日益强大。这时候，江泽民意识到整刘华清的时机成熟了。刘华清本身没什么把柄，但那时刘的女儿刘超英（总参情报部五局上校副局长）卷入了美国的政治献金丑闻。刘超英的上司正好是姬胜德，而姬胜德的朋友是赖昌星。这终于给了江一个机会。
　
出生于台湾的美籍华人钟育瀚1998年在美国向联邦调查局承认，他于1996年6月在香港与刘超英首次会面，当时的刘超英不仅是解放军的上校，同时也是中国航天控股公司负责国际贸易的资深经理。该公司主要从事卫生技术，导弹交易和火箭发射等业务。他承认，九六年七月十一日，他为刘超英申请到美国签证，并于七月二十一日，和刘超英共同出席白宫一项餐券价格高达二万五千美金的晚宴。当晚，刘超英不仅见过克林顿，还与克林顿合了影。她拿了一笔数额为十万美元的金额，给美国华人钟育瀚，作为克林顿民主党竞选总统的“政治献金”。
　
小女儿刘超英和二儿媳郑莉是刘华清最疼的两个人。因为她们被捕的事，刘华清寝食难安，斟酌再三，别无他路，只有老着脸皮亲自打电话给江泽民讲情，但江泽民接电话后没有说一个字，听完之后就放下了电话，嘴角浮起一丝得意与轻蔑。曾庆红曾经对刘华清说：你反对江主席，咱们奈何不了你，但是把你儿媳、老婆、子女抓起来是绰绰有余。
　
在处理刘的亲属一案中，全过程由江泽民亲自坐阵，直接下令，给办案人员撑腰。刘华清亲属被抓后，据说江泽民的“近臣”曾向他建议：“要善待恩人的后人”，也就是说刘华清辅佐他有功，但江一听就火冒三丈，让他立即闭嘴。
　
2000年，正在厦门远华走私案调查紧锣密鼓地展开的时候，广西自治区主席成克杰被处死了。
　
成克杰是少数民族（壮族）出身，早年曾任广西柳州地区铁路局技术员、工程师、总工程师、副局长、局长。他从基层做起，逐级而上，1986年出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1990年升任广西自治区主席，1992年成克杰跻身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员，1998年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副总理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但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期间，伙同情妇先后收受贿赂达4109万多元人民币。2000年7月31日，成克杰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收受巨额贿赂”罪名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成克杰立即申请上诉，于8月22日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上报的对成克杰判处死刑的裁决。9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刑队对成克杰执行了死刑。
　
一位副总理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半月就干脆利索的给“喀喳”了，成克杰因此成为中共建政以来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处死最快的领导干部。
　
9月21日官方报纸的一篇社论中说，成克杰被处决，是当局针对高干不管职位多高都不能逍遥法外的警号。社论还说：“对成克杰的判决，以及政府矢言彻查这起厦门走私案，证明政府在肃贪方面，言出必行。”可是成克杰贪的那点钱还不够江泽民那“中国第一贪”的儿子江绵恒贪污的零头多。
　
据消息人士透露，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处死的真实原因是得罪了江泽民。原因是成克杰曾表现出对人大代表、歌星宋祖英有点“关心”过度，引起江泽民醋海生波，导致小命不保。可叹的是成克杰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得罪了谁，是谁非要他的命不可。
　
第四节江泽民的腐败性制度
　
共同犯罪–江氏体制的驱动机制
　
仓促上台又无人的道德的江泽民选择了共同犯罪的执政方式，通过放手腐败、给予官员贪腐机会来换取他们的服从和支持。任何对江泽民有异心的官员则得不到专制权力的保护，不但遭到严厉打击，还起到了为江氏体制脸上贴金的作用，用来继续误导欺骗民众。
　
就这样，在江泽民的威逼利诱之下，理想缺失的中共统治集团迅速堕落成为一个拥有专制权力的货真价实的犯罪集团。腐败已不再仅仅是中共统治机器的润滑油，而成了中共统治集团的粘合剂，成了共同理想的替代物。共同犯罪成为江氏体制的真正驱动力。
　
江泽民把共产党带入最坏时期，江泽民的腐败性制度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彻底毁坏中共的官吏制度，摧毁了执政党应有的所有起码道德，因此也摧毁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除了党内的阴谋和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别无其他事可做。官吏集团不仅背叛了五千年传统中的吏治规矩，而且背叛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也背叛了早期无数共产党人引为自豪的“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理想和精神。呜呼哀哉！
　
