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7点，刘晨曦被手机闹铃叫醒，紧张而疲惫的一天又开始了。在这间不到10平方米的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从来没有清晨的阳光告诉他时间，每天叫醒他的只有单调的手机铃声，在公共的盥洗室里简单洗漱之后，他空着肚子走出楼门，深深吸气。虽然是个有雾的日子，空气并不干净，但在他看来，已经比地下室常年混浊的空气清新很多，他在小区门口的早点摊上买了一张鸡蛋灌饼，向公交车站走去。到北京一年多，刘晨曦的每一天几乎都是这样开始的，他在这个城市的家位于宣武门北侧一片回迁楼的地下室，每天早晨，从这个通往地下室的楼门会走出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背着包匆匆忙忙去赶公交地铁上班。附近的居民很少和他们交往，没人关心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更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曾经是很优秀的学生，甚至有的拥有硕士学历。他们，被称为‌‌‌‌“硕蚁‌‌‌‌”，硕士蚁族，或者叫做蚁族二代，升级版蚁族，等等。高学历和困窘的生活，成为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无奈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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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得知这片小区有‌‌‌‌“硕蚁‌‌‌‌”的存在，还是出租地下室的老板无意中透露的，老板有些炫耀地表示，这里房子很抢手，因为‌‌‌‌“人员素质高，有大学生，还有硕士生呢‌‌‌‌”。刘晨曦是一个温和而沉默的年轻人，对陌生的来访者表现出很好的教养和礼貌，但是说到硕士学历，他显得有些羞于启齿，连连表示，当时只是为了租到房子想取得老板的好感才这样说，‌‌‌‌“其实学历根本不值一提，在这里，没人看这个。‌‌‌‌”刘晨曦租住的是这里条件比较好的一种房子，10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一个简易折叠衣橱，和一张桌子，‌‌‌‌“一个月1000元，包上网、水电费，每月结账，不用预付，在二环内这已经很不错了。‌‌‌‌”地下室里长长的昏暗的楼道，两边分布着数十个这样的小房间，有两个比较大的公共盥洗室和卫生间，开着门的时候会闻到一股很明显的厕所味道，关上门，就是自己的小小世界。‌‌‌‌“我租过那种4人一间的宿舍，人多太乱，我喜欢独处，地下室也无所谓。‌‌‌‌”刘晨曦的工作单位在西四，从这里坐公交车大约半小时，他甚至很庆幸租到这里的房子。他硕士毕业后来到北京已经漂了两年，现在在一家规模不大的食品企业做化验员，‌‌‌‌“算是稳定下来了，好歹和专业还有点关系。‌‌‌‌”
　
刘晨曦今年27岁，来自山东济南附近农村，在济南一所大学上的本科和硕士，他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生，家里一直以他为自豪，‌‌‌‌“硕士读得很辛苦，由于新建学科，设备仪器都不到位，那些实验仪器说明书我们得自己看英文文献，看了不下几百篇……‌‌‌‌”终于熬到毕业，然而真正的挫折才刚开始。‌‌‌‌“因为父母都是农民，没有任何关系，我在济南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找工作，才发现这个专业的就业范围很窄，一听硕士毕业，人家就说，小公司，不需要硕士的，简历都不需要投了。‌‌‌‌”碰壁很多次之后，师兄给了他一个建议，让他去一线大城市碰碰运气。就这样，刘晨曦开始了北漂生涯。
　
到了北京之后，他才发现父母不断向亲朋好友炫耀的他的硕士身份在这里是多么不值一提，‌‌‌‌“随便哪个招聘会，满眼都是硕士，博士海归一大堆，比完学历，还要比学校，比专业，比工作经验，总之，现在用人单位的招聘门槛太高了，我们这种外地普通大学的硕士生没有太大竞争力。‌‌‌‌”由于坚持要找对口的专业，刘晨曦在北京度过了半年近乎流浪的生活，‌‌‌‌“其实对来北京期望还是挺高的，不想随便凑合找个工作，将近半年，靠以前攒的一点钱生活，住过400元一个月的上下铺，后来，连这个也快负担不起了。‌‌‌‌”就在快变成‌‌‌‌“赤贫‌‌‌‌”的时候，他找到了现在这家食品公司，‌‌‌‌“做化验员，基本对口，虽然是私营企业，但看上去还算正规，上完保险之后月薪起步2500元。‌‌‌‌”让他觉得有些不平衡的是，公司新聘的员工起薪都是2500元，无论本科还是硕士。‌‌‌‌“一个研究生2500元起薪对于刘晨曦来说现在已经能够欣然接受，‌‌‌‌”只能调整心理落差，从最低干起。‌‌‌‌“他的淡定还来自于对比，同样住在地下室出租房的另一名‌‌‌‌”硕蚁‌‌‌‌“，来自河南的陈桐，境遇比他还要坎坷，俩人虽然碰面不多，但经常发一些‌‌‌‌”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和刘晨曦不同，陈桐的研究生是在北京一所高校上的，在北京生活的时间也更长，可为什么总是找不到合意的工作？他把这归结为‌‌‌‌”选错了学科‌‌‌‌“，‌‌‌‌”我是法学硕士，而且是一所工科院校的文科类硕士，注定了先天不良！‌‌‌‌“‌‌‌‌”现在光拿出个硕士学历没用，人家要查你三代，用人单位会看你本科是否身出‌‌‌‌‘名门’，第一学历仍然是考察重点，学校的档次也很重要，一些单位招聘简章上直接写着：非‌‌‌‌“985‌‌‌‌”（1998年5月提出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高校硕士简历不收，像我们这种工科院校所办文科专业就业‌‌‌‌‘压力山大’。‌‌‌‌“陈桐坦言自己的硕士学历‌‌‌‌”含金量不高‌‌‌‌“，当初在河南一所普通本科高校毕业之后，他对当地的工作环境不满意，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北京做了‌‌‌‌”考研漂‌‌‌‌“。读研的三年挺轻松的，很多人泡在网游和韩剧里。出了校园他却再也轻松不起来，‌‌‌‌”公务员考试参加了两次，都是无功而返，干过销售、房产中介、家教，都没干长，干得不顺心就跳槽，现在在一家不大的律师事务所做助理，其实就是打杂的，正准备明年参加全国律师考试。‌‌‌‌“拿着两三千元的工资，租住在地下室，看不到未来的方向，这个城市再美丽也似乎和他们无关，但是只能扛下去，因为，家已经回不去了。‌‌‌‌”在北京漂着，偶尔给家里寄点钱，父母会觉得脸上有光，要是回去他们根本接受不了，况且我们再回到家乡，户口已经农转非而且农不回去了。‌‌‌‌“
　
在短短30多年间，中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已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时的50余倍，北大、清华、复旦、浙大等众多顶尖名校研究生人数早已超过本科生。数年苦读拿到手的只是一张贬值的文凭。刘晨曦把自己比作‌‌‌‌”炮灰‌‌‌‌“，他说：‌‌‌‌”社会愈来愈成为一个战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将面临炮灰的命运。‌‌”
　
作者：张鹏 来源：京味儿
　
2016-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