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认为，对比之前的党代会报告，10月16日二十大报告的部分内容发生了微妙但重大的转变，把一切都与中共政权安全挂钩，经济发展已不再是未来重点，表明中共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图为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开幕。(视频截图)

（大纪元记者宋唐综合报导）周六（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闭幕，在整个会议期间，以及在二十大报告中，中共并没有打算面对国内外政策的失误做出反思。相反，与所有的共产专制政权一样，中共将其困境归咎于外部势力的遏制和破坏。

分析认为，对比之前的党代会报告，10月16日二十大报告的部分内容发生了微妙但重大的转变，把一切都与中共政权安全挂钩，经济发展已不再是未来重点；在闭幕当日还把“斗争”放入党章，都表明中共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与2017年19大报告基调明显不同，20大报告开辟了“国家安全（政权安全）”的全新章节，“安全”出现了91次，而2012年的18大报告中“安全”只出现了35次；“军事”一词出现21次，而在1982年的邓小平时代的12大上，只有4次；“斗争”一词出现了22次，而18大只用了5次“斗争”。

在中共日益被国际社会围剿的情况下，习近平也没有提到中共处于“战略机遇期”，这个词在过去20年里，一直彰显中共专注于贸易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特点。

自1987年的中共13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一词出现在每次党代会报告中。但这一次，“政治体制改革”一词在20大报告中完全消失。20大报告中还29次提到“腐败”，创下了毛泽东之后中共党代会的纪录。经过十年的反腐，习近平表示不会有任何松懈。

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他自己，中共领导人的集权不但会造成政策性灾难，令其听不到真话，而且使得面对中共强硬政策的西方，对华政策越来越清晰化。

“政权安全”首次登场

20大报告中专门有一个关于国家安全（政权安全）的全新章节，其中提到的“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都是19大报告中没有的新内容。

20大报告提出，要“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领域和阶段促进国家安全”，坚持“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体现出中共政权被国际社会围剿时的恐慌心态。

彭博社统计出的数据显示，在2012年至2021年的九年间，习近平每年演讲中提及“经济发展”的次数，在2019年以前都显著多于“国家安全”。但是自那以后，“国家安全”词汇出现的频率实现反超，“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次数则一直都在增加。

在发展与安全关系上，20大报告引入了一个新的短语“确保发展和安全”。

彭博社分析说，如果表述发生变化，意味着中共领导人正式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提升至全新的高度。

兰德公司的分析师王昊（Howard Wang）说：“在这一表述中，发展仍然极其重要。但它没有成为独立的、比中国（中共）安全利益更重要的政策重点。”

王昊认为，北京最近的政策，例如收紧对大型科企的监管以及坚持“清零”政策，都显示其愿意承受经济成本以确保“安全”，尤其是“中共领导层的政治安全”。

报告还呼吁加强“反击外国制裁、干涉和长臂管辖的机制”，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并批评美国的经济制裁，但这是第一次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

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

在20大全文报告中说，中共正面临着“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特别是外部对中国（中共）进行讹诈、遏制、封锁和施加最大压力的企图”，“外部压制和遏制中国（中共）的企图可能随时升级”。

报告继续警告“黑天鹅”（未预见到的、不太可能发生的、影响较大的事件）和“灰犀牛”（明显的、影响较大的威胁，往往被忽视，如台湾独立）的风险。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金融时报》上发文说，20大报告中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共对迅速演变的外部战略环境的分析。

陆克文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共党代会报告中，一直有一个标准的提法，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自2002年以来报告的表述是“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战略机遇期”。但在20大报告中，这些标准化的说法消失了。很明显，中共不再排除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陆克文说，习近平描述了一个“严峻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必须“为和平时期的危险做好准备”，同时也要“为风暴做好准备”，呼吁中共继续坚持“斗争精神”。习宣称，未来五年是“关键”期，要“提高军队打赢战争的能力”。

此外，在闭幕时，二十大还同意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的内容写入中共党章。

20大报告对中美关系的表述很悲观，其表述是“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

所谓的“大国关系”即中美关系。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日的一份报告分析说，与19大报告相比，20大报告有两个重要变化。

首先，“合作”一词被“良性互动”这个不那么雄心勃勃的目标所取代，这表明中共政府可能认为合作前景黯淡，最多是希望有积极的互动。

第二，报告增加了一个大国关系的说法，即“和平共处”，这是一个常见的短语，但将其放进对大国的描述中，可能反映了中共政府对美中关系，呈负面趋势以及危机或冲突风险不断增加的担忧。

“政治体制改革”彻底消失

在中共整个改革时代，“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一直被用来指扩大公众参与和监督。这个短语在1987年13大由赵紫阳明确提出。自1987年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出现在每一次中共党代会报告中。