真正懂得这一点，就不难读懂江泽民以来的中共历史，就不难读懂江泽民以后，为什么个人道德不像江泽民集团分子那么坏的好人总是无法改变中国的败坏现状，甚至反过来，总是处处受制于江泽民的党的体系，党的制度，党的官吏集团。江泽民的行事方式是，有好人是不安全的，你不坏我不放心，我得用权力和诱惑迫使你和我一样坏才行。这种“共毁”的执政方式，在几千年历史中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也是中共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江泽民的道德腐败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整个党的肌体，党的成员身上，以致每一次称为“改革”的政策和措施，都成为腐败性体制和官僚阶层攫取更大利益，吞噬更多社会公权力的机会。
　
现时的中国盛行的只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对个人而言，要为私人谋利，入党、做官是最短的途径；对中共而言，将更多的人与统治集团捆绑在一起，则必然不断扩大可供谋利的位置。从九十年代开始，在腐败规模空前扩大的同时，伴随着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公务员及附属于官僚集团的人群收入也明显高于其他工作类别。
　
下面是互联网上流传的因贪污受贿两千多万元而被拘捕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全文如下：
　
孩子：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对你在大学里的表现，我很欣慰，你要再接再励。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走仕途这条路，你就一定要把我下面的劝告铭记在心：
　
1、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询事物的本来面目。
　
把探索真理这这类事情让知识份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信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
　
2、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
　
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妓女和做官是最相似的职业，只不过做官出卖的是嘴。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3、要有文凭，但不要真有知识，真有知识会害了你。
　
有了知识你就会独立思考，而独立思考是从政的大忌。别看现在的领导都是硕士博士，那都是假的。有的人博士毕业就去应招公务员走向仕途，那是他从读书的那天起就没想研究学问，肯定不学无术。记住，真博士是永远做不了官的。
　
4、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
　
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5、必须把会做人放在首位，然后才是会做事。
　
这里的做人做事你可别理解为德才兼备的意思。这里说的做人，就是处关系。做事是实际工作，这点会不会都无所谓。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份。记住，现在说谁工作能力强，一点都不是说他做事能力强，而是指做人能力强。呵呵，你看那些把能力理解为做事的人，有好日子过才怪。
　
6、我们的社会无论外表怎样变化，其实质都是农民社会。
　
谁迎合了农民谁就会成功。我们周围的人无论外表是什么，骨子里都是农民。农民的特点是目光短浅，注重眼前利益。所以你做事的方式方法必须具有农民特点，要搞短期效益，要鼠目寸光。一旦你把眼光放远，你就不属于这个群体了，后果可想而知。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
　
7、要相信拍马是一种高级艺术。
　
千万不要以为拍马只要豁出脸皮就行，豁得出去的女人多了，可傍上大款的或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的是极少数，大部份还是做了低层的三陪小姐。这和拍马是一样的道理。拍马就是为了得到上级的赏识。在人治的社会里，上级的赏识是升官的唯一途径，别的都是形式，这一点不可不察。
　
8、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都不是必须严格遵守的。
　
确切地说，执行起来都是可以变通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制订者从没想到要用这些来约束自己，而是想约束他人。但你要知道，这些不是人人都可以违反的。什么时候坚决遵守，什么时候偷偷违反，让谁违反，要审势而定，否则宽严皆误。
　
以上这些都是做官的原则。现在要仔细想想，如果你真能逐条做到，你就能一帆风顺，如果感觉力不从心，就马上另外选择职业吧。
　
现时中共官场流行“50%”的潜规则:只要腐败的官员们能守着“吐出一半、上送三级”的官场“规矩”，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贪污款项拿出来，逐级往上送，至少送三级，在遇到风波，或者遇到政治运动的时候，就能安然过关，基本上平安无事。倒是那些“小气鬼”和“清官”，遇到打击腐败的风头来时，反而最危险。“小气鬼”是因为舍不得花钱买平安，一旦有人举报时，上面不会有人出力硬保。而“清官”则是自己太干净，弄得下面的官不敢放手捞钱，断了下面人的“财路”，犯了官场大“忌”，容易遭到他人暗算。苏州市一个姓华的副市长，本人清廉，当了几年副市长，母亲还是乡下户口，没有公费医疗，因为母亲住院花了一万多元医疗费，这个副市长没钱付，请一家乡镇企业代付，被人逮住报了案，结果丢了官，还判了三年刑。
　
