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有一种说法，称是因为他同意十三大后邓小平退休。对此，赵紫阳并不认可，认为邓小平没有这么狭隘。只是胡耀邦一句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就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们的利益，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本文摘自第46期《领导者》杂志，作者吴伟，原题为《中共十三大前“反自由化”背后的博弈》。以下为原文部分摘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以改革开放而着称的大会。就在大会举行前不到一年的1986年年底，正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深入发展，政治体制改革蓝图的设计工作在赵紫阳主持下刚刚开始进行的时候，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党内的巨大震荡，党内左派势力趁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一霎间反“自由化”的阴云笼罩全国。如此下去，十个月后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会成为一个反“自由化”的大会，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可能出现严重倒退甚至夭折，这是党内外一切拥护改革的人们所不愿看到的。
　
这场巨变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支持“反自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如何面对这种巨大的压力？代理总书记赵紫阳为扭转反“自由化”所造成的不利局面，为十三大的召开创造一个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做了哪些努力？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简要地回顾。
　
一、风云变幻：“反自由化”与胡耀邦辞职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国内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潮，加上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大量的有关政改的宣传，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拥护政治改革，支持发展民主，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这场改革。1986年是基层选举年。许多学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但是选举中的诸多限制和根本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慨。12月初，学潮因此而开始从安徽爆发，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为了防范学潮漫延到北京，北京市委加班加点，起草了一份对游行示威作出种种限制的《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于12月26日由北京市人大会常委会通过，从而加剧了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的不满。12月底，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终于在北京爆发。与1985年那次以“反日”为特点的学潮有显着不同的是，这次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向一党专制。
　
在这次学潮初起时，12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主持书记处会议，对当时形势做了三点估计。第一，全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其中确实有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惊小怪。要民主是个世界潮流，包括台湾也正在出现这方面的变化。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他在谈完经济形势以后，谈到了大专院校学生闹事问题。他认为学生提出的好意见要采纳。随着形势发展，中国的民主势必扩大，这类事件估计今后还会有。我们不能禁锢，搞得鸦雀无声，像东边邻居那样，那很危险。不禁锢，就有提高本领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还介绍了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万里在会上也谈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确实是这样的。台湾、菲律宾、南朝鲜民主的发展，对国内也会有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当的本领，我们确实缺乏这个本领。怎样与社会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讲公开性，我们要与社会对话。第一，不要出大乱子；第二，不要希望没有这些事情；第三，要学会与社会对话。
　
12月中旬以后，学潮并没有如中央书记处希望的那样，慢慢平息下来，反而有继续漫延的趋势。12月24日下午，中央三直机关党委召开联合会议，通报“学生闹事”的情况。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介绍了学潮发生的过程、规模后说，此次学生闹事的特点，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义作文章；二是出现串联；三是出现少数违反宪法的口号。他特别强调，“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接着，他分析了出现学潮的原因，认为，学生闹事的后台，有三个东西，一是西方舆论，二是港台舆论，三是我们内部搞自由化的人。他说，有一个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还有一个怎么改革的问题。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中，都有人要搞西方模式，对改革的干扰很大。从事改革的同志，也有不清楚的认识。
　
在这个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传达了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学潮问题的意见。他说，书记处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不会发生大的动乱。闹事的，只是少数搞自由化的人，少数“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现在没有动乱的基础，首先中央是团结的。书记处的结论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慎重对待。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也讲了话。他说，重点是北京，北京闹不起来，全国就乱不起来。要争取大多数人，孤立与暴露坏人。明年还会有这样的事情，要积累经验来进行这场斗争。
　
面对社会上声势越来越大的学潮，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政改办）工作的鲍彤和政改办的研究人员们都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由此引起局势变化，特别是高层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以至影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发生变化。笔者当时也在政改办工作。身处中央高层机关，一方面通过不同渠道能够了解一些高层动态，另方面也有着特殊的政治敏感。作为政改办的领导者，鲍彤可能比我们普通研究人员了解更多，担心也更多。为了缓和学潮，让学生和青年能够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他决定以个人名义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社会主义的幼驹与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在他写作过程中，笔者就看到了稿子。鲍彤确实是文字“大家”，文章通篇没有口号式的语言，不是板起面孔，以大道理去教训人，而是以平等商量的口吻，循循善诱，入情入理，文笔生动，不落俗套。文章几天以后发表在1987年1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赵紫阳在后来几次会议上都表扬了这篇文章，说它是近来少见的能让人读得进去的好文章之一。
