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放开二胎之前，大陆每年徵收二百五十多亿元的社会抚养费，但这笔原应收归国库的巨额财富，却成为贪官的唐僧肉，「抚养」了一批又一批贪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局确立计划生育国策，对超生者罚款，美其名曰社会抚养费，这笔钱每年超过百亿元，多年下来已滚成上万亿元。在不少超生者为此家破人亡，留下一段段让人嘆息悲剧的同时，更多的计生官员却中饱私囊，大发横财。
　
大陆媒体揭露，一些乡镇徵收的社会抚养费，百分之九十沦为发奖金福利、报销公款吃喝的小金库。这一做法直接导致社会抚养费与计生部门自身收入福利挂鈎，加剧了催缴过程中采用暴力手段的诱因。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基层计生人员为了收取更多社会抚养费，甚至不惜「放水养鱼」，鼓励群众超生，然后再徵收社会抚养费。
　
计划生育原本是「天下第一难」的工作，但在基层却是油水最多的肥缺。很多计生官员抄家的残酷手段，简直比当年日本侵略军的「三光」政策还要兇恶，超生百姓家中值钱的财物被扫荡一空，就连房子也被推倒，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一些没有财物可供搜刮的孕妇，即使怀胎八月，也惨遭强制引产。反观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家，只要出钱行贿，连生多胎也无人管。
　
权力寻租积重难返
　
当局设立社会抚养费，原意是用于超生儿童的公共设施建设，但没想到最后居然「抚养」了贪官。社会抚养费的变质，折射出大陆行政管理是何等的荒唐。社会抚养费的透明度问题，舆论已唿吁多年，当局始终置若罔闻，到底何时才能给国人一个交代呢？
　
类似权力寻租的行为，在大陆屡见不鲜。行政部门在执行政策时以罚代管，甚至养寇自重，将特权变作捞钱的手段。例如公安部门打击卖淫嫖娼，警员往往跟一些妓女勾结，先让妓女勾引嫖客，关键时刻警察破门而入，抓住现行之后，威逼嫖客上交罚款。那些所谓抓嫖能手，实际是养娼高手，天天都有进帐。又如地方政府给交警下达罚款指标，多罚者多收提成，导致不少交警上街乱开罚单，甚至将执法权外包给黑社会，官匪一家亲。再比如大陆食品衞生问题之所屡禁不止，并非法规不健全，而是执法部门玩忽职守，一些执法人员收受不法商家贿赂后，对问题视而不见。
　
事实上，政府部门在施政时钱字当头，有利可图的事打破头抢着干，没有利益的事能躲则躲。正因为此，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地方利益绑架了公共利益，甚至凌驾国家利益，一些长远对民生有利的德政，最后往往沦为误国误民的恶政。
　
来源：东方日报
　
2016-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