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两把菜刀起家”的贺龙，乃是中共十大元帅之一，曾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贺龙于1896年3月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所受教育不多。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加入国民革命军，先后任旅长、师长等。受中共影响，1927年参与指挥了南昌暴动，并加入中共，此后为中共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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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贺龙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如当年毛在延安与江青的婚姻，除康生支持外，就只有贺龙支持。贺龙当时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共眼中的功臣，毛眼中最忠实的属下，却在毛发动的文革中被打倒，并最终惨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文革前，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关系过于亲密，引起了毛的猜忌，尤其是贺龙1964年9月在解放军政治学院说的一番话，毛听人密报后耿耿于怀。当时贺龙曾说：“你们为什么不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作报告，王光美也可以嘛。”“要知道，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总司令是刘少奇。”此外，毛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要贺龙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也遭到了他的拒绝。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等“党内当权派”，与他们亲近的贺龙自然也脱不了干系。
　
此外毛还得知贺龙随身带有佩枪，故心生疑虑。有人曾向毛密报，贺龙有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也带在身边。毛是以在与贺龙见面时心有忌惮，但据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女董良晖的回忆录记载，这把小手枪早已被锈蚀，无法使用了。
　
1966年夏，文革爆发后不久，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上，诬陷贺龙和彭真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而实际情况是，当年2月，北京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调了一个团的部队给北京卫戍区加强民兵训练等任务。他们因缺乏营房，曾派人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联系临时借房之事，后考虑不合适，而没有进驻学校。熟料，文革爆发后，有人就写了一张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江青、康生等还上报给毛，让毛对贺龙疑虑加深。
　
当时，贺龙的原外甥女婿、现杨尚昆的妹夫廖汉生正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廖曾扬言：“入党是为跟贺总走，贺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毛十分忌讳，因此让林彪在1966年9月8日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向高级干部打招呼：贺龙有问题。
　
同年12月，江青找到贺龙之子贺鹏飞，对其警告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你妈妈也不是好人。”随后，她又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红卫兵随即杀进贺龙家中，揪他的领章帽徽，抄他的文件书籍，扬言要把他押往天安门广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
　
贺龙情急之下，躲进了中南海周恩来家政治避难，而这又犯了毛的大忌。一个是握有实权的总理，一个是握有兵权的元帅，两人若勾结在一起发动兵变，岂有毛的活路？毛遂勒令周恩来劝贺龙离开中南海，周恩来为自保，委婉劝说贺龙前往西山兵营暂避。
　
1967年1月，曾在贺龙为指挥的红二军团当过师长的许光达被诬陷为贺龙“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后含冤而死。2月，毛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9月初，在中央碰头会上，叶群作了长篇发言，大肆攻击贺龙，并建议立案审查。毛同意。9月13日，“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了10名军队干部参与调查。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并批准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指出要把三十年代贺龙“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并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专案人员对被调查对像大搞逼供、诱供，甚至大打出手。如贺龙80多岁的堂叔贺勋臣，被打得鼻子鲜血直流，昏倒在地；长沙的省参事室参事王尚质被逼得无路可走，跳楼自杀。然而，结果依然是没有查到贺龙“叛变投敌”的任何证据。
　
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的意见》的文件中指出：“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王明等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文件发到全军连队党支部。”
　
1968年2月5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取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这是第一次对贺龙点名定性的中央文件，经毛圈阅后发到全国。
　
从此以后，贺龙被当作“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和省市的文件中，频频被点名批判。他被排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之后，要被打倒的第五位人物。
　
根据大陆出版的顾永忠着的《共和国元帅：贺龙的非常之路》一书，在此期间，贺龙夫妇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他们的被褥、枕头被收走，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只能睡在光光的床板上；伙食也越来越差，饭里的沙子是越来越多；大夏天供应的水也是有限的，甚至有40多天停止供水。患有糖尿病的贺龙只能节省用水，并接雨水解渴。
　
后来，贺龙夫妇又被调换了驻地，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而且，提供的饭菜也是见不到一点油花的清水煮白菜、糠萝卜等。对贺龙的糖尿病，也在医疗上进行限制和拖延。贺龙的身体愈来愈虚弱，最后连上厕所也走不动了。
　
3月下旬贺龙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进了北京卫戍区某医院。由于医护人员的种种刁难，贺龙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在西山，贺龙的医疗原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某营营部的一位姓沈的医生负责。他对贺龙生活上比较关心，有时悄悄地给买点常备药品和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在医疗上也比较认真和用心。
　
9月18日，贺龙突然收到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封信，内容是要其交待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贺龙十分生气，遂将自己的经历、看法写成材料回复。这份材料据说在康生的命令下没有让毛看到，而只是由专案组作了摘要写成报告，并谈了他们的看法。报告中说，贺龙写的材料“极力吹嘘标榜自己，不交待实质性的问题。”
　
10月13日至31日，在毛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毛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贺龙的命运由此被注定，其处境每况愈下。
　
12月底，贺龙的主治医生被换成了一个神经科的男护士，他根本不懂得贺龙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该如何调养。他只是按照专案组的命令，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使贺龙连每天3片必需的最普通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且每次服药都要在他的监视下服用。
　
1969年1月15日，“贺龙专案组”竟然向“医生”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尽量用现有的药物，维持现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6月8日早晨，贺龙发病，连续呕吐了3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但拖了13个小时后才被实施抢救，而且不仅没有输治糖尿病的特效药胰岛素，而是输了葡萄糖。9日，贺龙去世。当晚，贺龙的遗体就被悄悄地送往八宝山以“王玉”的化名火化了，火化时不让亲属到场，火化后，“贺龙专案组”把骨灰盒，秘密放在一个小殡仪馆里，并下令：“不准传出去，要绝对保密。”
　
林彪出事后，毛深受打击，决定挽回军中老人的心。1973年底，毛在军委会上承认在对待贺龙的问题上“搞错了”，并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中央为贺龙“平反”。曾经一心忠于毛但被其害死的贺龙若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呢？
　
作者： 林辉
　
2016-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