　
12月2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召开全体会议，传达了两天前中央三直机关党委联合会议上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的讲话，并介绍了学潮的最新情况。之后，办公室研究人员围绕学潮问题开始了内部讨论。讨论由鲍彤主持，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的讨论，紧密集中在鲍彤提出的“围绕学潮，联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发了言。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学潮中个别坏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宣传过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一些人对政改的疑问；也不应因学生提问题的方式不对，就抹杀其中合理的成分。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没有理顺，基本目标还没有解决，学生着急可以理解，不应该完全归结为坏人捣乱，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把学潮看成是不正常的东西，共产党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不能怕学生运动。学生大部分是爱国的，应该肯定。但是应该看到他们不了解情况又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应该研究学生当中有哪些要求是值得思考的，合理的，坚定我们改革的信心。这么大的一场社会变革，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是不可避免的，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社会震荡也不可避免。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党虽然提出来了，但从宣传舆论引导上还不够，本来可以抓住民主自由这面旗帜，把它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讲清楚，我们不去讲，使一些人凭空想象，胃口就会吊得很高。
　
在大家发言结束后，鲍彤发表了他的看法，一口气讲了16点，大意如下：
　
（1）对学生事件要做冷静的质和量的分析，中央书记处对学生事件的分析是恰当的，处理方针也是正确的。这次，是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中等程度的社会震荡，不必惊慌。
　
（2）这次事件，对我们研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很有启发。必须正视政治体制改革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设计方案不能轻率，给社会造成过高期望值。必须坚定改革，因势利导。改革是减少此类震荡的根本条件。
　
（3）坚定的推进改革，是大的决策，不要因一时一事而改变。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央根据长远的全面的利益做的决策，不应该受到学潮这种偶然事变的干扰。
　
（4）所谓坚定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要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创造一种安定团结的机制，通过多种矛盾的相互制约，来达到安定团结。
　
（5）要使不好的事情转化为好的事情，消除它的负面作用，加强它对改革的推动作用。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背离了它的出发点。
　
（6）对青年学生要有个基本的估计，他们不是异己分子，不应该怕他们。应该保护他们的民主意识，使之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力量，引导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7）也不能否认学生中有盲目性，这不可避免，正像我们党在工作中也有盲目性一样。学生会从中得到教训，会懂得搞运动无助于民主政治建设。建设民主政治要以安定团结为前提，以长治久安为目标。自由和民主都是有规范的，他们要有社会责任感。
　
（8）学潮中有一种人值得注意，就是爱出风头，危言耸听，好出奇谈怪论的人。这种人不一定是别有用心的，而是爱出风头。应该有一种机制，使少见多怪变成见怪不怪，我很赞成社会应该有个排气阀，有个正常状态下的防震机制，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我们不一定能改变这些人的思想，但可以得到教训，找到一种机制。
　
（9）现在的中央领导比毛主席要高明，能注意到划清合法和非法的界限。合法的东西，尽管你不喜欢但也要学会容忍，对非法的要给予法律制裁，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10）通过这次依法处理学潮，会推动我们健全法制和依法办事。
　
（11）在领导方法上，地方和基层组织也有进步，过去是站在学生和群众的对立面，现在一些地方第一是表示不赞成，第二是可以参加进去，在内部做工作，这证明还是有效的。
　
（12）这次学潮，对克服官僚主义也有好处，至少对官僚主义有所震动，使他们有所顾忌。
　
（13）当然学潮的处理当中也有缺点，就是我们的工作还跟不上，党、团的基层组织都相当脱离群众。党、团组织如果不脱产，可能会更好些。如果因为这次学潮，就增加多少脱产政工干部，必然会适得其反。新时期思想工作要有新方式，新内容。要有治国安民的新措施，要考虑怎样才能使党组织既加强了对群众的引导，又不站在群众的对立面，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14）我们的新闻界严重的不适应，在这方面，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国民党并不封锁消息。在这个问题上，慎重是对的，但要想点新办法，各大城市的党委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恐怕还是要报道，可以在本市报道，不一定全都由新华社通稿。到底是讳莫如深好，还是公开各种意见让大家思考好？封锁不住又不采取对策，这不高明。
　
（15）应该有一种根本的引导。同志们提出的可否把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已经确定了的东西，通过一定渠道发布一下，当然这要由中央拍板。但一个根本的引导可以做，比如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教育宣传。如何说清楚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一篇大文章。不要把社会主义说得十分完美，当然也不是一无是处。
　
（16）对于群众闹事，要有一个长期的精神准备。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我们会更成熟，群众也会从事件中吸取教训，更重要的是，领导要吸取教训。我们不怕出这种事，怕的是学不会吸取教训，如果吸取了教训，那么我们就成熟了。
　
政改办这次会议的意见，会后由综合组整理上报给了赵紫阳和中央研讨小组。但是，也许政改方案设计者们的这次努力，要劳而无功了。
　
