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红二代”美国出书 揭秘周永康、薄熙来政变始末
薄熙来(左)和周永康受审场面。(新唐人合成)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7月05日讯】最近,一本由中共“红二代”出版的英文书籍《China Duel》(中国对决),在美国出版,该书披露了周永康、薄熙来的政变始末。 周永康政变败露 胡锦涛调兵包围 据美国之音报导,该书作者向阳是一名红二代,他的父辈在政界、军界身居高位,他的家族与薄熙来家族交情匪浅,他和父亲甚至参与了周永康等人密谋的“宫廷政变”。...
(大纪元记者梁耀采访报导)据投资移民咨询公司估计,今年将有万名中国富豪移民他国。专家表示,人员和资金的大逃亡将加速中国的社会危机。
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预计,2022年将有约10,000名高净值中国富豪(资产过百万美金)迁移出中国,人均带走大约480万美元,总计会从中国撤出480亿美元,仅次于俄罗斯的人员流失量,在全球排第二。
该机构称,2022年,香港的百万富翁预计将流失3,000人。这种外流可能与香港近年的社会动荡有关,持续的抗议活动损害了香港的长期吸引力。
旅美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告诉大纪元,中共现在强调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搞国进民退,将私营企业视为中共公有制经济的威胁,最终决定用暴力打压富有群体,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中共为了强化政权安全,开始对自营企业的巨头,如阿里巴巴、滴滴(打车)等实施抢劫式的监管风暴,其实就完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轨道。”
他强调,中共的“战狼外交”导致国家日益孤立;政治上,日益朝鲜化,经济上,日益走回计划经济模式,使得富裕群体感到在中国已经越来越失去了继续发展事业的空间。
“中共还推广共同富裕,就是利用法律、税收等方式割富人的韭菜,其实也包括中产阶级,让整个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就是感到他们的财产安全已经没有保障了。”
一些富豪携带资本移民海外,包括碧桂园的掌门人杨惠妍、融创集团创始人孙宏斌、华人置业前主席刘銮雄、步步高集团的董事长段永平、无锡尚德集团创始人施正荣、星河地产集团创始人黄楚龙、海底捞创始人张勇、龙光地产纪凯婷、俏江南创始人张兰、周黑鸭创始人周富裕的妻子唐建芳、恩捷股份实控人李晓明(云南首富)、玖龙纸业创始人张茵(中国女首富)、迈瑞医疗的李西廷 ……都已经移民海外。
唐靖远说,大逃亡是体制性因素所造成的。“除非整个社会的体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否则很多事情它是根本无法解决的。”
唐靖远认为,中共采取的封城清零政策,可以说是引发大逃亡的重要的导火索。
他说,封城清零政策的执行过程之中,中共野蛮实行一刀切的政治挂帅,以言代法等对基本人权的剥夺,使得很多人感到财富和人身安全都毫无保障,都使得富有群体对中共未来的执政产生了严重的焦虑和不信任。为了自己和后代获得更有尊严的生存条件和有法制保障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决定移民海外。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谢田教授对大纪元说,中国大陆网友估计至少有3000—5000人都是从上海逃离的。“上海清零政策结束后,马上机场就充满了逃离上海的人。”
“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资产在权力面前是多么脆弱,中共用简单的防疫政策,都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基本民生和人权,很多人确实会因为防疫清零政策逃离中国。”
他说,清零政策还导致很多企业倒闭,国外订单、产业链转移到其它国家。“企业发现他们可以重新开工生产以后,订单却没了,一些人也因为这个离开中国。”
唐靖远说,早在2019年,中国的移民人数就曾经刷新了历史新高,出现了第一波高峰,当时至少一万五千多名富豪选择移民到海外。相比2016年1万人左右的统计数字,增幅达到了30%。
2014年期间,大陆胡润百富榜对已经移民的富豪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调查显示:教育质量、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是促使移民的三大动因。但是疫情爆发以后,2019年底以来,大陆的经济遭受了重创,中共又同时提出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引发了富人阶层对公私合营可能卷土重来的极大担忧。
随着人员的大逃亡,大批富豪通过海外投资、置业或离岸信托等方式,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根据全美地产学会的年度报告,中国买家在美国住宅销售额以61亿美元保持外来买家销售额第一,延续了2013年以来的趋势。近六成的中国买家(58%)进行了全现金购买。中国买家的平均购买价格略超100万美元,其中近三分之一(31%)的人在加州购买了房产。
谢田教授说,实际上,不光是在加州,美国的东部,在新泽西、纽约、康州等地,还有加拿大的温哥华等,中国人拿着现金买房子的很多。
他表示,这些资金不乏以权谋私或贪污腐败官员的灰色收入。河南村镇银行存款消失,实际上是高级管理人员和地方政府合谋,在利用银行业监管不力的机会,卷款潜逃。
他从内部消息得知,一个存款高达400亿人民币的村镇银行,用了200亿来贿赂中共高官,都是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官员或其家属,另外有一百多亿是贿赂地方政府官员,最后只剩下几十亿,完全没办法去偿付那400亿的存款。这些贪官拿到钱后大多会转移到海外。
他说:“再如深圳银行的挤兑,我们发现银行挤兑的现象也是因为它存款被盗走,或者被转成理财产品。央企储户现在拿不出钱来了,这些背后涉及的巨大财富,我认为已经不在中国,很多通过地下钱庄等方式的虚假投资,已经转移到海外了。”
还有停贷的问题,谢教授认为,很多房地产公司是中共高官的白手套。“业主已经付了房屋抵押贷款,银行已经拿到这笔钱了,开发商却没钱把房子盖完,这些钱去哪里了?实际上是开发商、银行和地方政府合谋把钱卷走了。比方说,恒大只有几千亿人民币的资产,但是它的负债高达2万亿,这笔钱去哪里了?”
唐靖远分析,体制内的人对“中共已经没有出路”的认识更加透彻、深刻,所以出现大量裸官,先把妻子儿女送到海外,铺垫好一切退路后,一旦有风吹草动,立马一张机票就可以出去了,离开这艘正在下沉的船。
“他们财富运作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出发点、动机是一样的,他们都知道中共体制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他们都没有信心,但是都想着利用自己的权力或资源优势尽量多捞一点。”
唐靖远分析,从短期看,富有群体集中移民,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带走大量财富。短期内的外汇资产迅速转移,直接冲击到中共的外汇体制,甚至危及中共的外汇安全,动摇外汇基础。
中期来看,如果“活水外流”形成了规模,大陆的民众可以分享的社会财富基数就会下降。随着资产大量转移,大陆企业得到的投资、就业机会也会迅速减少,必然的结果就是大陆的贫富差距加剧。
从长期看,骨干群体的人才流失会造成整个社会在创新、智力资源方面出现匮乏,社会的发展将明显受限,甚至下降。
“一个社会的财富和知识精英群体都出现了流失的话,说明这个社会一定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社会骨干中坚力量的离开,反过来促成这个社会危机的加快,所以它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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