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记者联会于本周六（1月30日）公布了2015年中国新闻自由年报，指出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令及审查等新手段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的媒体自由和网络自由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有所下降。实际上这种情况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与此同时，香港的新闻自由也在报告中显示出倒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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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年报指出，去年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反恐法以及修订的第291条刑法对新闻自由构成影响。
　
国际记者联会形容国家安全法定义含糊，未能保障新闻自由；反恐法被批评可能会用来针对居于内蒙古、西藏及新疆的小数族裔；第291条刑法修订后，假如有人在网上报道公众关注事件时，如天灾或疫症时，可能被裁定为造谣，最高可被判监七年。
　
另外，中国政府计划通过网络安全法，去年开始大量扫荡虚拟私人网路（VPN），进一步控制网上言论。
　
官方时常下令媒体转载官媒报道，不准媒体进行独立报道，或转截公民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或图片。
　
媒体在报道历史事件或政策时，需要紧跟官方立场。以东方之星游轮沉没事件及天津爆炸为例，除了官媒外，其他媒体记者被禁止于现场采访。
　
去年，一些记者在电视上认罪，但案件都未经审讯，例子包括《财经》杂志记者王晓璐、《南方都市报》深度调查组副主任刘伟。
　
报告统计，自2009年起，中国共有51名记者、博客等被监禁，其中14名为维吾尔人。
　
自由之家分析部副总裁瓦妮莎・塔克表示，中国政府通过派遣大量人力监控社交网站来控制舆论，并通过中宣部下达的红头文件控制国内媒体的舆论导向，记者的报道一旦与之有所偏差就会遭到封杀。
　
她还说，这种监管是无孔不入的。她说：“有些情况你可以看到直接的审查，但是更多的是在雷达下秘密监控，而这其实更加危险。因为人们觉得他们看到的是没有经过过滤的信息，但是实际上你看到的东西都是符合政府利益的。”
　
不仅国内媒体的报道遭遇诸多阻挠，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亦困难重重：去年年底，法国记者高洁（郭玉）的记者证未获续发；两名日本记者被控从事间谍活动被拘留；一名德国记者的助理被拘留八个月。
　
有外国记者表示，难以取得许可前往少数族裔或边界地区采访。另外，一些记者希望与被软禁的人权分子进行采访，却被警方拘留。当外国记者离开中国，他们的个人物品经常被没收。
　
报告中特别提到香港，香港今年的分数恶化4分，但是近5年来已经恶化了9分。这与香港内部一些针对媒体记者的暴力行为有关，也与香港日益频繁的民主示威息息相关。最近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香港大学就校委会会议录音申请禁制令时等等事件，都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也在持续倒退之中，新闻报道环境趋于恶化。
　
从纯粹的职业定义解释，被称为 “无冕之王”的记者应该是一个具有极高的公共性和监督权力的职业，因为每一篇出现在无论哪一类媒体上的报道，都会对个人、团体甚至社会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然而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记者的整体经历，基本只被允许有一个职责，那就是做党的喉舌，塑造好党的形象，报道负面新闻就是揪党的小辫子。
　
中国的国家领袖向来有登上无国界记者组织新闻自由公敌榜的传统，江泽民胡锦涛均无例外，习近平上台以后，当仁不让的从前任手里接过了这一“荣誉”。实际上，钳制舆论是网格化维稳部署的关键与必须的步骤。在互联网和自媒体发达的今天，不仅新闻媒体，个人在网络发表言论也被笼罩进实名登记的控制之中，这一切是维稳的需要，而最终都是为维护一党统治服务的。
　
最后，我们仍应看到，仍有为数众多追求民主的记者、博客作家以致个人，在不良的媒体、言论环境中努力传播信息和理念，星星之火不灭，这种坚韧的努力，也使得将来中国获得真正媒体以及言论自由的希望得以留存。
　
信源：自由亚洲
　
2016-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