学潮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党内的一些元老和“理论家”们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对学生手软。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该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狠。”邓小平点名批判了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说要坚决把这些人开除出党。接着，邓又说：“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批到了胡耀邦。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还强调，“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邓小平还特别对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大段看法。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分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都不如，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说的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学潮讲的，这些话也都是他的一贯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就不能不含有警示的意味。实际上，他也是在给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赵紫阳敲警钟。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对胡耀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据杨继绳在他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披露，赵紫阳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他认为胡下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如果将来老人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泛滥。他曾经让胡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说：“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
　
引发邓小平不再信任胡耀邦的第二件事，是胡耀邦1985年5月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次访谈长达两小时。在陆的提问下，胡耀邦谈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情况。陆铿回去后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从而在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想把他换下来。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十三大后邓小平退休。这种说法流传的版本很多。但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直接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笔者认为，赵紫阳这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邓没有这么狭隘”，未必其他老人们也那么“伟大”。胡耀邦一句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老人们刚刚平反和重返工作岗位没有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呢。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就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们的利益，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原来考虑到十三大让胡“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学潮的出现和发展，让他们不得不“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在受到“反自由化不力”严厉指责后，胡耀邦“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牵累，他彻夜难眠”。经过反复思考，1月2日，胡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1月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此后，邓小平建议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1月10日至15日，生活会由薄一波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集中批评了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特别是胡“只反左不反右”的问题。胡耀邦违心作了题为《我的检讨》的发言。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四项决定：一，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二，一致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三，保留胡耀邦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四，以上决定提请下一次党的中央全会通过。据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会议公报说，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上有失误。”
　
1987年的1月，风云突变。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迅速席卷全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遭遇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
　
二、邓小平的“左右互搏”
　
1986年12月27日，赵紫阳在听取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起草汇报时谈到，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各种利益集团；改革，就是要调整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使之更有利于社会发展和长治久安。
　
那么，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是什么？就是中国共产党本身。它的最根本的利益，就是要保证它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垄断。如果事实不是如此，如果真的像它自己所宣称的那样，党是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利益的代表，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那么它就不会如此坚持一党独占政治权力，而会把选择执政党的权利交还给民众。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一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任何人背离、反对或是企图改变中共的一党集权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都不会容忍，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进行打压。胡耀邦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一旦发现，或者认为胡所执行的政策会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搞下台，虽然胡是他们政治上的恩人，在几年前曾经为他们平反，使他们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几年后赵紫阳总书记的被罢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从邓小平的思想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所谓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那一刻开始，这一格局就已经奠定了。邓小平本人曾多次讲过，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的老东西，不是他的新东西。他之所以重新强调老东西，是为了寻求与毛泽东时代对接，为共产党延续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他的新东西，是他的旗帜。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他绝不容许在他手中葬送共产党的政权；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国家。这两条底线，都是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即巩固党在中国的统治地位。每当他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的这两条政治底线，后来经过赵紫阳和鲍彤的加工概括，成为十三大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中的“两个基本点”。
