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江泽民架空朱镕基　国企改革遗祸至今

2016-06-08 2016-06-08 3535 0 Comments

东北大衰退已成为中国“揪心”的问题，肇因于国企的腐败和衰落。十多年前千万工人失业，下岗潮席卷东北，那是东北转死为生的一次机会，但改革不彻底，很多大型国企遗留下来，今天再度祸起萧墙。
　

中石油登上《金融时报》发布的“全球五百强”排名榜首，但绝大多数的网友对此的评论都是质疑、讽刺甚至强烈批评，其中相当一部分指向了垄断问题。图为北京一处中石油的加油站。(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一谈到国企改革，大家都想到朱镕基上世纪90年代末大手笔的“下岗潮”。但是从1999年开始，朱镕基的经济大权就被江泽民架空。江亲自主导国企改革，改变朱镕基的既定政策。此后的国有企业，一路膨胀成为垄断企业，成为江泽民集团和腐败分子掠夺百姓和敛财的国家机器——这在周永康、蒋洁敏等腐败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本文分两篇披露其中的黑幕，第一篇《东北大衰退国企腐败成千夫所指》，第二篇《江泽民架空朱镕基国企改革遗祸至今》。以下是第二篇。
　
朱镕基恶斗江泽民
　
朱镕基上世纪90年代末那次改革为什么不彻底？大陆学者和媒体语焉不详，不敢再说了。这要从朱镕基和江泽民的矛盾说起。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的权力极速膨胀，既掌军权，又是“党核心”，唯一不能插手的是“经济沙皇”朱镕基手上的经济决策权，这是江无法容忍的。
　
1998年3月朱镕基当上国务院总理，开始全面推行国企改革、“三年脱困”等计划。所谓的国企“三年脱困”如期完成，但据中共劳动人事部门的统计，1998年、1999年、2000年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在600万左右，引起不少反对声浪。
　
1999年上半年，江泽民开始系统地插手经济，先是金融、农业、扶贫，然后是国企改革、加入世贸等等。
　
1999年4月朱镕基访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事未获美方支持，一个月后更发生美国战机炸毁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江泽民就以此为借口，削夺朱的权力。
　
1999年4月25日，朱镕基接见到中南海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代表，双方圆满达成协议。朱镕基的开明让国际社会赞誉，江泽民却恨得咬牙切齿。据《江泽民其人》描述，在第二天的政治局会上，朱镕基对江处理法轮功问题表达了不同意见。江一下子站起来，指著朱镕基的鼻子喊道：“糊涂！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啊！”
　
朱和江的矛盾还不止于此。1999年4月，朱镕基以沿海地区走私活动猖獗，影响国家税收、破坏经济秩序为由，成立专案组调查，不久揭发出远华案。赖昌星得到公安部高层通风报讯，全家及时逃往加拿大寻求政治庇护。赖昌星在加国披露，他得到江泽民秘书贾廷安及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等支持，才能走私大量石油、私家车等战略物资。
　
江泽民猛力阻挠朱镕基。一方面阻挠引渡赖昌星，一方面以受贿罪拘捕朱镕基亲信、中信集团董事长朱小华。那次围绕赖昌星的江朱斗，最后以江得势告终。不仅赖昌星没被引渡回大陆，江的六名亲信，包括贾庆林，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中顺利晋身为政治局常委，而朱镕基黯然退下，朱小华被判监15年。
　

