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红二代”美国出书 揭秘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始末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受审场面。(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05日讯】最近,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China Duel》(中国对决),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周永康政变败露 胡锦涛调兵包围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书作者向阳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辈在政界、军界身居高位,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创新始终是新经济的灵魂所在,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在赶超之中模仿学习,如近年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讨论也重新开始。而家庭和教育体制也是阻碍中国创业文化发展的两大因素。中国政府呼吁国家建设创新驱动型经济,于是各地方政府开始大量以支持创新为名进行楼房建设。近五年,科创中心数量翻番至约五千座,但地方政府却面临着空有科创中心,却无科创人员入驻的问题。
据路透报道,中国政府号召全国自上而下建立创新型经济,这导致地方政府争相以支持创新之名兴建新楼。
根据互联网研究公司iiMedia的数据,创新中心像雨后春笋一样在中国各地涌现,而且未来五年其数量料将增加一倍多,达到将近5,000个。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家不来入驻。
很多创新中心位于中国较小城市或城镇,不是吸引初创公司的理想地区。在这些地方,初创公司找不到销售产品的市场,也缺少一个包含供应商和企业家同行的业态环境,而且这些中心一般来说只提供办公桌、电话等最基本的设施。他们也没有金融、科技或营销等方面的专业支持,而这些正是很多初创公司所需要的。
iiMedia称,多数创新孵化器的租用率不超过40%。
其结果就是:正如之前的钢铁、主题公园以及房地产一样,中国正面临创新中心过剩;自上而下的政策乌龙重演,将留下一大批白象工程(即昂贵无用、华而不实的政府工程项目),也将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
“泡沫风险极大,”耒来科技的合伙人石继强称。
“这既是对政府的考验,也是对创新领域管理人的考验…企业家不够多。”
中国工信部对此不予置评,而国家发改委也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政府认为,其发展模式在基础设施和不动产方面运转得很好,使中国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这种发展模式能够打造成功的高科技创新企业。
在“大众创业”和“互联网+”的口号之下,政府倡议在全国建立创新中心,希望能为下一个马云的出现创造条件。
政府鼓励大学生、甚至是农民工自主创业,希望中国能转型为高科技经济体,减少对基础制造业的依赖。
iiMedia称,各地创新中心的资本中有近80%来自政府或大学,或两者兼而有之,在中国大学是由政府支持的。
“无论在何种市场,你希望作决定的是专家,而不是某些技术官员或官僚,”风投基金SOSV的投资合伙人William Bao Bean称,“不要指望在以政府为基础的决策机制中能诞生大量成功的企业。”
对企业开放
中国河北省怀来县沙城镇响应北京的创新号召,建造了25层楼高的双子塔–一个用作办公地,一个用作创新中心。
不过,这座为潜在初创企业提供办公桌、一段时间内房租水电免费的创新中心现在却是空的。楼内的地面上落满了垃圾和灰尘。
与中国工业中心地带的其它城镇一样,沙城正受到政府推动的削减工业过剩产能的冲击。玻璃、水泥厂、煤矿和钢厂纷纷关闭。
在沙城镇内并没有多少中央政府倡导的创新活动迹象。该镇经济开发区的一个围墙上挂着一条写着“大众创业”的标语,但当地人表示他们并未看到任何推广创新中心的活动,总之他们感觉这栋大楼与自己无关。
相反,他们认为该中心是为了从北京吸引学生和企业家。沙城到北京坐火车大约需要四个小时。
“我不会考虑自己创业。这需要资金。而对像我一样的人来说,实际上选择不多,”现年30岁、在创新中心附近管理一家卫浴装饰店的刘海洋(音译)表示。
沙城镇政府和经济规划部门拒绝置评。
当地居民表示,直通北京的高速铁路于2019年完工,到北京通勤时间将缩短为半小时,希望到时候经济运势能够有所改善。
“孵化器正在亏钱,”一名在地方政府有良好关系的商界人士表示,他要求匿名。“但是我们是在放长线,希望这么做能够创造出一些为地方带来税收及就业的公司。”
其他地区,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将闲置的办公空间改造为创新中心。在距离北京不远的天津于家堡经济特区,政府已经为11家孵化器划设了5.5平方公里的区域,另外至少还有四家孵化器公司准备登场。一名行政助理表示,当地最大的孵化器的入驻率只有三成。
地方政府官员杨德洪(音译)表示,“这些办公大楼都已经盖好了…我们也有可能使用这些大楼,协助新创企业降低成本。”
另一名地方政府官员裴磊(音译)补充道,“并赶上这波创新政策。”
不计成败
多位风投人士表示,草创公司通常会往那些已经成立且运作良好的育成中心集中,或者是会移往那些他们可以找到本地市场、人才、专长、及同行企业家等因素组合的地方。
这通常意味着珠海、北京、广州、上海和深圳五个大城市位列中国初创企业城市排行前茅。
“能够预测某个地方出现初创企业,或者每个地方都碰巧有一个有了资金就能成为下一个阿里巴巴的初创企业,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一家中国风投公司–启明创投(Qiming Venture Partners)创始人Gary Rieschel说道。
初创企业专家称,其它更多的基本因素抑制了中国创业文化的发展。
即便在有大学的城镇里,年轻的中国人也经常迫于父母的压力而选择更为稳定的工作,如政府或民营企业中的工作。自己创业被认为风险太高。
北京一家私营共同工作空间(co-working space)的首席执行官(CEO)Bo Yiqun称,中国的教育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注重机械学习,也阻碍了有创新想法的人的发展。
“创新与教育相关,”他表示。“如果教育水平不提高,我们就不能期盼创新能迅速跟上。”
即便万事俱备,如果政府官员与以前的创业者或风投资本家联手,政府的努力或许有更大机会获得成功,中国加速(Chinaccelerator)的宾威廉说道。
“虽然不是全球的情况都如此,中国也一样,但做投资决定的是政府本身,”他说。
来源:路透社
2016-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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