　
但是，邓小平也认识到，党的领导要坚持，但党的领导体制，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必须改革。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旧有的领导观念、领导方式、领导体制都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坚持下去，只能再次将中国引向灾难。改革，是邓小平，也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这也正是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改善这个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仍然在于加强。为此，他一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自我完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一场改良。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思想的“两个基本点”。
　
“两个基本点”，实质上，是当年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翻版。张之洞认为，“中学”必须坚持，这是不能动摇的；而“西学”也必须引进，为我所用，这二者并不矛盾。只有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老佛爷的领导才能坚持，大清的一统天下也才能不改变颜色。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可以发现，邓小平同样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方面都必须坚持，而且是可以兼容的。他要用四项基本原则来规范改革开放，同时用改革开放来保证他的四项基本原则能够坚持下去。违反了二者的任何一点，都不符合邓小平思想，都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事实上，在这“两个基本点”的执行过程中，二者往往会发生剧烈的冲突。从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冲突就伴随着全部的改革历程，直到1987年年初这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发生。
　
“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冲突，反应到党内，就产生了人们常说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改革派”是党内的开明派，大多是处在第一线，而又相对年轻的党的领导者，他们并不一定是主张否定党的领导，但他们有强烈的改革意识，他们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往往触及–或者被“保守派”认为是触及了–四项原则的底线；而“保守派”则是代表了传统理论和观念的政治集团，他们大都是党内的“理论家”或是元老，掌握着意识形态的控制权。他们也不一定是完全反对改革，但是每当“改革派”提出或者推行一项重大的改革政策时，他们所处的政治派别和政治观念就要求他们出来质疑或是提出不同的意见。每当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一些被他们认为是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地位的“杂音”时，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进行反击。
　
杨继绳在他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对中共党内高层这种矛盾心态和左右相互矛盾的政策的产生根源，有过一段分析，笔者基本是赞同的。他说：“学潮，实际是政治风潮。每一次政治风潮，的确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现行的政治制度的力量起作用。现行制度有问题，有人反对是很自然的事。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制度中的问题，群众中有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的积累，加上西方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现行政治制度，群众中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想从根本上否定，一是希望加速改革。开始，前一种态度是少数，随着腐败日益严重，政治制度中的弊端日益显露，而政治体制改革又停滞不前，很多寄希望于改革的人失去了信心，逐渐变成前一种态度。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来看，他们不是不知道现行政治制度中的大多数缺陷，他们也想通过改革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社会上的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潜在力量，怕改革步子太大会丧失共产党的领导权。所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一激烈，政治体制改革就停顿。但是，要从根本上稳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必须改革。因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压下去以后，就要着手政治体制改革。而一提政治体制改革，‘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乘机抬头。从根本上说，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要废除‘一党专政’。否定共产党领导（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结果。所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一次又一次地冲突。”
　
而认为“两个基本点”相互间并不矛盾的邓小平，作为这场改革的发起人和掌舵人，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往往就扮演了一个“裁判”的角色。因此，他不得不根据改革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会儿强调这个“基本点”，一会儿强调那个“基本点”。每当改革开放遇到阻碍甚至停滞时，他就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过了界，超出了他划的框框，他就出来灭火，支持反对“自由化”，从而形成了改革年代中共政策的摇摆性和政治斗争的周期性。对此，邓力群在他的《十二个春秋》中有一段话说，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应该说，这种说法是接近实际的，在1989年以前，大体如此。对这种执政党在政策上的周期性的左右摇摆，笔者称之为邓小平的“左右互搏”[④].
　
但是，邓小平对“左右互搏”的双方，并不是完全公允的，对他说来，“两个基本点”当中，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在经济改革上，他却是不惧怕借鉴吸收西方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认为可以为我所用。就在12月19日，社会上的学潮已经达到相当规模，整个中央高层都在为此惴惴不安的时候，邓小平在听取紫阳等人对1986年的经济工作的汇报时插话说：我们坚持改革和开放的调子没有变。他说，债券等经营方式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都是发展生产力的，谁用的好就为谁服务，在这方面，还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但在政治改革上，邓小平则将其严格限定在行政改革的框架内，一再强调要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强调不能搞“全盘西化”。
　
2016-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