Chinese Premier Zhu Rongji responds to a journalis

　
朱镕基曾发誓改革和反腐，可惜都给江泽民搅黄了。
　
江泽民接管国企改革内幕
　
宗海仁所著的《第四代》一书披露了江泽民全面插手经济领域、架空朱镕基的细节。1998年底，有人开始向江泽民告状，说朱镕基国企改革方案得罪的地方和部门太多，是“只救好不救坏，只管大不管小”。
　
江泽民在199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1998年扭亏解困第一年，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形势并不乐观。亏损面由1997年的39.1%上升到1998年的43%。”
　
随后，江找朱谈了一次话，名义上是“1999年你全力以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管住金融，国有企业改革我可以和邦国（时任副总理的吴邦国）一起抓。”于是，从1999年4月到8月，江泽民先后在成都、西安、武汉、大连主持召开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系列座谈会，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并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专门作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决定。结果是，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朱只有建议权，无最终拍板权。
　
决定国企改革方向的关键一年是1999年。在人民网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99年》中，一整年没有朱镕基的名字出现。相反，它记载了4月17日—23日，江泽民在四川对国企改革与发展进行调研并讲话。8月11日—12日，江泽民在大连主持召开东北和华北八省区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讲话称“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占支配地位”。9月19日—22日，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会议确定了“从1999起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指导方针”。这次决议就是按照江泽民几次座谈会定调的。11月15日—1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江泽民在会上又发表讲话重复自己的定调。
　
《第四代》一书中说，“这个本来由朱镕基亲自决策、组织实施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被江泽民全面接管过去，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并在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对江泽民主持的这个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朱镕基基本上被排斥在一边，江要朱就方案提意见，朱只批示“已阅”，未提具体意见。
　
“所以，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是预料中的：迄今为止，中国相当一部分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仍在死亡线上徘徊，产权不清晰，事权划分不清，职工利益不能保证，社会福利制度明显脱节。”
　
江、朱国企改革思路南辕北辙
　
从朱镕基、江泽民的相关谈话中，也可以分析出二人对国企改革的思路大相径庭。
　
朱镕基曾多次在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介绍浙江的经验，称“浙江是国有企业比重最低的省份，浙江的经验值得考虑”。他说，“浙江在改革开放以来走了很独特的道路，国有企业只占10%，比重很小⋯⋯但经济持续发展，老向姓生活显著改善。有的地方国有企业占70%—80%，搞得轰轰烈烈，但老百姓生活没有改善，直至穷困。浙江这个经验值得考虑。国有企业比重不高，但没有影响政府领导地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什么不好？”
　
凤凰网2013年7月刊登了一篇文章：《为何600万下岗职工里部分人对朱镕基有怨言》。文章中也可以看出朱镕基对国企改革的思路以及如何看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
　
“要创造条件，使企业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不能再由政府各部门用行政干预来代替企业作生产经营决策。”
　
“我们提出政府机构减员50%不是没有根据，政府不直接管企业了，管理机制、工作方法都要从根本上改变，人就可以减下来。”
　
而江泽民在1999年多次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家引导、推动、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必须占支配地位。”
　
“要进一步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它们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在国有和国有控股公司中，党委负责人和职工代表可按照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还可按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董事长、监事会负责人和总经理可按党章和有关规定进入党委会；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由一人兼任。通过这些措施，形成公司对重大问题的统一决策机制。”
　
从上面看，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思路完全不同，江是从政治的角度谈经济，从社会稳定的角度谈发展，从中共领导的角度谈管理。而朱则是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从市场经济规律、国有企业内在变化的角度看待改革。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江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对国有企业加强“党的领导”。由此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思路直接导致了今天国有企业垄断、腐败的局面。从江接手以后，国有企业一路膨胀成为垄断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很少被提起。那时候下岗潮席卷东北，国企本来有机会转型，那是东北转死为生的一次机会，可惜改革不彻底，很多大型国企遗留下来，今天成了巨大的包袱。
　
第二个问题是，江泽民由此可以随意“按照党章”指定国企的头，包括他的亲信、他的儿子都可以捞利益。照朱镕基的市场化思路，官二代们都捞不到钱了。
　
江泽民打国企改革旗号怀贪腐私心
　
1994年，江绵恒用数百万人民币“贷款”买下上海市经委价值上亿元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简称：上联）而开始他的“电信王国”生涯。表面上“上联”是国企，但实际等于江绵恒的私产。
　
江绵恒以上联为个人事业的旗舰，坐镇上海。由于他是江泽民的儿子，所以要钱有钱，要权有权，做生意包赚不赔，海外华裔和西方商人包括雅虎掌门人杨致远等纷纷上门拜访或投靠，几年时间江绵恒已建立起他的庞大的电信王国，2001年上联和上联控股的公司已有十余家，如上海信息网络、上海有线网络、中国网通等。业务相当广泛，如电缆、电子出版、光碟生产、电子商务的全宽带网络等。
　
在没有“中国网通”之前，江绵恒是“网通”老板，他扬言说要吞并“北方电信”，其实他没有能力收购“北方电信”。江泽民在2001年亲自下令中国电信必须一分为二，分为“北方电信”和“南方电信”，把“北方电信”十个省固定资产白白送给“网通”。
　
还有一件众所周知的丑闻，2000年9月，江绵恒和台商王永庆的儿子宣布合作搞宏力微电子公司，总投资六十四亿美元，号称合资。但据王文洋透露，实际上他一分钱没出，全是江绵恒从银行弄出来的钱。所以有人说“银行的钱就是江绵恒的钱”。
　
江绵恒倒腾国企的钱，手法类似已曝光的周永康家族的手法。大陆媒体称之为“有后台的非典型财路”：利用各种合资、投资案，转移国家资产到私人的口袋当中，有时通过亲友作为白手套。
　
江家财富暴增时期，正是在江泽民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主导国企改革之后。
　