当年创下单笔受贿金额之最、贪污受贿数额之最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过亿，因有人举报其儿子姜荑的公司注册资金的来源有问题而案发。从他家中抄出的现金来不及点数，用秤来清点，据说有23公斤，几百万元，连地板下藏的都是钱。但在姜人杰得知自己可能被判死刑时，即表示要将功赎罪，“判我死刑？那别人搞的钱比我多好几倍，怎么判？我要揭发。“果然，姜人杰“愤然”一揭，又有不少贪官落网，曾经担任苏州市财政局局长十多年、后升任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的赵文娟就是其中之一。
　
2011年12月23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正式报告《反腐倡廉蓝皮书》中都不得不承认：“出现了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腐败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等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政治、司法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
　
互联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评论：“贪官是中国最明白的人。然而，很多人也许忽略了，还有一个群体，虽然也高喊反腐败，但因为身居官场甚至高层，对腐败的体制性根源其实比谁都认识得更清楚，也更加认识到这种体制性根源不可能短期内消除，甚至已经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也正因为最明白、看得最透彻，所以这个群体只是一边号召反腐败，一边大肆腐败，并极力维护这个腐败根源的存在。”
　
现在是任凭反腐风暴横扫，贪官该怎么滋生蔓延还怎么滋生蔓延；以至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也承认，能否遏制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被江氏腐败体制绑架了的中共业已到了“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的地步了。
　
对国家资源的强行瓜分
　
江氏腐败性体制形成于私有化、转型中的中国，原本的经济改革就自然地变成了放手腐败的最好的藉口和掩护，最佳承载工具。专制权力不受制约，在私有化进程中，公权私用，使得国家资源以种种形式，如国家垄断企业、抓大放小、资金重组等等，被私有化到由掌有腐败权力的官员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最开始只是作为“机会”、“潜能”，从子女开始；然后集结各种能转化成物质利益的团体来消化这个“机会”、“潜能”，逐渐形成集团。就这样，国家资源和已积累的财富经被瓜分并实化到了寡头们手中。到了这一步，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再通过简单的转型来恢复成为正常的国家，保持国家正常秩序的社会基础结构被中共的道德完全蛀空了。
　
这种腐败性制度由中央起、到部门、到省、市、县一路下来，瓜分各级所有的公共资源，就形成了几种独特的形态：
　
第一，它将全国从国家一级起瓜分成若干权力范围所界定的领域，如宣传（媒体）、石油、通讯等，一个政治局常委有可能管几个领域。再往下，又由这个领域的官老大在部门、省重复这个过程，给予贪腐的权利，瓜分部门、省的资源，一直到乡镇。形象的讲，就像若干巨大的老鼠会，从政治局常委往下铺满全国，形成一些巨大的官商匪利益网，层层盘踞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上。
　
第二，大老鼠们虽不在名义上直接拥有国家资源，却掌握着国家资源的运用与投放，比如说，各大国家垄断行业，石油、电讯、交通，等等，都在大老鼠的管辖之下。他们的子女、亲属却可以“拥有”被“界定”过来的“私有”公司，从垄断部门“接活儿”。如此类推，一直到乡镇。
　
在这样的腐败体制中，一个国家的经济被瓜分，并被以贪腐权力为中心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所控制，离贪腐权力中心越近的，能得到的利益越多，越能空手套白狼。
　
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的腐败性体制内，财富是怎样从公共财产变到官僚资本权贵的手上的？前边谈到江泽民儿子江绵恒从公家的公司中白拿白抢，成为暴发户。自从薄熙来事件曝光以来，更多的江家帮主要成员的案例浮出水面，让我们看看周永康和曾庆红家族的部份案例。
　
周永康1999－2002年任职四川省委书记，2002年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任等职，是江泽民垂帘听政后江家帮的主要前台干将。
　
阿波罗新闻网2012年4月8日“惊爆黑幕：周永康儿子一出手一次就白抢近30亿”。
　
周永康的儿子周斌藉助周永康权力，勾结古蔺县县长申远康等，伙同早已安排托管郎酒厂的私企老板汪峻林暗箱操作，假借国企产权改制，采取自卖自买手段，以郎酒厂自有资产作抵押，将拥有固定资产17.28亿元（尚不包含无形资产在内，不包括价值十亿左右的窖藏酒在内），处于盈利状态的四川省古蔺县郎酒厂蓄意搞垮。串通建设银行贷款一亿元，又勾结评估公司低价评估，贱卖贱买郎酒厂。然后用郎酒厂的钱，去还了建设银行的贷款。周永康的儿子等人真正的空手套白狼，一分钱没掏，变相掠夺了郎酒厂的资产。【10】【11】
　
曾庆红曾是江泽民的二号实权人物，也是江泽民除周永康外的另一大心腹。他是中共元老曾山与邓六金之子，1989年随江泽民进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2年在排除杨家将事件中为江泽民稳定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后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2003年至200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的军内老干部辛子陵，最近在海外媒体上实名发表文章，公开举报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重大腐败行为。