1989年中共对民主运动进行严厉镇压之后，“政治体制改革”一词时隐时现，但从未消失。在1997年和2002年的党代会报告中，小标题中都提到了这个词。2007年的17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了五次，但没有出现在标题中。

到2017年中共19大召开时，习近平的色彩已经变得很清晰。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挥之不去，习报告中提到了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但在今年的报告中，仍然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提法，但“政治体制改革”彻底消失不见了，这是近40年来的第一次。

加大军事现代化的力度

关于中共军事现代化和国防的部分，与19大报告相比，20大报告篇幅更长，并有明显的变化。

报告全文特别要求在四个方面“加快”现代化：努力将解放军提升到“世界级标准”、“军事理论”、发展“无人驾驶的智能作战能力”，以及“发展现代物流”，这可能反映了中共军队面临最严峻挑战的领域。

除此以外，关于中共军队的部分有两个明显的变化。首先，它更加强调训练，特别是新承认中共“将更善于定期和以多样化的方式部署军事力量”，这在以前的党代会报告或其它权威文件中没有出现过，这表明中共军队可能想获得实际经验。

其次，报告对中共正在进行的核力量快速扩张，直接点头同意，称将“建立一个强大的战略威慑体系”，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台湾问题的延续性

在台湾问题上，20大报告并没有重大转变。由于中共制定了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许多人将此理解为北京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后期限。但报告并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统一时间表。

二十大还把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放入党章。

CSIS分析说，报告中的两个细微变化值得注意，但并不反映政策的重大转变。首先，报告中包含了19大报告中没有的声明，即中共反对“外国干涉”与台湾有关的事务。这反映出中共对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越来越关注。

第二，报告提到，中共“加强了中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举措”，“战略举措”一词并不新鲜，通常与预防和化解风险有关，但这是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涉及台湾问题时使用该词，表明了北京希望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并在统一方面取得进展。

报告并没有预示台湾政策的改变，这并不令人惊讶。北京在2022年8月发布了一份台湾问题白皮书，其中更详细地阐述了其观点和方法。北京不可能在发布关于台湾问题的专门白皮书后，这么快就发出关于台湾问题的转折信号。

中共二十大对台湾问题的表述也引起美国关注。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10月21日表示，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共二十大上有关台湾问题的言论。

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北京做出了“根本决定，现状不再可接受，决心在更短时间内实现统一。如果和平方式做不到，就采取胁迫手段，若胁迫手段不起作用，就可能采取武力手段以达到目标”。

“这就是深度破坏现状，并造成极度紧张的原因。”他说。

全过程人民民主

20大报告中，出现了45次“民主”，但“民主”两字多出现在各种组合之中，比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使其看起来更像形容词而不是名词。

其中“全过程人民民主”首次出现。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为了维护中共的话语权，反击2021年美国的民主峰会，而编造出来的一个虚假概念，“全过程人民民主”意思就是人民自己不能代表人民，只有中共才能代表人民，全方位地控制民主过程。

习近平最大风险是什么

陆克文评论说，但很明显，二十大报告标志着中共“意识形态”的回归，无论是在中共国内政治还是在整个国际体系中。

《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共对抗姿态并不能让人放宽心，但却让西方对华政策一度存在的模糊性和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

《纽约时报》文章说，中共树敌越多，需要的压制就越多。唯唯诺诺的人围绕在习近平身边，可能会带来一种安全感，但它会切断与重要的真实信息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当那些信息令人不快的时候。中共政权为维持权力而告诉人民的谎言，最终会变成它告诉自己的谎言。

CNN报导说，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统治以轻率的政策决定为标志，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并毁灭了中国经济。

在过去十年中，习近平巩固了控制权，打破常规的第三任期，并有可能终身执政，其地位是自毛泽东后从来所没有的。但是，绝对的权力往往意味着绝对的责任，随着问题的增加，习近平将有更少的空间来逃避责任。

CNN说，中国的经济正在摇摇欲坠，失业率急剧上升，无休止的清零封锁正在对企业和人们的生活造成破坏，房地产行业正处于危机之中，北京与全球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紧张状态。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所（SOAS）所长曾锐生（Steve Tsang）认为，习近平长期统治中国的最大敌人是他本人。当他犯了一个巨大的政策错误，在中国造成混乱时，才有可能开始解体中共对权力的掌控。

美国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谢淑丽（Susan Shirk）说，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都是中国（中共）领导人自己造成的，中共官员“相互竞争，来证明他们有多忠诚，因为中共领导人提拔的是忠诚的人，而不是最能干的人”。

谢淑丽说，这种情况在清零政策上得到了体现，因为北京将清零政策与其领导力直接挂钩，所以地方官员热衷于遵循清零政策，来显示忠诚，保护他们的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