　
国企成江集团敛财工具
　
2002年江泽民退下以后，架空胡温，仍操控党政军大权。江泽民集团顺势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长达二十多年，央企和国企几乎成了江派利益集团的摇钱树，他们从中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疯狂捞钱，让老百姓买单。
　
如江泽民家族把持电信行业，江泽民的心腹曾庆红、周永康先后把持着石油行业，江派大员李长春家族、现常委刘云山家族分别染指文化业和金融业，江派要员刘志军此前一直把持着铁路系统等。
　
以周永康为例，他在石油系统三十多年，经营出一连串的金脉与人脉。在2013年爆发的“中石油反腐案”中，中石油子公司“四川华油”、“北京鸿丰投资”在2007年共同出资成立“四川邛崃市鸿丰钾矿肥有限公司”（简称：鸿丰钾肥），而“鸿丰投资”的第二大股东“北京宏汉”则是由周永康的弟媳周玲英、侄子周峰所控股。“四川华油”将《采矿许可证》作为入股“鸿丰钾肥”的注资，账面价值计算为3千万，只占“鸿丰钾肥”10%的股份。但单看采矿权的价值，以平落坝的采矿权为例，当出入股的账面价值仅有300.41万元，估计市价却是高达7亿以上，这当中6亿多的落差，便落入股东们的口袋。
　

　
至于东北当地官员的腐败程度，看近期落马的官员名单就知道了：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原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原省政协副主席陈铁新、原省政府副秘书长魏俊星、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沈阳市原检察院检查长张东阳、大连市原中法副院长李威、鞍山市原中法副院长宋景春、沈阳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陈长林、沈阳市原副市长杨亚洲、铁岭市原市委副书记林强、鞍山市原市委书记谷春立，还有此前锒铛入狱的薄熙来和叛逃使馆的王立军。2001年宣判的“慕马”大案，更把沈阳几乎所有的委办局一把手全都涉入其中。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正是这些硕鼠们肆无忌惮地侵吞国有资产，加上计划经济的崩溃、国企衰败，导致东北三省再次陷入大衰退，买单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江泽民怀有贪腐的私心，使得国企改革变成了一个贪腐的盛宴，也给中国经济埋下极大的祸根和陷阱，把胡温、习李两届领导人都推入国企的困境中。”
　
来源：大纪元记者唐青报导
　
2016-06-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