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Wester Yang。（伊铃／大纪元）

专访加拿大青年反抗组织公民会会长

（大纪元记者梁月、陶静慈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2020年，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和留学生组成了一个名为“青年反抗组织公民会”的组织。会长Wester Yang，曾是坚信中共的“小粉红”。他的思想是如何转变过来的？而转变后的他又是如何认识中共的呢？

小粉红的思考与转变

“青年反抗组织公民会”以追求中国的民主与自由为宗旨，反抗中共暴政。令人意外的是身兼总监与会长的Wester Yang，过去曾经是一个坚信中共鼓吹的“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的“小粉红”。

2022年11月29日下午，青年反抗组织公民会会长Wester Yang呼吁，海外的华人一定要站出来，支持中国的白色革命。（伊铃／大纪元）

但Yang在出国之后，接触到许多方面的书籍，尤其是探讨西方社会中民主、平等与自由之间关系的一些著作。这些书籍对Yang这样一个小粉红来说是“有挺大一个冲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在中国接受到的教育都是共产党的宣传。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说，整个世界观是产生了一些动摇。”他说，“包括中（共）国政府它之前的一些填鸭、洗脑里面的一些毒瘤，其实会意识到它是有问题的，它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Yang说这时他才开始意识到，中共政权已经“跟周围的真正的现代意识的政府是完全格格不入了”。这又促使他去读更多的书或资料。

“这个东西是你看了越多之后，就会越认识到这样一个政权是有多么的离谱”，他说，“然后包括一些被情绪带动的民族主义，它也会被清理下去。”

Yang形容这个过程是在“吐狼奶”，他说：“（当‘狼奶’被吐出去之后）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理性的智慧又开始闪耀了起来，理性的光辉又重新占领了高地。（当）经过一系列的思考，我觉得之后再跟这个普世价值、或者文明社会去接轨，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粉红”认清自己需要勇气

2022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温哥华的九个民间组织在中领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暴政，支持中国“白纸革命”。青年反抗组织公民会创办人Wester Yang在讲话。（邱晨／大纪元）

他认为中国人需要“Open Mind”，（即）一个比较大的胸怀。要有意愿去谈论、讨论任何问题的态度。即使是反共也不能“（从）单色粉红思维，跳入到了粉红另一面的情况”。

Yang以自己为例，当他还是一个小粉红的时候，非常相信共产党鼓吹的所谓“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真理越辩越明”这一套说辞，因此那时候他总是跟别人辩论。当别人提到包括前面所说的那些书籍，Yang觉得那些了解了解也没有什么，因为他相信中共的那套理论是牢不可破的、不可能被动摇的，他认为“你们越跟我辩论，我只会对我的想法更坚定”。

在经历了这样的蜕变之后再反观过去，Yang认为，作为中国人要有勇气去面对自己一直反对和敌视的，甚至是完全不了解的事物。最终它可能会打破自己所认为的基本价值观，或者自认为不可动摇的，甚至成为自己身份认同的东西。而要想接受这一点，其实是需要勇气的。

他说：“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它并不是关于知识，并不是关于你看到多少东西，并不是关于你理解力有多高，它只是一个单纯的关于勇气的问题。”

他接着说，在海外华人反共人士中经常意见不和就分裂，比如有人觉得要告别革命，而有人觉得一定要革命。学生中的左右问题也是一样，有人就觉得非左不可，那另一边也是一样，一到某个问题就摸不得、碰不得。当然，还有民族问题也是这样，Yang认为这样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他说：“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应该）有一个我愿意摊开来讨论（的态度），就算讨论不行，我不支持你但是我会尊重你的观点，（有）这样一个作为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的一个基本素养吧。”

中共将整个国家变成囚笼

在Yang看来，中共的邪恶在于它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囚笼，人们能够看到的是在新疆或者是东突厥斯坦有很多的集中营。但从南到北，哪里又不是集中营呢？在这个名为“中国” 的大集中营里面，人没有人的权利。投个资，会被割韭菜；买个房子，会被爆雷；存个钱，银行还会破产；吃个饭，饭里有苏丹红；喝个奶粉，是三聚氰胺的；上个幼儿园，老师又虐童……

人们抬头看到的是中共喉舌播出的新闻，上面说的都是外国的枪击案；可是一低头看到中国的现实却全是铁链女、唐山打人（案）。这些在中国挺出名的事件，看起来只是个小的东西。其实它只是中共这个虫子窝里面爬出来的几只虫子，它暴露在了阳光下，被你看到了。你说，哎哟，这些虫子在这里好丑恶啊，但本质问题是，你的这个房子就是建筑在一整个虫窝上面的呀。

他说：“中国的言论管控我们都知道是非常的严格，那在一个这么严格的言论管控下，我们都能看到这么多的东西，能看到这么多只虫子爬出来。那它真实的情况是有多么恐怖呢？”

对于在中共统治下受着各种各样虐待和折磨的中国人民，Yang感到气愤而又悲哀。比如中共对信仰的迫害，他说：“它压迫信仰自由，像法轮功、像穆斯林、像基督教、像所有的这些，包括佛教。挂那种横幅，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如来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看了之后让人既有一种悲哀中的可笑，又给人一种气愤的感觉。”

还有言论自由吗？言论管控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Yang说他最近看到有人在推特上说，有搞化学的介绍如何清洗细颈瓶，就因为发音太像习近平，就被删掉了。