　
“辛子陵文章介绍：2006年，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从银行贷款7千万，在山西太原买了一座煤矿，然后通过一家有关系的评估公司，评估到7.5亿人民币，再由山东最大国有企业鲁能集团出资7.5亿收构了该煤矿。通过几次这样的反覆操作，本来没有拿出一分钱的曾伟，变魔术一样，手上有了33亿元。然后，他竟然直接以这33亿元，买下了账本净值738.05亿元，实际价值1100亿甚至更多（因为此前就已布局，国家电网的规划完全是按照鲁能的产业分布来部署的，鲁能已被精心打造成一只可以下金子的母鸡）的山东鲁能91.6％的股权。”
　
“澳洲《悉尼先驱晨报》（TheSydneyMorningHerald）2010年披露的曾伟和太太蒋梅，在2008年斥资3240万澳元（约人民币2.5亿元），在当地购买了一座澳洲有史以来第3昂贵的豪宅，该豪宅位于WolseleyRoad，该马路聚集了悉尼乃至澳洲最贵的豪宅。”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2007年就撰文《惊天大案，738亿国有资产被私吞》。内容详述山东最大的国有公司——拥有738亿资产的鲁能集团被几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物悄然黥吞。博客阮一峰的网络日志评论，如此惊天动地的巨额国有资产被黥吞，居然不知道收购者是谁？不仅局外人不知道，包括鲁能集团处级干部，全国各地属下几十个总裁都不知道！银亿股份上海公司营销总监王士章在微博指出，很久前听说曾庆红的儿子要私有化鲁能。”
　
署名陆云的文章指出，“这次交易意外被国内媒体《财经》详细披露，在海内外、党内外激起极大愤慨，交易被迫废止，曾伟已经吃到嘴里的肥肉，也不得不吐出来。但是，此案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是：虽然案情内幕几乎已全部被媒体公开，做下如此巨大腐败恶行的曾伟，不但没有被追究罪行，国家反而赔偿了他个人42亿元。有曾庆红这把大伞在背后罩着，把千多亿国资送给曾伟的鲁能及山东省的有关官员，同样安然无恙。”【12】
　
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张千帆在他的文章中说，“当代‘中国模式’的奥妙正在于将政治和经济的逻辑结合一体，通过发明‘地方GDP’指标等考核机制并鼓励和纵容官员寻租，把各级官员一起发动起来搞‘改革’、促‘发展’，动力十足、惯性巨大、不可遏制，但是代价也极其高昂。什么地方都要圈地、搞工程、拉项目，因为这些成了关系官员‘乌纱帽’和钱包的产业链。如此上马的工程当然质量低下、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因为它们谋求的就是以最小的投入为自己争取最大的产出，从而最高效地将公共利益转换成个人利益，而工程、项目、‘发展’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机会。问题在于，一个‘大跃进’和众多‘小跃进’的害处哪个更大？‘大跃进’的灾难当然是巨大的，但是一个人的破坏能量毕竟是有限的；如今这么多人打着‘改革’、‘发展’的旗号一起搞破坏，破坏的潜能几乎是无止境的。”【13】
　
江氏腐败性体质利用公权力强行瓜分国家资源，立下了极坏的道德示范。二十年来，江氏腐败体制所造成的贪腐乱象并不只限于贪腐权力中心，早已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监守自盗蔚然成风，整个中共体制已经完完全全沦落到了朽木不可雕的地步了。
　
例如，湖南省邵阳市检察院有四名在当地产生很大影响的科、股级干部特大贪污案：
　
•一是市政工程总公司财务科副科长陈代光，利用财务管理上的漏洞，在两年时间里，贪污业务单位交来的工程款及上级拨款424万余元，用于吃喝玩乐，养情妇，下赌场，结果被执行死刑。
　
•二是市劳动局社会劳动保险事业管理处财务科科长张红，为了帮助丈夫圆百万富翁的“梦想”，利用社保处存在银行里的养老保险金作抵押，先后贷款830多万元给丈夫用于办工厂、开酒店等。
　
•三是市新华书店计财股长钟红梅为能长期包养情夫，4年时间里采取收入不入账、虚报支出的手段贪污75万余元，以此打造“第二爱情殿堂”。
　
•四是市内一家银行的储蓄所主任杨坤坚，利用平时准备好的24个存折，在3个小时内分两次往这些存折上虚存存款598.8万元，并取出30万元后潜逃长沙。在长沙的两天时间里，他从这些存折上取出127万多元现金，到四星级酒店疯狂“潇洒”，住总统套房，还花62万元买了一辆富豪轿车，1000多元钱一个的打火机一次就买了6个，真正是花天酒地，要不是两天后即被抓获归案，这近600万元的国家资金就要被挥霍一空。
　
在剖析这几起案例时发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这些“小人物”之所以铤而走险，心态上发生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比如，陈代光在别人讥笑他“脑子不开窍”、“跟不上时代潮流”之后发觉了自己的“窝囊”；杨坤坚也是耳闻目睹了所谓上流社会的高档生活方式之后，感到了严重的心理不平衡，潜移默化之下就产生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们那样潇洒生活”的攀比心理。有了这种畸形欲望，就不可避免地变得疯狂贪婪。
　
实质上的现代奴役制度
　
