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大陆经济学家直言，中国经济存在的诸多问题令人不安，但归根到底就是体制方面的问题。中国国有企业在国有产权制度下，无心踏实进行实体经营，内部搞权力争斗、交易过程恶性竞争丧失道德，最终导致严重亏损，所以只有进行彻底改变才能达到效果。
　

《纽约时报》报导表示，中国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非常严重。（Getty Images）
《纽约时报》报导表示，中国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非常严重。（Getty Images）
　
凤凰财经6月9日引述大陆经济学家张维迎的文章《中国经济存在哪些致命的问题？》提到，中国经济一直存在重复建设和兼并困难、企业内部权力斗争、恶性竞争、商业道德差、难以吸引投资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根本归因为国有产权制度。
　
公开资料显示，在中共的规定下，大陆国有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全归政府所有、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由政府按其意愿投资和控制。而在国际惯例中，国有企业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有资产投资或者持股超过50%的企业。
　
张维迎在文章中说，这种“国有产权制度”导致企业高管不关心经营成本、企业亏盈，国有企业成了人们追求个人权和利的场所，直接导致企业信誉低下、恶意竞争、连年亏损。
　
中共治下的国有企业成了权力斗争的场所
　
由于大陆国有企业全部资产归政府所有，所以从利益角度来讲，大陆国有企业的高管无法像西方企业一样随着企业利润上升而获得更多货币利益。但是他们却能利用地位和权力，从企业资源中获得难以用货币衡量的个人利益，文章将之称为“控制权收益”。
　
所以，国有企业重复建设的现象严重，且兼并困难。文章举例说，比如汽车制造厂只需要五个就可以，但却很可能建了五百个，因为多办企业可以安排更多的企业经理职位。但是如果兼并则意味着企业数量的减少，也就是企业高管人数减少，所以实行起来非常困难。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出版的《经济伦理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一书中表示，十多年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国有企业资源流失的情况却愈发严重，亏损企业的经理发大财的现象在中国到处可见。
　
张维迎在文章中还表示，国有企业的高管们明白，只有掌握了在企业的权力，才能获得个人好处，但是在大陆，他们为了自己的“控制权收益”，能做的通常是争权夺利，而不是改进企业业绩。
　
如果是在私营企业，要获得控制权，需要买下股票，要付出代价。但是在大陆国有企业，这却变成了政治斗争，“中国的国有企业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而且这种内耗在中国企业中是一个普遍现象。
　
恶意竞争、商业道德低下分析：需要彻底改变
　
文章中表示，恶性竞争是指许多大陆国有企业的产品价格定得低于平均成本，甚至低于边际成本。其中的原因如前所述，国有企业高管不关心成本，因为成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由政府买单；不关心业绩，因为只要能把东西卖出去就可以得到好处。
　
所以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军工企业用生产飞机的原材料生产自行车和电冰箱，投放到市场上，这其实与恶性竞争是一样的。这种做法造成资源的过度浪费，而且与市场竞争完全不相容。
　
谈到商业道德问题，张维迎在文章中表示，其实中国古代是非常讲究诚信的，那时没有中央银行监督，但商人信誉非常好，但是现在“中国的商业道德是非常差的，讲信誉的人实在太少了”。
　
糟蹋中国人的信誉和商业道德的还是国有产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家都搞一锤子买卖，骗了一把算一把”，谁也不去想企业明天的利益，只是为了争夺今天自己的利益。
　
而私营企业即使不想继续经营，也要建立良好的信誉，将来转让时可以有一个较好的价钱。所以文章中说，“当我们用一把火烧掉了地契的时候，也就烧掉了中国人的道德基础，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烧掉容易，恢复起来谈何容易”，所以必须彻底改变。
　
《经济伦理与近现代中国社会》一书中也表示，在中国存在道德缺失的问题，中共一贯用“我们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以及平均主义来灌输给中国人，这实际上是在否定劳动应该获得财富的可能性，也是在藐视个人的经济权利。
　
几代中国人在这种思想的灌输下，对如何获得财富这一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模糊。当中共所谓改革开放之后，贫富差距加大，充斥着上述思想观念的、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数亿中国人，很多人在物质面前呈现出一种道德缺失的状态。
　
张维迎在文章最后说，在中国，个人的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比如投资后的收益最终能否归自己所有、投资后是否有随便改变规则破坏产权的情况等等，这些都令投资者缺乏安全感，所以大陆国有企业难以吸引到投资，而这也是归因于国有产权制度。
　
来源：大纪元记者李默迪综合报导
　
2016-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