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家工厂。（视频截图）

（英文大纪元记者Terri Wu报导／秋生编译）距离毕业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国的许多大学生仍在为找工作而奔波。

6月中旬，在一家就业培训公司举办的免费网络直播研讨会上，800名参加者中的许多人——主要是未就业的2023年和2022年的毕业生——正急切地登录、留言，索取免费的简历模板。

会议主持人告诉与会者，“我的许多学员告诉我，他们与父母住在一起，父母一直在责备他们没有努力找工作。”

主持人补充说，“我可以告诉你的父母：今年找工作非常难。这是市场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把网络研讨会的情况转发给你的父母，可以帮助你减轻焦虑。”

在一个流行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举行的该网络研讨会上，焦虑无疑是与会者的普遍情绪，这一点通过表情符号和评论区的留言表现了出来。宏观数字显示了类似的情况。

中共官方发布的5月和4月的青年失业率分别为20.8%和20.4%，大约是总体失业率5.2%的四倍，这也是大流行病措施开始实施之前青年失业水平的两倍。

这一比率意味着，在城市地区，每五个16至24岁的求职者中就有一个没有工作。而且这个比例还不包括那些没有去找工作的人，占中国1亿城市青年人口的三分之二。

这种日益严重的危机促使中共当局在4月宣布了一系列政策激励措施，将在2023年底前生效，包括国有企业的子公司扩大招聘，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招聘，发放更多商业贷款，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并创造不少于一百万个实习职位。

不过，根据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5月份的估计，预计未来几个月的青年失业率仍将上升。

6月18日，该投资银行还将中国202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测从6%下调至5.4%，理由是宏观经济问题——房地产行业问题、债务问题和美中关系紧张等，这些问题不太可能通过中国的刺激措施得到解决。

中共央行在6月中旬开始降息，此前各大银行纷纷降低存款利率。在高盛下调评级之前，包括瑞银（UBS）、美国银行和摩根大通在内的众多大银行都作出了类似的评估，降低了中国的GDP增长预期。

早在大流行病之前

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中国经济专家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今天中国的高青年失业率是多年来纸面上快速增长、实际上负债严重的经济状况的结果。

他说，这个问题在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已经酝酿了15年。

鲍尔丁告诉《大纪元时报》，“我不认为大流行病与这个问题毫不相干，然而，我不认为它是主要原因，大流行病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一点，但不管有没有大流行病，这些问题都会存在。”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共当局发布了4万亿元人民币（当时为586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这相当于2008年GDP的12.5%。相比之下，美国在2008年至2010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为9390亿美元，约占其2008年GDP的6%。中共中央银行也大大放松了货币政策，在2008年12月将利率降低了2%以上，达到5.31%。

鲍尔丁说，中国在2008年后走上了一条人为推动高增长率的道路，不顾需求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同时，中共当局、公司和家庭都累积了大量的债务。

根据被称为“各国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的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国的核心债务——非金融部门的信贷——几乎是其GDP的三倍，而美国的比率为2.5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比率为2.2倍。

6月17日，中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一项新规定，旨在“鼓励支持相关经营主体重塑信用”。

鲍尔丁说，“这基本上是建议银行帮助企业修复其信用，而不理会企业的未付款，等等，作为一个监管机构，他们向金融机构提出这类建议，这说明了与债务有关的问题的深度。”

他在谈到中共刺激就业的政策时说，“你本来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公司，却要承担更多的债务，或承担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中国的家庭债务与GDP之比从2008年12月的17.9%稳步上升到2023年3月的63.3%，美国的比例为65.7%。更有惊人的是，到2020年底，中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达到130%，超过同年美国的100%。

在鲍尔丁看来，中国的供应驱动型增长已经遇到了瓶颈，理论上可以通过刺激需求来解决，然而，他认为推动需求是不现实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无法做到它应该做到的——即赋予消费者权力，允许个人自由选择。

他说，“我认为中国有很多可能性，或者说有很大的希望，但这绝对需要取消中共那些不会取消的政策”，譬如说，对跨省移民限制和对耕地使用的最新农村管理限制。

中国经济分析专家安东尼奥‧格拉塞福（Antonio Graceffo）说，中共政权经常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来应对经济困难，但是，这次这种方法可能不会再起作用了。

他告诉《大纪元时报》，“所有合理的基础设施已经在中国建成；我们正处于所有主要港口、城市，一切都被连接起来的阶段，因此，当他们还在建造更多的基础设施时，其实只是在创造就业机会。”

他说，“你只是在创造就业机会，用公共收入来支付，而且它不一定会产生任何形式的重大GDP优势。”

这位《大纪元时报》的撰稿人说，这个国家不再有诸如京沪高铁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来再次推动GDP增长，“我认为中国已经经历了他们有史以来最大的增长。”

2022年3月1日，一名工人在中国中部安徽省阜南县的一家工厂里操作一台编织袜子的机器。(Chinatopix via AP)

官方数字的背后

中共官方发布的青年失业率可能没有反映出全部情况。

16至24岁的求职者包括来自农村地区寻求城市就业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以及拥有本科学位的城市学生。

中国富裕的南方沿海大城市广州的一所私立大学的教授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称，实际的失业率比官方的20%要高得多——高达80%。受访时她对其名字、学院和专业领域都匿名，她表示这是为避免被中共追查到。

今年她所在系的350名毕业生中只有两人找到了工作。6月28日学生们毕业后，必须提供就业信息才能获得毕业证书。

就业的官方证明是“三方协议”，但是学校也接受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三方协议”由学生、雇主和学校共同签署，以符合当地政府人力资源部门的要求。