当国家资源被彻底瓜分后，中国民众虽然在名义上还是被中共叫做国家的主人，但代表公众利益的公权力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也没有空间存在。不只是持有不同政见者，任何可能替公众利益代言的人或群体，必定被权财寡头们认为挑战而受到惨烈的迫害。这包括任何虽无政治诉求、但却能衬托出中共腐败堕落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如法轮功，基督徒，人权律师高智晟，维权律师陈光诚，等等。
　
为了维护江氏腐败体制与既得利益，江泽民信誓旦旦地以“将一切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替代了邓小平的“稳定压倒一切”，不惜造成政治体制的畸形扭曲，使得法律尊严被无情地践踏，不受制约的专制权力不断地扩大，剥夺了民众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信仰自由，还不必要地消耗了大量的国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国家财政支出有5517.70亿元用于公共安全，超过5333.37亿元的国防支出。《金融时报》报导，中国“财政部公布的2011年预算数据中，公共安全预算开支为6240亿人民币，超过预算为6020亿人民币的国防开支，维稳经费比医疗保健、外交和财务监督三方的预算加在一起的总合还要高。”【14】
　
随着公权力的沦丧，理想和自由的缺失，社会公平也离中国民众越来越远。中国二十年经济增长的果实，大量地被江氏腐败统治集团掠夺。据时代周报报导（2009-06-26）：
　
2007年5月，波士顿谘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团与欧洲最大的谘询公司凯捷谘询在北京联合发布的《2008亚太财富报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有41.5万位个人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从财富平均拥有量来看，中国百万富翁人均掌握资产达510万美元，高于340万美元的亚太地区平均值。
　
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而中国国内的一份报告，则清晰地表明了社会财富集中在什么人手上。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大陆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
　
留美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程晓农在他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一文中提到：“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显然，在中国增长的“下限”远高于美国；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7％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说，能让大部份企业处于收支平衡点、实际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水平不像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2－3％的低增长，而是7－8％甚至更高。”【15】
　
也就是说，中国每年经济增长额约一半以上，被江氏腐败统治集团浪费在腐败和镇压民众上了，这样，就不难从宏观上理解中国久治不愈的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私人消费占经济产出（GDP）连年下滑，现在连35%都不到。【16】中国的贫富分化、官富民穷，正在从动力上瓦解着经济真正的持续增长。据估计，如果中国没有江氏腐败体制，二十年正常的经济高速增长，民间财富的积累会是巨大的，中国民众每年的财富增量应该可以比现在增加一倍以上。
　
挥之不去的信仰危机，江泽民的腐败体制和极端的维稳，现时的中共己堕落到无以复加，无可救药的地步，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共都还要无耻，都还要败坏。江泽民腐败体制的无耻就在于其敢于不断地冲破道德底线，敢于对道德、人心不断地挑衅摧残。可是，道德、人心是世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石，任何政经体制，都需要一定的道德和人心作为依托，没有了道德、没有了人心，诚信这一社会结构的基础也会荡然无存。对道德、人心的摧残，不但毁灭着中国在将来获得新生的希望，也会最终埋葬中共体制本身。
　
江泽民腐败体制的劣根性就在于其没有人性，从来没有把公平自由放在眼里。实际上，无论何种政经体制，公平自由都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否则一个国家就会倒退到奴隶社会去了。而江泽民的腐败体制正是这样的现代奴役制度。奴役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民众即使有任何程度的公平自由也都只是统治者的赐予而已，统治者却可以指鹿为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而这种特权在今天的中国却一直被美其名曰为＂中国人民的选择＂和“三个代表”，中国人民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已被选择、被代表了六十多年了，可笑而更可耻的是中共从来不敢搞一次公投让民众自由地选择一下！
　
来源：摘自《真实的江泽民》
　
2016-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