Yang形容共产党的罪恶是从每一个毛孔、每一丝呼吸里透出来的。它给中国人灌输各种矛盾、各种民族主义，对不同的民族、不同地区人的压迫。往香港扔催泪弹；新疆人，关集中营；拿飞弹去威胁台湾；更别说什么断航、减少航班，机票价格飞涨。他说：“很多问题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中共似毒蔓 要从根本上解决

Yang还表示，反抗中共不能只局限在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而是应该认清中共这个体制，这个政党的本质。比如说文革这样的事情为什么能够发生，“不是毛泽东自己基因突变，它是这个体制，它是这个政党（的问题）。”

他以“白纸革命”为例说：“比如说这次的白纸革命。它不单纯是一个乌鲁木齐火灾啊，当地政府不作为，几个官员撤换掉就了事，简简单单地开放了一下就了事这样一个问题。”

Yang将中共比作“邪恶的、盘根交错的、匍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一个毒藤蔓”，他认为无论文革也好，乌鲁木齐火灾也好，都不过是这个毒蔓上开出的一朵朵毒花而已。不要因为它暂时没有长出毒花来就欢呼雀跃了。如果那个毒藤蔓的根不被砍断的话，摘掉多少朵毒花都没有用。

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中共的本质，即使是反抗中共，依然是它“一整套社会主义国家内的一颗螺丝钉”，只是你这个螺丝钉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螺丝钉而已，也只能是在它中共的体系框架之内，在它的那一套话语体系之内，跟中共玩着中共的游戏。

他认为，反抗中共，从思想上上升到一定高度，从本质上打开格局是挺重要的。因为共产党最擅长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体制的问题就归到地方去；地方的问题就归到某个地方官员身上去；地方官员的问题就把它归到更地区化的某个街道委去；或者是说“突发情况啊，极少见的中国这个机器里面突然某一个螺丝钉基因突变啊”。

他说：“它就慢慢地把你这个愤怒，把你这个整体的方向越来越缩小化，最后它自己就消化掉，就没有掉了。

中共逆天而行 灭亡是自然

对于反抗中共的运动是否能够成功，Yang充满自信地说：“它并不是一个问号，它是一个句号，或者说是一个叹号。一定能成功的。”当然过程中或许有不顺利的地方，他认为那也是正常的，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南北美的轰轰烈烈的追求科学民主自由的运动都会经历挫折。

而中国人的反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从胡锦涛时代一直到现代，各种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反抗中共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的一直都有，只是因为现在中共各种技术，装备升级使封控更加严格，能传出的消息更少了。

Yang相信中国民众的抗争一定能成功，因为他坚信民主自由是基于人性的，是很简单而正确的，是一个人的本性。“你不想受压迫，你不想受虐待，你想要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想要有说不的自由”。

而中共去压迫这些普世的价值观，压迫人性，是逆天而行，其结果可想而知。就像逆水行舟，总有累死的那一天，那也就自然地顺着水流下去了，而对中共暴政的反抗，就像是在船的另一头顺着水流再推一推它。

他说，中共外表强大，掌握着很多的数据、信息，民众尤其在海外，能了解到真实情况的渠道就少之又少。但Yang认为人们不要被这种表象所吓住，他举例说，当纳粹德国当年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再过几年它就倒台了；日本大和号下水，全民欢腾的时候，也没有人想到两颗原子弹就在路上了。数往知来，中共的未来也不难预见。

因此Yang坚信：“对于这个民主和自由，它终有一天会来到这个土地上，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

Wester Yang：面对恐惧 是我的选择

当记者问Yang是否会害怕中共的打压时，他回答说完全不害怕那是假的。他回忆自己第一次上街去中共领事馆门口参加抗议的时候，全副武装：戴了个墨镜、戴了个口罩，戴了一顶假发，还戴着一顶帽子，大夏天的里面穿着一件羽绒服，为了让人看不出身材。还特意把车停在几个街区之外。回去的时候，先进地铁换了一件新衣服，换完衣服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再从地铁的另一个口出来，然后才敢回到车里。但是几次之后，自己感觉到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做到基本的防护就可以了。

他说：“共产党的资源是有限的，因为，说实话，我们在海外游行是没有触及到它核心利益，它也没有必要说真的花很多钱一个一个盯着，它也没有那么多钱一个一个盯着。它有那个钱还不如说想办法去贿赂几个商会，买通几个议员，推动某一些东西。”

后来在这次“白纸革命”中，又看到国内的很多年轻人，在面对中共的国家机器、警察的棍棒、黑监狱时也没有退缩。Yang说自己在看到他们的勇气之后，自己也受到鼓舞。因此在海外的人要去支援国内的民众，他们才是处在最危险之中。

话虽如此，当Yang接触到其他的一些海外反抗中共的异议人士时，了解到他们所经历的迫害时，Yang也会担心，也会害怕，他也曾经思考过，也许自己也会面临类似的情况。

但Yang认为对自己出生的这片土地上的民主、自由与人权的追求，为了达到这样的愿景，他愿意去面对这种恐惧。

“我为了去追求一个我所相信的、我所坚持的这样一个东西，那我也敢去面对这个东西。或者说我选择去面对这个恐惧。”他说，“是正视它，不要逃避它，把它当自己的朋友来看待，因为恐惧会让你始终清醒，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无论成败 但求无悔

除此之外，Yang还认为，反抗中共暴政的人需要有一种看淡得失成败的心态，只管踏踏实实做事，对事而不对人。至于结果如何，不要太在意。

他说：“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临死之前，我再回顾说我当年做的这个事，我能问心无愧地讲一句，我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刻，做了我一切能做的事情，那我不后悔。其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