这位教授告诉《大纪元时报》，“如果学生不提供就业文件，就不颁发毕业证书；这个规定大家都明白，但没有写出来；如果学生向学校或市教育部门质疑这一规定，学校就会以实习学分不足为由扣留毕业证书。”

这位教授说，结果是学生以各种方式伪造就业，比如她的一个朋友的儿子毕业后三年都没找到工作，却“被就业”了。

在中国，公立大学的学术水平比私立大学高，收取的学费也较低，是国有企业常见的校园招聘来源，有很多独特的方法“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率。

这位曾在一所公立大学任教的教授说，公立院校用一种所谓“搭便车”的做法来规避规则。例如，如果一家国有企业给某学院两个新员工名额，那么该学院就会给该国有企业提供一份另外12个学生的名单，以签订欺诈性的三方协议。这样一来，该大学的“教育质量”报告看起来更好，也在纸面上降低了失业率。

由于三方协议不是真正的劳动合同，签署这种“搭便车”的文件并不带来实际就业。

去年，这位教授开始从她的学生那里听说就业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年变得更加突出。在广州，大多数学生在外资或中国私营企业找到工作；很少有学生去国企，因为进入国企，学生的家庭关系很关键。此外，由于外国投资离开中国，以及当局对私营部门的钳制，外资和私营企业的工作机会也大幅缩减。

焦虑增加

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称，2022年全球青年失业率大约为14%（pdf），15至24岁的年轻人失业的可能性是成年人的三倍。

相比之下，中国20〜30岁人口的失业率大约是其整体失业率的四倍。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教授杨李唯君（Jean Yeung）告诉《大纪元时报》，“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她还估计，青年失业率高于20%，因为有人就业不足，找不到全职工作而不得不从事兼职工作，或者大材小用。

杨在谈到年轻人的情绪时说，“总的来说，焦虑、失望和对未来的怀疑肯定会增加。”

她补充说，为获得第一份工作所遭遇的困难，被看作从青年步入成年的标志，很可能会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婚姻以及生儿育女。

斯坦福大学20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与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毕业的大学生相比，在经济衰退期间毕业的大学生在10到15年内收入较少，不走运的大学毕业生结婚生子的可能性也较小。

格拉塞福警告说，青年的高失业率可能会导致对中共及其领导人习近平的幻想破灭。

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年轻人对中共这样的政治体系运作的确是最为重要，中共控制了教育，向孩子们灌输中共的政策，并希望他们热爱党。”

他补充说，“这些孩子没有兄弟姐妹；除了他们的父母和中国共产党，他们没有其他可以依靠。”

他说，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因此热衷于一场名为“躺平”的反文化运动，以放弃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来抗议越来越少的工作机会和恶劣的工作条件。

毕业生供需失衡

尽管由于年轻人缺乏工作经验，在形势不好的时候，青年失业率往往高于整体人口，但杨把中国的情况概括为“供应增加，需求减弱”。

自1999年以来，中国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促进所希望的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技术和知识型经济过渡。这导致了大学毕业生的指数式增长。

2000年，约有100万名大学生毕业。这个数字在2022年上升了10倍，达到1000万，比2021年增长了18%。

一方面是毕业生人数增加，另一方面是工人需求减少，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中共的大流行病封锁措施所致，部分归咎于与大流行病无关的政策。

5月份的数据显示，在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制造业和服务业正在衰退。

同时，中共对私营部门的打压导致科技、房地产和私人辅导行业的大规模裁员，而以往这些领域通常会雇用许多应届毕业生。

挣扎中的学生转而选择攻读研究生。在北京，今年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预计将首次超过有学士学位的毕业生。

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数据，去年拥有高级学位的毕业生人数约为11万人，比本、专科毕业生少4万人。但是今年，拥有高级学位的毕业生将达到16万人，比拥有本科学位的毕业生多出1000人。

中共为解决青年失业问题所做的尝试，如允许更多学生报名参加研究生课程，以及国有企业一次性扩大招聘等，都只是临时性的解决方案。杨教授认为，这些都是“踢皮球”。

在她看来，关键是要推动员工需求的增长，这将需要私营部门和国有企业招聘更多员工。

她说，“中国需要非常努力地让人们的信心和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并补充说，中国需要让市场运作起来，以满足人们对大流行病后的期望。

杨教授补充说，鉴于青年群体在整体消费中贡献了巨大的份额，根据高盛的估计，20%的青年失业率将进一步拖累中国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一个“自作自受”的问题

纽约传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认为，青年的高失业率暴露了习近平的经济导向。

埃兹拉蒂说，尽管习近平经常宣称他希望中国从一个中低技能的经济体转向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经济体，但是，他的实际优先事项是在制造业和采矿业，把这些行业当作其获得全球主导地位的工具。根据一份官方报告估计，由于大学毕业生的技能不匹配，到2025年将有近30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无法填补。

埃兹拉蒂说，中共的青年失业问题是“自作自受”（self-inflicted），“如果习近平忠实于他的野心，建立服务型经济和知识经济，那么目前的问题可能会存在，但不会那么严重。”

“他一方面谈论知识经济和服务型经济，一方面非常强调在某些关键行业有效地占领市场，比如在芯片制造、电动汽车及电池行业。”

在他看来，中共的出路是采用市场经济，但这是共产主义政权绝不会做的，因为中央计划的权威性来自根深蒂固的核心意识形态，而市场经济则意味着私营部门的繁荣，中共在近三年来一直在打压私营部门。

他说，“我认为，对中共来说，最大的威胁是大型消费型企业拥有独立的权力来源。”

原文：IN‧DEPTH: China’s Economy Is Faltering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